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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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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哲學,作為一個學科,是百年前現代學者以西方哲學為參照重樹中國思想傳統的一種學術建樹,對於人們溝通中西學術,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國古代文化-中國古代哲學

史學家趙翼詩云:「國家不幸詞人幸,賦到滄桑句便工。」錢穆先生曾改引此句,作「國家不幸哲人幸」,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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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句用來形容中國古代哲人的處境是最恰當不過的了。觀中國學術發展史,漢唐盛世,人文學術的主要成就都在文學方面,而衰亂之世,哲學的成就會更加突出。無論是「古史劇變之會」的先秦,還是「適逢二千年未有之變局」的近世,大抵如此。錢穆先生作如是評,是說得通的。

說到「中國哲學」,這個詞總是使人疑惑,中國真的有所謂「愛智之學」嗎?換言之,中國古代「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哲人們,他們難道屬於那種以閑暇為前提,愛好自然奧秘,追求知識,以知識本身為惟一目的的「哲學家」嗎?「中國哲學」,作為一個學科,是百年前現代學者以西方哲學為參照重樹中國思想傳統的一種學術建樹,對於我們溝通中西學術,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產生出新的問題:以「哲學」的眼光,是讀懂、理解以及欣賞中國哲人創作的最恰當方式嗎?當我們說「中國有哲學」時,哲學在此究竟何指呢?也許,我們尚可把作為西方文化全球化後果的「哲學」一詞,用來指稱人類思想在「軸心時代」從宗教母體中「突破」出來的思想形態。我們在泛指以古希臘、印度和中國為代表的文化後果的意義上,把「哲學」當做一個共名來使用。然而當我們按照一些西方哲學史家所強調的,把「哲學」當做古希臘獨特的突破成果時,把中國思想稱為「哲學」很可能並不是理解中國文化突破成果,從而進一步理解中國文化特質的恰當方式。

中國古代哲人,脫胎於巫史。經過「絕地天通」、「武王克商」和「怨天尤人」等幾個歷史具體事件,天命神學的信仰體系逐步動搖,直至崩潰。作為中國哲學開端的幾個標誌性事件,叔興論「陰陽」「吉凶」,伯陽父論「地震」,史伯論「和同」,史墨論「陪貳」,都是周天子或諸候國君的史官、大夫們解釋自然或社會現象。在這裡,舊式的巫史一變而為新式的哲人,最容易給出宗教神學解釋的巫史們,卻拋棄了依賴卜筮的專業手段,不再訴諸鬼神天帝,而是試圖用理性給出合理的解釋,從而宣告了中國文化從宗教母體中的突破,宣告了中國哲學-思想這一嶄新文化樣式的誕生。由於他們身為巫史的獨特身份,他們雖有閑暇,但卻不是追求純粹知識的「愛智者」,他們也解釋自然現象,但關心的重心卻總在於人事,「推明天道」的目的,無非是為「人事」給出一個較為圓滿的解釋系統,以解決在宗教天命觀念坍塌之後思維世界中無法可依的彷徨。

中國哲人出現的具體歷史機緣,既造就了中國哲學的性格,也塑造了中華民族的個性。中國哲人的「推天道以明人事」,使得中國哲學具有鮮明的入世品格;中國哲學關心的重心在於人事,使得中國哲人總是飽含憂患。「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這是《易傳》作者對前人哲理作品中巫史性格的會心體認。另一方面,古代的中國人又富於理論思維傳統,他們雖然關心的重心在於人倫日用,但他們總是尋求世俗生活的超越根據。「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古代哲人的學術理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古代哲人的自覺使命。

中國哲學與哲人的特質,也形成了中國哲學「國家不幸哲人幸」這樣一種歷史發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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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時代,禮崩樂壞,諸候異政,百家異說。諸子並起,「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成一家之言」者,《漢志》所錄竟達189家,造就了中國哲學的第一個高峰。漢代學者以「九流十家」來概括總結先秦諸子學術。

東漢末年,「蒼天已死」,名教衰落,社會動蕩,人心思治。其時哲人,以玄談的方式,來為名教給出新的論證,探討儒、道的內在相關性以及本末地位,從而引發了名教與自然、本末有無、言意之辨等多個重要學術辯題,哲人們的理論創造空前活躍。

唐宋之際,民族雜糅,價值混亂,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官方文化與民間文化,矛盾尖銳。韓愈、李翱發其先聲,「宋初三先生」(孫復、石介、胡瑗)、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響應繼起。宋代的理學家們立志重建宋人的精神世界,他們出佛入老,爾後返之六經,融會三教,開創了理學的新時代。

明清之際,異族易代,一代學人在抗清失敗后,隱居深山古寺,整理典章制度,深刻批判反省傳統文化,出現了建樹卓越的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方以智等一批飽學深思之士,並使中國哲學達到新的理論高度和反思深度。

時至近世,「中央之國」與西方擴張瓜分世界的強盜民族相遇,一敗再敗,民族自信降至前所未有的低點。「強國保種」、「救亡圖存」成為第一時務。中國哲人論「古今中西」,求自強圖新之道,引入西學,會通中西,形成一種影響至今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文化。

就中國哲學與中國社會的關係來看,所謂「國家不幸」的時代,可以看做是時代給出重大哲學課題的時代;所謂「哲人幸」,可以看做是哲人們在回應時代重大課題的過程中富有活力的思想創造活動。

每當中國哲學處於這樣一個集中發展時期,學派之多,人才之盛,思想之自由,學術之開闊,都會達到一個高峰。中國哲學之興衰,繫於中國社會之興衰,同時也造就了民族精神的個性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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