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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是中國古代關於政治經濟制度的一部著作,是古代儒家主要經典之一。包括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故本名《周官》,又稱《周官經》。西漢成帝時,劉歆校理秘府所藏書籍,才將《周官》列入書目,但缺冬官一篇,遂以《考工記》補足。王莽建立新朝,始改《周官》為《周禮》,並宣稱這是周公居攝時所制訂的典章制度。自鄭玄作注后,與《儀禮》、《禮記》並列為《三禮》。宋代列入《十三經》,遂成為中國古代法典,其中關於經濟生活的規定,主要在地官,其次是天官。冬官《考工記》專記手工技藝。

1 《周禮》 -簡介

《周禮》是儒家經典,

《周禮》《周禮》
西周時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軍事家周公旦所著,今從其思想內容分析,則說明儒家思想發展到戰國後期,融合道、法、陰陽等家思想,與春秋孔子時思想發生極大變化。《周禮》所涉及之內容極為豐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曆象;小至溝洫道路,草木蟲魚。凡邦國建制,政法文教,禮樂兵刑,賦稅度支,膳食衣飾,寢廟車馬,農商醫卜,工藝製作,各種名物、典章、制度,無所不包。堪稱為上古文化史之寶庫。

以人法天的理想國綱領《周禮》,西漢的景帝、武帝之際,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徵得一批古書,其中一部名為《周官》。原書當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冬官篇已亡,漢儒取性質與之相似的《考工記》補其缺。王莽時,因劉歆奏請,《周官》被列入學官,並更名為《周禮》。東漢末,經學大師鄭玄為《周禮》作了出色的注。由於鄭玄的崇高學術聲望,《周禮》一躍而居《三禮》之首,成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

《周禮》規定,全國的最高土地所有權屬於王(天子)。千里王畿為王直轄之地,王畿內的土地有由王直接佔有的王田,有分封給王直屬的公、卿、大夫、士的采邑,而以王田為數最多。王畿外的土地,天子則分封給諸侯,其佔有情況,與王畿類似。這就形成了經濟上的土地等級佔有,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政治上的等級從屬關係。

《周禮》將耕地都按方塊田形制進行規劃。其具體規劃辦法有井田制和溝洫制兩種。基本單位都是一百畝(又稱一夫),成正方形。井田制,九夫一井,不同於孟子所說的八夫一井。井以上一律是四進位,為邑、丘、甸、縣、都,一直都成正方形。

《周禮》仿宋版印-周禮 八冊42卷
溝洫制,一夫以上是十進位,縱橫皆十對,成正方形。田間有相應的水道系統:遂、溝、洫、澮。采地用井田法規劃,可使分封給公、卿、大夫的土地都成正方形,集中在一起,對王田的計算則無此必要。土地不論划井與否,皆無「公田」。直接生產者的身份地位、地租剝削形式,也不因划井與否而有所不同。

無論是王田或采地,全都役使農民耕種。農民受田以家或夫為單位,受田辦法,或是:「不易(不須休耕)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種一年,休耕一年)家二百畝,再易之地(種一年,休耕二年)家三百畝」(《大司徒》)。或是:「上地,夫一廛(宅地),田(不須休耕)百畝,萊(須休耕)五十畝;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余夫亦如之」(《遂人》)。通算一夫受田約為二百畝。

《周禮》《周禮》

《周禮》的中心思想,是組織人民,充實府庫,以求達到統一天下的目的。在上述貴族佔有土地制度下,天子、諸侯要其臣民繳納貢賦。貢是人民和諸侯對天子的獻納,包括生產實物和各種珍品。《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將全體人民,分配從事九種職業。《閭師》根據人們的不同職業,分別規定其應向統治者貢納的物品。這就是貢的主要內容。賦包括兵役、各種徭役和田稅,是土地佔有者貴族對直接生產者的課徵。《周禮》規定地稅稅率為:「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徵二十而五」(《載師》)。距王城近的負擔勞役多,故地稅輕;距王城遠的負擔勞役少,故地稅重,體現了負擔公平的原則。

《周禮》規定一定的財政收入用於一定的用途。財政支出以節用為原則,各地都應有結餘財物,以備他用。掌管全國財政的最高機關為大府,下設各自獨立的會計和出納機構。出納機構有:王府,為王的私庫;內府,是掌管貨賄的國庫,供頒賜等公用、「大用」;外府是掌管百物的國庫,供一般支出。掌管會計的最高機構為司會,其屬官有:職內,專管歲入會計;職歲,專管歲出會計;職幣,專管結餘。這套財政管理制度比較完備,特別是關於實行會計與出納分立和王的私庫與國家公庫分立的制度。

《周禮》《考工記》

《周禮》作者雖重視農業,但並不忽視商業的作用,對於不同情況的商品交換,規定了不同的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司市》)。三市各自有其處所,不相雜亂。管理市場的官員有:司市、胥師、肆長、胥、司稽、司暴等等。嚴格規定可以入市的貨物,凡「偽飾之禁」所列的十二種情況是不準入市的。商品按品種、按價格分別列肆,使商人不致以次貨冒充好貨;並主張統一度量衡,以便利商品的交換。商品價格由胥師核定,而不是在商品交換過程中自然形成。主要商稅為布,徵收對象為出售的商品。官卡也徵稅。泉府(徵收商稅的機構)在商品滯銷時,可以收購,使市場得以活躍,泉府在賣出這些商品時,又注意防止投機倒把,使市場物價得以穩定。整個商業活動都是受官府控制的。

《冬官》(《考工記》)將手工業者與王公、士大夫、商旅、農夫、婦功同列為國之六職。手工業曾號稱「百工」,規模大,技術水平也高。它的記述,也表明作者對製造品和生產技術的重視。

《周禮》對歷代封建王朝的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產生過深遠的影響,王莽改制以《周禮》為主要依據,宋代李覯的《周禮致太平論》、王安石新政,以及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都從《周禮》中吸取過某些思想。

2 《周禮》 -成書之謎

《周禮》是一部通過官制來表達治國方案的著作,

《周禮》《周禮》
內容極為豐富。《周禮》六官的分工大致為:天官主管宮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軍事,秋官主管刑罰,冬官主管營造,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上古文獻中實屬罕見。《周禮》所記載的禮的體系最為系統,既有祭祀、朝覲、封國、巡狩、喪葬等等的國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樂懸制度、車騎制度、服飾制度、禮玉制度等等的具體規制,還有各種禮器的等級、組合、形制、度數的記載。許多制度僅見於此書,因而尤其寶貴。

《周禮》面世之初,不知什麼原因,連一些身份很高的儒者都沒見到就被藏入秘府,從此無人知曉。直到漢成帝時,劉向、歆父子校理秘府所藏的文獻,才重又發現此書,並加以著錄。劉歆十分推崇此書,認為出自周公手作,是「周公致太平之跡」。東漢初,劉歆的門人杜子春傳授《周禮》之學,鄭眾、賈逵、馬融等鴻儒皆仰承其說,一時注家蜂起,歆學大盛。

如此重要的一部著作,卻無法確定它是哪朝哪代的典制。此書名為《周官》,劉歆說是西周的官制,但書中沒有直接的證明。更為麻煩的是,西漢立於學官的《易》、《詩》、《書》、《儀禮》、《春秋》等儒家經典,都有師承關係可考,《漢書》的《藝文志》、《儒林傳》都有明確的記載,無可置喙。而《周禮》在西漢突然被發現,沒有授受端緒可尋,而且先秦文獻也沒有提到此書,所以,其真偽和成書年代問題成為聚訟千年的一大公案。歷代學者為此進行了曠代持久的爭論,至少形成了西周說、春秋說、戰國說、秦漢之際說、漢初說、王莽偽作說等六種說法。古代名家大儒,以及近代的梁啟超、胡適、顧頡剛、錢穆、錢玄同、郭沫若、徐復觀、杜國庠、楊向奎等著名學者都介入了這場討論,影響之大,可見一斑。

作為主流派的意見,古今判若兩途。古代學者大多宗劉歆、鄭玄之說,認為是周公之典。清代著名學者孫詒讓認為,《周禮》一書,是自黃帝、顓頊以來的典制,「斟酌損益,因襲積累,以集於文武,其經世大法,咸稡於是」(《周禮正義序》),是五帝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經世大法的集粹。古代學者以五帝、三代為聖明之世、至治之極,其後則是衰世。周公是五帝三代的集大成者,古人將《周禮》的著作權歸於周公是十分自然的事。

《周禮》清刻本《周禮精華》

近代學者大多反對古人的這種歷史觀。從文獻來看,比較集中地記載先秦官制有《尚書》的《周官》篇和《荀子》的《王制》篇,《周官》已經亡佚。最初曾有人認為,《周禮》原名《周官》,應當就是《尚書》的《周官》篇。但是,《尚書》二十八篇,每篇不過一、二千字,而《周禮》有四萬餘字,完全不象是其中的一篇。《荀子·王制》所記官制,大體可以反映戰國後期列國官制的發達程度,但是總共只有七十多個官名,約為《周禮》的五分之一,而且沒有《周禮》那樣的六官體系。《春秋》、《左傳》、《國語》中有不少東周職官記載,但沒有一國的官制與《周禮》相同。從西周到西漢的每一個時期都可以找到若干與《周禮》相同的官名,但誰也無法指認出與《周禮》職官體系一致的王朝或侯國。

近代學者在文獻學研究的基礎上輔之以古文字學、古器物學、考古學研究等手段,對《周禮》進行更為廣泛、深入的研究。目前,多數學者認為《周禮》成書年代偏晚,約作於戰國後期。持其它意見的學者也不少,彼此爭論很激烈。爭論的實質,是對於古代社會的認識,即《周禮》所描述的是怎樣一種性質的社會?它的發展水平究竟與西周、春秋、戰國、秦、西漢的千年歷史中的哪一段相當?由於涉及的問題太複雜,《周禮》的成書年代問題至今沒有定論。

3 《周禮》 -典制系統

《周禮》展示了一個完善的國家典制,國中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富於哲理。讀後令人頓生「治天下如指之掌中」的感覺。其國家的行政規劃有以下表述:

《周禮》《周禮》

國都。《周禮》國都地點的選擇,是通過「土圭」來確定的。《周禮·大宗伯》云: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影),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土圭是一種測日影長短的工具。所謂「測土深」,是通過測量土圭顯示的日影長短,求得不東、不西、不南、不北之地,也就是「地中」。夏至之日,此地土圭的影長為一尺五寸。之所以作如此選擇,是因為「地中」是天地、四時、風雨、陰陽的交會之處,也就是宇宙間陰陽沖和的中心。

九畿。《周禮》以土圭測日影,在地中建王城,既是哲學寓意的需要,也是「體國經野」的需要。王者劃分國野和野外之地,都以王城為中心。如方千里的王畿,就是以王城為中心建立的。王畿之外有所謂「九畿」。《周禮·夏官·大司馬》云:

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可知九畿的分佈,是以方千里的王畿為中心,其四外的五千里之地,依次劃分為侯畿、甸畿、男畿、采畿、衛畿、蠻畿、夷畿、鎮畿、蕃畿等九層,大小相套,依次迭遠。相鄰之畿的間隔都是五百里。《尚書》中確有侯、甸、男、衛、采等外服的名稱,卻沒有如此類似於同心圓的分佈。

居民組織。《周禮》的居民組織有兩類:國都之外的四郊之地稱為鄉,郊外之地稱為遂。鄉之下細分為州、黨、族、閭、比等五級行政組織。遂之下細分為鄰、里、酇、鄙、縣等五級行政組織。根據地官的《大司徒》、《遂人》等記載,鄉、遂的民戶構成分別為:

《周禮》《周禮》-春秋戰國建築

一比:5家一鄰:5家

一閭:25家一里:25家

一族:100家一酇:100家

一黨:500家一鄙:500家

一州:2500家一縣:2500家

一鄉:12500家一遂:12500家

鄉、遂各級組織的編製極其整齊。此外,鄉和遂的數量都是六個。六鄉、六遂的居民數似乎恰好相合,既無不足,也無羨餘。如有天災人禍,民戶之數發生變化,無法滿足以上要求時當如何處理?《周禮》未曾提及。

農田規劃《周禮》對於「野」的農田的規劃,也是整齊劃一。《地官·遂人》云: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這裡記載了兩個系統,一是農田系統,二是溝洫系統。農田以「夫」為基本單位,一夫受田百畝。夫田與夫田之間有稱為「遂」的水渠,遂上有稱為「徑」的道路。每十夫之田之間,有稱為「溝」的水渠,溝上有稱為「畛」的道路。每百夫之田之間,有稱為「洫」的水渠,洫上有稱為「塗」的道路。每千夫之田之間,有稱為「澮」的水渠,澮上有稱為「道」的道路。每萬夫之田之間,有稱為「川」的水渠,川上有稱為「路」的道路。如此通達於王畿。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溝洫、道路系統有嚴格的丈尺規定。據鄭玄的注,遂,寬、深各二尺;溝,寬、深各四尺;洫,寬、深各八尺;澮,寬二尋、深二仞。溝洫上的道路的寬度,徑可以讓牛馬通過,畛可以讓大車(車軌寬六尺)通過,塗可以讓一輛乘車(車軌寬八尺)通過,道可以讓兩輛乘車通過,路可以讓三輛乘車通過。以上數例,可以發現《周禮》的制度有相當的理想化的成分。將國都建在「地中」,其理論色彩十分鮮明,實際上是無法操作的。

4 《周禮》 -學術思想

《周禮》作者的立意,

《周禮》《周禮》
並非要實錄某朝某代的典制,而是要為千秋萬世立法則。作者希冀透過此書表達自己對社會、對天人關係的哲學思考,全書的謀篇布局,無不受此左右。儒家認為,人和社會都不過是自然精神的複製品。戰國時期,陰陽五行思想勃興,學術界盛行以人法天之風,講求人與自然的聯繫,主張社會組織仿效自然法則,因而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說。《周禮》作者正是「以人法天」思想的積極奉行者。

《周禮》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冬官等六篇為間架。天、地、春、夏、秋、冬即天地四方六合,就是古人所說的宇宙。《周禮》六官即六卿,根據作者的安排,每卿統領六十官職。所以,六卿的職官總數為三百六十。眾所周知,三百六十正是周天的度數。《周禮》原名《周官》,此書名緣何而起,前人曾有許多猜測。依筆者之見,所謂《周官》,其實就是「周天之官」的意思。作者以「周官」為書名,暗含了該書的宇宙框架和周天度數的布局,以及「以人法天」的原則。其後,劉歆將《周官》更名為《周禮》,雖然有抬高其地位的用心,但卻是歪曲了作者的本意。

在儒家的傳統理念中,陰、陽是最基本的一對哲學範疇,天下萬物,非陰即陽。《周禮》作者將這一本屬於思想領域的概念,充分運用到了政治機制的層面。《周禮》中的陰陽,幾乎無處不在。《天官·內小臣》說政令有陽令、陰令;《天官·內宰》說禮儀有陽禮、陰禮;《地官·牧人》說祭祀有陽祀、陰祀等等。王城中「面朝後市」、「左祖右社」的布局,也是陰陽思想的體現。南為陽,故天子南面聽朝;北為陰,故王后北面治市。左為陽,是人道之所向,故祖廟在左;右為陰,是地道之所尊,故社稷在右。如前所述,《周禮》王城的選址也是在陰陽之中。所以,錢穆先生說,《周禮》「把整個宇宙,全部人生,都陰陽配偶化了」(《周官著作時代考》)。

戰國又是五行思想盛行的時代。

《周禮》五行
陰、陽二氣相互摩盪,產生金、木、水、火、土五行。世間萬事萬物,都得納入以五行作為間架的體系,如東南西北中等五方,宮商角徵羽等五聲,青赤白黑黃等五色,酸苦辛咸甘等五味,等等。五行思想在《周禮》中也得到了重要體現。在《周禮》的國家重大祭祀中,地官奉牛牲、春官奉雞牲、夏官奉羊牲、秋官奉犬牲、冬官奉豕牲。眾所周知,在五行體系中,雞為木畜,羊為火畜、犬為金畜、豕為水畜、牛為土畜。《周禮》五官所奉五牲,與五行思想中五畜與五方的對應關係完全一致,具有明顯的五行象類的思想。與此相呼應,地官有「牛人」一職,春官有「雞人」一職,夏官有「羊人」一職,秋官有「犬人」一職,冬官有「犬人」一職。

綜上所述,《周禮》是一部以人法天的理想國的藍圖。這樣說,絲毫不意味著《周禮》中沒有先秦禮制的素地。恰恰相反,作者對前代的史料作了很多吸收,但不是簡單移用,而是按照其哲學理念進行某些改造,然後與作者創新的材料糅合,構成新的體系。

蘊涵於《周禮》內部的思想體系,有著較為明顯的時代特徵。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諸家本各為畛域,《易》家言陰陽而不及五行,《洪範》言五行而不及陰陽;儒家諱論法治,法家譏談儒學。陰陽與五行,經由鄒衍方始結合;儒與法,經由荀子才相交融。儒、法、陰陽、五行的結合,肇於戰國末期的《呂氏春秋》。《周禮》以儒家思想為主幹,融合法、陰陽、五行諸家,呈現出「多元一體」的特點。其精緻的程度,超過《呂氏春秋》,因而其成書年代有可能在《呂氏春秋》之後,而晚至西漢初。

5 《周禮》 -貢獻影響

《周禮》一書,體大思精,

《周禮》宋婺州市門巷唐宅刻本
學術與治術無所不包,因而受到歷代學者的重視,后儒嘆為「非聖賢不能作」,誠非無稽之談。所謂「學術」,是說該書從來就是今古文之爭的焦點。漢代經籍,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書寫的稱為「今文經」,用六國古文書寫的稱為「古文經」。漢初在孔子府宅的夾壁中發現的文獻,以及在民間徵得的文獻大多是古文經,而立於學官的都是今文經。今文經與古文經的記載不盡一致,因而雙方時有爭論。漢代古文學以《周禮》為大宗,今文學以《禮記·王制》為大宗。為此,《周禮》每每成為論戰中的焦點,加之它傳授端緒不明,屢屢受到今文學家的詰難,如著名經師何休就貶之為「六國陰謀之書」;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則指斥它出於王莽篡漢時劉歆的偽造。相反,褒之者如劉歆、鄭玄等則譽之為「周公之典」。

儘管如此,《周禮》依然受到歷代學者的重視。唐人為「九經」作疏,其中最好的一部就是賈公彥的《周禮疏》,受到朱熹的讚賞。清儒為「十三經」作新疏,孫詒讓的《周禮正義》冠絕一世,至今無有出其右者。歷代學者圍繞《周禮》真偽等問題所作的種種考索,更是浩繁之至。

所謂治術,是說《周禮》作為一部治國綱領,成為歷代政治家取法的楷模。古人言必稱三代,三代之英在周。古人篤信《周禮》出自周公,書中完善的官制體系和豐富的治國思想,成為帝王、文人取之不盡的人文。

《周禮》的許多禮制,影響百代。如從隋代開始實行的「三省六部制」,其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禮》的「六官」設置的。唐代將六部之名定為吏、戶、禮、兵、刑、工,作為中央官制的主體,為後世所遵循,一直沿用到清朝滅亡。歷朝修訂典制,如唐《開元六典》、宋《開寶通禮》、明《大明集禮》等,也都是以《周禮》為藍本,斟酌損益而成。又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的都城格局,成為歷代帝王嚮往的楷模。

《周禮》《周禮》建築
但歷朝都城,大都沿用前朝舊址,故其格局難以刷新。蒙古統治者在北京建立大都時,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規劃,乃以《周禮》為範本,建立面朝後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以後,明、清兩朝不僅沿用不廢,還仿照《周禮》,建天壇、地壇、日壇、月壇、先農壇等,形成今日的布局。朝鮮的漢城,同樣有面朝後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乃是海外依仿《周禮》建都的典範。

《周禮》一書含有豐富的治國思想,《天官》概括為「六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等十大法則,並在地官、春官、夏官、秋官的敘官中作了進一步的闡述,詳密嚴謹,宏纖畢貫,對於提升後世的行政管理思想,有著深遠的影響。

《周禮》對官員、百姓,採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輔的方針,不僅顯示了相當成熟的政治思想,而且有著駕馭百官的管理技巧。管理府庫財物的措施,嚴密細緻,相互制約,體現了高超的運籌智慧。書中有許多至今猶有生命力的,可以借鑒的制度。歷史上每逢重大變革之際,多有把《周禮》作為重要的思想資源,從中尋找變法或改革的思想武器者,如西漢的王莽改制、六朝的宇文周革典、北宋的王安石等,變法無不以《周禮》為圭臬。清末,外患內憂交逼,為挽救頹勢,孫詒讓作《周官政要》,證明《周禮》所蘊涵的治國之道不亞於西方。朝鮮時代後期的著名學者丁若鏞(號茶山),曾撰作三十萬言的《經世遺表》,主張用《周禮》改革朝鮮的政治制度。任何一位空想家都不可能脫離現實來勾畫理想國的藍圖,《周禮》也是如此,在理想化的框架之下,作者利用了大量歷史材料加以填充。不過,作者在使用時往往根據需要作了加工和改造,這是讀《周禮》時必須注意的,這也正是此書的複雜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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