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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主義」的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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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問題與主義」的論戰 -「問題與主義」的論戰

 

2 「問題與主義」的論戰 -正文

  中國五四運動時期馬克思主義同資產階級實用主義、改良主義關於要不要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中國革命的論戰。這場論戰批判了資產階級實用主義的主觀唯心主義和改良主義、宣傳了歷史唯物主義,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
  五四運動后,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深入發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日益擴大,引起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仇視,也引起了新文化統一戰線的分化。這期間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J.杜威來中國講學,大肆宣揚實用主義,抵制馬克思主義。胡適於1919年7月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胡適的文章一發表就遭到革命者的批判。同年 8月中旬李大釗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進行了嚴正的駁斥。以後胡適接連發表三論、四論問題與主義等文章,繼續向馬克思主義進攻,挑起了「問題與主義」的論戰。胡適在他的文章中從實用主義立場出發,否認社會科學理論的客觀真理性,認為任何主義都是某些別有用心的人主觀想象的產物;各種主義的對立和差別是由於提倡者的才能、家世和所受教育的經驗不同而出現的。他把宣傳主義同解決社會具體問題對立起來,提出要「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種種主義,以反對「空談主義」為名,反對宣傳馬克思主義,謾罵宣傳主義是「阿貓阿狗」、「鸚鵡留聲機都能做的事」。他否認階級鬥爭,攻擊馬克思主義是「太偏向申明『階級的自覺心』一方面」,因此形成階級對立,產生階級鬥爭。他反對通過社會革命根本解決中國社會問題,主張只可以對一個個具體問題進行研究,作一點一滴的改良。
  針對胡適的觀點,李大釗指出問題與主義是不能分開的。主義「有理想與實用兩面」,是解決問題的理論、觀點和方法。只有用理想的主義武裝群眾,發動群眾共同行動,才能解決社會問題。因此,我們的社會運動,既要研究實際問題,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這是交互為用、并行不悖的。中國的社會問題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能解決一個個具體問題。他依據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指出: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各種社會問題都可以解決。要解決經濟問題,必須進行社會革命,開展階級鬥爭,這就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他明確肯定馬克思主義是最理想的主義,公開宣布自己贊成和實行馬克思主義的嚴正立場,號召廣泛宣傳它,介紹它,使之「昭布在人類社會」,並本著這一主義去進行實際運動,照俄國革命的榜樣,解決中國的問題。
  1919年 8月31日《每周評論》被反動政府查封。但這場論戰並沒有因此停止。同年底胡適又在《新青年》上發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繼續宣揚實用主義和改良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說什麼「十篇『贏餘價值論』,不如一點研究的興趣」。接著李大釗於12月 1日在《新潮》上發表《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1920年 1月又在《新青年》上發表《由經濟上解釋近代中國思想變動的原因》等文章,和胡適針鋒相對,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進一步說明「一切的主義,都在物質上經濟上有他的根源」;認為思想、主義、哲學等等的變化取決於經濟、物質的變化,揭示了新文化運動發生髮展的根本原因,表示了社會主義者對於唯物史觀的堅定信念。與此同時,一些重要的社團內部,如少年中國學會等,也展開了「問題與主義」論戰,批判了實用主義和改良主義。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右翼知識分子在遭到批判以後,就逐漸離開新文化統一戰線,公開投向帝國主義、封建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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