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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夫改革,蘇聯正式的政治演變起自戈爾巴喬夫推行的「開放」和「改革」政策,前者指的不是經濟上的對外開放,而是國內政治上的「開放」,「改革」則是指經濟改革。

  作為共產主義陣營的發源地和中堅的蘇聯,頃刻之間突然分崩離析,號稱強大無比、黨員達人口十分之一的蘇共

  ,竟然找不到多少支持者而迅速土崩瓦解,對全世界來說,這確實是一場完全出乎意料的世紀性變化。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蘇聯的解體和蘇共的崩潰自然有其深刻的原因,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話語來說,就是有著「歷史必然性」。如果沒有一系列長期以來不斷積累的導致蘇聯解體的條件,葉利欽和蘇聯的民主派是不可能「四兩撥千斤」,輕而易舉地戰勝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以及龐大的蘇聯黨政軍特系統,並建立起一個民主制度的。值得深思的是,這種結局為什麼是歷史之必然,在蘇聯解體這一歷史過程中應當獲得什麼啟示?

  誰是罪魁禍首?

  蘇聯正式的政治演變起自戈爾巴喬夫推行的「開放」和「改革」政策,前者指的不是經濟上的對外開放,而是國內政治上的「開放」,「改革」則是指經濟改革。

  一種很典型的說法指戈爾巴喬夫是蘇聯解體、蘇共崩潰的罪魁禍首,認為是他有意要葬送蘇聯和蘇共。其中客氣一些的說法,是批評他在政治改革問題上作了錯誤決策,不應當實行政治「開放」。還有一種說法則認為,蘇聯只搞政治改革、不搞經濟改革,所以必然失敗。言外之意是,如果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就不會發生那樣的結局。這兩種說法顯然都過於簡單化,忽略了導致蘇聯政治演變的諸多國內、國際因素,而且,也帶有很明顯的從各自立場出發的政治意涵。

  蘇聯解體、蘇共垮台後,許多西方著名的蘇聯問題專家多次反思,坦率地承認,雖然他們十分了解蘇聯體制的根本弱點,但他們當中幾乎沒有人曾料到,一個昔日集權、強大的超級大國蘇聯,會在短短的幾年內就徹底垮掉,而且事先似乎沒有要垮台的任何徵兆。

  只有一個人,即卡特任總統時的國務卿布熱津斯基,二十年前曾經預言,蘇聯的制度可能拖不過二十世紀,但是他也無法解釋,為什麼這會發生在九十年代,而不是更早或下一世紀。令許多蘇聯問題專家感到慚愧的是,他們過去幾十年悉心研究蘇聯所建立起來的種種理論,都只能說明為什麼蘇聯會保持穩定,卻無法解釋為什麼蘇聯維持不下去了。

  確實,戈爾巴喬夫是蘇聯「開放」和「改革」的主導者。那麼,又是什麼因素迫使戈爾巴喬夫推動「開放」和「改革」的呢?十年過去了,現在西方關於當年蘇聯解體原因的說法仍然莫衷一是。政治、歷史、經濟學、社會各個領域的學者,各有各的觀察角度,其解釋也各有千秋。

  結束冷戰卻導致蘇聯東歐陣營的瓦解

  有的西方專家認為,在冷戰中與西方抗衡的失敗,是蘇聯轉而推動國內改革並默許東歐變革的重要因素。早在八十年代中期,蘇聯軍方就很清楚地意識到,蘇聯的經濟已經無法 支撐新一代武器的研製和生產,因此軍方不可能在冷戰中保持與西方的均勢,更不可能在冷戰中取勝。所以,軍方放棄了堅持冷戰這一目標,謀求與西方的緩和。

  蘇聯東歐陣營在冷戰中的失敗是兩種制度較量的結果,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蘇聯在抗衡中漸漸露出敗像的情況下,為了自救而放棄冷戰。失去了冷戰這個戰略目標,蘇聯東歐陣營的向心力就大大削弱。對蘇聯來說,原來在冷戰時期具有戰略價值的東歐國家失去了其重要性,而這些國家日益落後的社會主義經濟和它們對蘇聯的依賴,也變成了蘇聯沉重的經濟包袱。結果,蘇聯改變了對東歐國家的一貫政策,開始鼓勵東歐國家的變革,而對東歐各國反對變革、依賴蘇聯支持保護的保守派則越來越冷淡。面對東歐國家一九八九年的變革浪潮,蘇聯採取了一種不干預的默許態度,於是東歐各國的共產黨政權就撐不下去了,最後被迫相繼下台。

  東歐國家的共產黨政權本來就是蘇聯處心積慮地扶植起來的。「二戰」期間,蘇聯通過共產國際,在莫斯科頗有戰略眼光地培養了一批東歐各國的幹部,制定了一整套奪取政權的方案,準備戰後建立聽命於蘇聯的政權。二戰後期,東歐各國相繼被蘇聯紅軍佔領。蘇聯利用佔領軍的地位和權勢,把以前培養的東歐各國的共產黨人送回本國,或者是讓他們加入當地的自由派政權,進而取得控制權,或者是資助、支持東歐共產黨人建立親蘇的政治團體和政黨,打擊並逐漸取代本國的自由派勢力,最後在東歐各國如願以償地先後建立了親蘇政權。

  東歐各國戰前實行的是市場經濟制度,也有市民社會的傳統,老百姓對社會主義制度並不怎麼支持,二戰結束時也從未發生過擁護共產黨人的革命。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是蘇聯強加給東歐各國老百姓的,在東歐各國缺乏足夠的社會基礎。因此,在東歐各國曾屢屢發生民眾對共產黨政權的大規模反抗:一九五三年在東德,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在捷克,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七○年在波蘭,都發生過民眾的起義。當地的共產黨政權每次都是在蘇聯的干預和援助下,把這些反抗殘酷鎮壓下去的。

  到了八十年代後期,蘇聯這座惟一的靠山悄悄往後撤了,東歐國家的共產黨政權就無法獨自抗拒國內長期被壓制的自由民主要求,也不敢再殘酷鎮壓民主運動。沒有了蘇聯軍事、政治、經濟上的強力支持,哪個東歐共產黨政權也承擔不起對抗國際社會的後果。這樣,東歐各國在國內普遍要求政治經濟變革的壓力下,就自然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的道路。而東歐各國的政權相繼「易幟」,又反過來形成了對蘇聯政治改革的巨大促進和壓力,使蘇聯只能沿著民主化的方向不斷向前移動,蘇聯的解體和蘇共的崩潰實際上是這一過程不可避免的結果。

  高福利拖垮了社會主義

  八十年代蘇聯的經濟狀況不佳是人所共知的,不少學者往往只強調蘇聯計劃經濟體系的僵化、過度發展國防工業、民用工業技術水平落後等等,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蘇聯的全面

  福利制度和高福利、高消費水平也是蘇聯經濟日益衰敗的重要原因。

  從赫魯曉夫時代開始,蘇聯就不斷提高社會主義福利的水平;到了勃列日涅夫時代,由於政府無法再乞靈於廣泛的恐怖統治,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逐漸失去號召力、社會不滿日益增加的情況下,只有「花錢買穩定」,用高福利來邀買人心,換取老百姓的政治服從。因此,到了七十年代末期,蘇聯民眾的生活水平就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商品供應充足,物價低廉,大量分配新建住宅,電視機、冰箱、洗衣機等耐用消費品迅速普及,老百姓的儲蓄也不斷增加,那時蘇聯人的購買力就幾乎相當於今天中國人的購買力。

  但是,這種高福利雖然是老百姓的福音,卻是蘇聯經濟的噩耗。因為,蘇聯低效率的經濟基礎實際上只能應付低收入、低消費,無力長期支撐這種高福利。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由於沒有競爭壓力,雖然提高了福利和教育水平,卻並不會相應提高整個經濟的勞動生產率,只不過促使更多的人轉移到輕鬆乾淨的工作崗位上,造成白領崗位上大量冗員、工作紀律鬆懈,而藍領崗位卻嚴重缺員。所以,高福利時代越長,對蘇聯經濟實力的消耗也越厲害。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後期,蘇聯已經債台高築,再也供不起這樣的高福利了。於是,商品短缺越來越嚴重,通貨膨脹不斷上升,經濟增長停滯,經濟情況明顯惡化。

  其實,在蘇聯實行重工業優先、低收入低消費政策的年代,經濟並沒有垮掉。只是因為從勃列日涅夫時代開始,連續實行了二十年的高福利,才使經濟陷入絕境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想要既維持一個重工業、軍事工業為重心的經濟結構,又維持高福利,是力不能及的。然而,一旦為了國內政治的需要,不得不走上高福利的不歸路,那麼,或早或晚,國力「透支」就必然導致經濟危機。

  在勃列日涅夫統治的年代,「花錢買穩定」確實讓黨和老百姓「皆大歡喜、各得其所」,黨不用擔心社會不穩定,老百姓有輕鬆舒適的物質生活。可是,一個隱藏在背後的結果是,這一時期的高福利政策不光「吃」掉了斯大林、赫魯曉夫時代留下的「老本」,還把戈爾巴喬夫時代的資源也提前「吃」掉了,是一種既「吃」祖宗飯、又「吃」子孫飯的政策.其後患究竟如何,到戈爾巴喬夫時代才真正顯現出來。戈爾巴喬夫實際上吃了勃列日涅夫的「啞巴虧」,「命」里註定是個悲劇式的人物。勃列日涅夫雖然是個昏庸無能之輩,到了任期的後半段,連在蘇共代表大會上照著講稿念,都念得錯字連篇,可是他這個「媳婦」手中有「米」,輕輕鬆鬆地就把「家」維持下來了。戈爾巴喬夫這個「媳婦」倒是比前任們「巧」得多,可他的前任把「撒銀子」、做「好人」的機會全用光了,留給他的只是堆積如山的債和得罪人的「差事」,新「媳婦」再「巧」,沒有「米」也維持不住這個「家」。

  在「苦頭」和「甜頭」之間的兩難選擇

  八十年代,經濟危機隱然露頭之後,蘇聯社會中出現了一種對經濟改革的幻覺,認為只要推行市場化改革,就可以很快過上發達社會的富裕生活。從這種幻覺的背後,可以看到

  一種對經濟改革的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態度。然而,當時在蘇聯卻很少有人提到,在蘇聯這種長期維持高福利、資源耗盡的背景下,推行經濟改革其實是一種自救行動,其根本目的是提高效率、減少資源消耗、防止經濟系統的進一步瓦解。這樣的經濟改革不會立竿見影地帶來「甜頭」,當然也很難讓已經相當高的社會主義福利再上一層樓;相反,經濟改革卻可能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給蘇聯民眾帶來「苦頭」。

  社會主義國家或遲或早都得搞經濟改革,並不是因為市場經濟比社會主義經濟更有魅力,人們可以在兩個制度里任意挑一個更喜歡的,或者可以像點菜那樣,從兩種經濟制度里選一些合乎自己胃口的東西。其實,社會主義國家搞經濟改革是迫不得已的,不改革就可能垮台。在這種情況下,只剩下一個市場經濟可以選擇,不管人們喜歡還是不喜歡,能夠代替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只有市場經濟,走市場經濟的路實際上是沒有選擇的選擇。

  而要建立一個真正的有效的市場經濟制度,就不能再充分照顧人們在社會主義體制中得到的既得利益。所以,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大部分老百姓來說,改造計劃經濟、走上市場經濟的過程,並不是甜蜜的,而是痛苦的,會被迫放棄很多在社會主義制度里得到保護的既得利益,會面臨激烈的競爭,很多人原來的社會經濟地位可能保不住了,在相當一段時期里,生活水平不會上升反而可能下降。後來蘇聯東歐各國的經濟轉型過程都證明了這一點。

  這種一代人為了經濟改革而付出沉重代價的過程,可以說是「父債子還」。換言之,第一代人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但並沒有嘗到社會主義高福利的「甜頭」;第二或第三代人雖然沒有政治自由,但是卻享受了社會主義高福利,無論比上一代還是下一代都過得輕鬆舒適,但把子孫們賴以生存發展的資源「吃」光「用」盡了;第三或第四代人就不可能像他們的父輩那樣幸運了,他們面臨著不得不擺脫社會主義的艱巨使命,不但再嘗不到多少高福利的「甜頭」,相反,還不得不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在轉型中得到的多半是「苦頭」,自然,付出代價的這代人總是心有不甘的。

  一般來說,蘇聯東歐國家的老百姓對改革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推行市場經濟,往往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把社會主義制度當做「破衣爛履」,坦然棄之而後快;另一種是對市場化改革半心半意,對舊制度戀戀不捨,欲拒還迎。在東歐國家,由於社會主義制度是蘇聯用刺刀輸入的,所以持前一種態度的人比較多。在蘇聯,則多數人持后一種態度,因為,親身經歷經濟轉型時代的人,多半屬於第二到第四代,他們一方面對社會主義的高福利有深刻的記憶和相當程度的懷念,另一方面在情感上也不願為了經濟改革的成功而指責父輩,這就決定了他們那種對市場化的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態度。

  許多俄國和西方的專家們認為,戈爾巴喬夫對經濟改革半心半意,因此蘇聯的經濟始終不見起色。其實,就算他對經濟改革是全心全意的,蘇聯多年的高福利已經耗盡了資源,沒有條件實行給「甜頭」、沒「苦頭」的經濟改革,只能進行有「苦頭」、沒「甜頭」的改革。這樣的「苦」政策只有斯大林、毛澤東才辦得到,他們既擁有老百姓的崇拜,又揮動著專政的鐵拳,提出什麼政策,老百姓都只能認了。戈爾巴喬夫不過是個第四、第五代領導人,他的好幾任前領導人早就已經沒法用共產主義理想號召老百姓,而改用「花錢買穩定」的政策了,這是蘇聯東歐國家領導人維持統治的最後一招,只要用上一個時期,就休想再號召老百姓為了黨和國家「吃糠咽菜、受苦受累」了。不管戈爾巴喬夫對經濟改革是半心半意、還是全心全意,他面對經濟困境,都只能「擰緊螺絲」,即強化勞動紀律、提高工作定額、開源節流。換句話講,就是推行一種給「苦頭」、沒「甜頭」的改革。誰來支持這樣的經濟改革呢?其實,戈爾巴喬夫的前任安德羅波夫就試圖「擰緊螺絲」,各單位的負責人管不住自己的職工,政府就派克格勃在大街上攔截行人、檢查身份,看是誰在工作時間跑去逛商店、買東西了,然後通知單位把人領回去,加強教育,其效果自然不佳。戈爾巴喬夫也試過「擰緊螺絲」,發動「禁酒運動」,想減少酗酒現象,提高勞動效率,同樣也失敗了。

  由此可見,就算戈爾巴喬夫再堅決一些,「擰緊螺絲」式的經濟改革也還是「曲高和寡」,不可能像有「甜頭」、沒「苦頭」的經濟改革那樣受歡迎。這樣就比較容易理解,為什麼一九八八年戈爾巴喬夫決定推遲價格改革,改而加快政治改革。在社會主義國家,價格改革意味著消費品價格會大幅度上漲,戈爾巴喬夫手中沒有資源,無法在價格改革時給老百姓大量漲工資,也無法給企業大量財政補貼以平抑物價,因此,這樣的價格改革就只能是讓老百姓「受苦」,必然會引起強烈的社會反彈。

  政治「開放」政策的黨內「同路人」

  戈爾巴喬夫在經濟改革方面雖不成功,但是他卻成功地推動了政治「開放」,促進了新聞自由,基本上結束了政府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壓迫,允許組織各種政治團體,實行了一定

  程度上的民主選舉。

  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深受知識分子的歡迎,但也可以想象得到,這場改革一定會遭到黨內官僚體系的反對。戈爾巴喬夫自己就講過,「中央委員會百分之七十的人都反對我而且恨我」。他以蘇共總書記的身份發動政治改革,似乎是「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舉動,如果沒有各方面的支持聲援,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是,究竟是什麼樣的政治勢力在支持戈爾巴喬夫呢?西方學者最近幾年的研究發現,戈爾巴喬夫推動政治改革時,並沒有與任何有組織的社會團體或政治勢力建立同盟關係,換句話講,看上去,戈爾巴喬夫似乎是個勇往直前的「孤家寡人」,沒有什麼強大而有組織的團體當他的後盾。

  面對這樣一個「孤家寡人」,為什麼組織完善、運轉良好、掌控一切的蘇聯黨政官僚機器,未能成功地阻止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呢?蘇聯的各級官員在戈爾巴喬夫發動政治改革的時候,是什麼態度呢?一些俄國和西方學者認為,在戈爾巴喬夫時代,蘇聯的政治演變並不完全是一場以戈爾巴喬夫為一方、以反改革的龐大官僚隊伍為另一方的漫長的「拔河」,雖然在官僚機器內並沒有多少戈爾巴喬夫的堅定支持者,但卻有不少暗中準備擁抱市場民主制度的黨內「叛逆者」。

  通過研究大量的戈爾巴喬夫時代的文獻,學者們發現,在蘇聯出現政治經濟演變的時候,許多蘇聯的黨政精英意識到,既然改革的大勢已成,恐怕就到了放棄「沉船」、坐上「救生艇」、及時轉移到市場民主制度這條「船」上去的時候了,這樣,他們可能不僅保得住地位,甚至可能過得更好。所以,他們中的多數人不僅不願意站出來頑強地捍衛蘇聯的集權專制制度直到最後一刻,相反,有些人卻搖身一變直接成了民主派的成員,有些人則與民主派暗通款曲,更多的人則是明哲保身、靜觀待變。

  這些蘇聯官僚們觀察風向、做出「換船」決定的時間,大約是在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之間。這一時期正是蘇聯民主派日趨活躍的階段,官僚們的「騎牆」心態顯然是有利於民主派的發展的。到了一九九○至一九九一年,俄羅斯各地的黨政精英就進一步紛紛背離戈爾巴喬夫,而向葉利欽投誠,同時,大型國營企業的經理們也拒絕向蘇聯的中央政府納稅,而主動將稅收繳給俄羅斯共和國政府。蘇聯官僚們叛離蘇聯、倒向俄羅斯共和國的舉動,也是蘇聯瓦解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些官僚們的做法並不是一個有組織的行動,而是他們各人自發的選擇。筆者將這種現象稱之為「棄船現象」。

  電影「泰坦尼克」號描寫了沉船之前人性的種種善良與醜惡,無論是選擇坦然赴死、把生的機會留給別人,還是為了一線生機不擇手段,並沒有一個人想到要為挽救沉船奮鬥到底的。如果一艘大船突然遇到船難時,乘客們的第一反應自然是盼望避免沉沒,寄希望於船員們;但是,如果船員們從船難的一開始就明白,沉船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放棄了救船行動,那麼乘客們也只能棄船而去,或者隨船赴難。

  蘇聯也是「一艘龐大的船」,各級官僚就是它的「船員」。他們與「泰坦尼克」號船員的相同之處在於,都最了解「船況」,知道遇險的「船」還有沒有存活的希望;而蘇聯黨政官僚與「泰坦尼克」號船員們最大的區別在於「職業倫理」不同。通常,船員、民航機乘務員都受過嚴格的職業倫理訓練,要求他們在機、船遇險時,讓乘客們先走,自己必須留到最後。而執政的蘇聯共產黨官僚的「職業倫理」卻是不投機就爬不上去,幾乎可以說,他們的個人政治生涯就是政治投機的過程,充滿了觀察政治風向、說空話假話、編造政績、逢迎上級、吹牛拍馬、打擊同志、壓制異己等等。他們中的多數並沒有多少信仰,惟一關心的是個人的權勢和地位,或許有時還會想到,要順便為老百姓辦一點事,以安慰良心。

  儘管這些精英會天天唱「形勢大好」的高調,但他們並不是傻瓜,無時無刻不在觀察蘇聯共產黨「這條大船」的狀況。一旦發現「這條大船」病入膏肓、政權體系的穩定性值得懷疑后,他們政治投機的本性就會引導他們立刻準備後路。蘇共政權要指望這樣一批精英,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為捍衛黨的利益而犧牲,無疑是緣木求魚。

  在蘇聯民主化演進的過程中,蘇聯的許多黨政官僚最關心的,不是如何與民主派作殊死鬥爭,而是如何抓住「棄船」的良機,如何找到「救生艇」,怎樣在「新船」上把握機會恢復昔日之權勢。他們比「舊船」上的「乘客」先上「救生艇」,還「順手牽羊」,拿走「乘客」的部分財產,作為在「新船」上「發家的本錢」。

  從民主化的發展過程來看,蘇共官僚的「騎牆」態度和「換船」舉動當然是個有利因素,否則民主化可能中途夭折,民主派成員也會付出慘重的代價。但是,蘇共官僚的「換船」舉動,卻註定了會使轉型后的新制度帶上舊官僚的深深痕迹,人們最後會無可奈何地發現,新制度下的「新」精英中的大多數,還是那些舊精英、熟面孔。而這些舊精英「轉型」成為新精英的過程,恰恰就是腐敗的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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