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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商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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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商稅指中國自先秦時期至明清歷代政府對商品流通所徵收的稅。亦稱租、課。狹義的商稅指市稅與關稅;廣義的商稅包括山澤稅、雜稅課。但對鹽、酒、茶等專賣商品所征的專稅則另以專項列入國家財政收入,不包括在商稅之內。

1 中國古代商稅 -中國古代商稅

 

2 中國古代商稅 -正文

  指中國自先秦時期至明清歷代政府對商品流通所徵收的稅。亦稱租、課。狹義的商稅指市稅與關稅;廣義的商稅包括山澤稅、雜稅課。但對鹽、酒、茶等專賣商品所征的專稅則另以專項列入國家財政收入,不包括在商稅之內。
  先秦  商稅始於西周,最早是在市上徵收,與使用市中地皮、度量衡器有關,尚非貨物交易之稅。山澤稅亦已徵收,但實質上是由使用國有自然資源而征的一種租。春秋時各諸侯國都徵收商稅:市稅中除佔用地皮、登記注籍等內容外,按商品交易額的一定比例徵稅,已成為主要部分。春秋初,在商業比較發達的國家已出現關稅;春秋後期更普遍推行,不僅邊境有關稅,內地交通要道也多設卡抽稅。山澤稅仍在生產環節征課。關、市稅的正常稅率為2%,但往往提高,關稅更常重征。戰國時商稅徵收如前。唯秦國對外來商人免征關稅,以示招徠,並藉此換取各國商人對統一事業的支持。
  兩漢魏晉南北朝  秦統一后,在全國範圍內取消關稅。漢承秦制,關梁無阻。兩漢商稅主要是市稅(或稱市租)和山澤園池產品的征課。東漢末,軍閥割據,各地又紛紛徵收關稅,稅率頗重。曹魏時明令皆收什一之稅,西晉照收關津之稅和市租。
  南北朝時北方政權重在田租收入,至北魏孝文帝時還未開徵商稅。北魏後期,始征市稅。店舍分五等收稅,並設入市稅,一入市門就交一錢。北齊時「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但關稅市租時征時罷,尚無定製。在南方,東晉和南朝政權則十分著力於商稅的徵收。市稅的主要部分即按商品交易額徵收之稅,稱為「市估」,有「輸估」、「散估」之分。「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者,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輸估兼有契稅性質,開後世契稅之先例。關稅仍課十分之一。在津口渡頭,以牛推軸托船過渡或以浮橋過渡者,征牛埭稅或桁渡稅。
  隋唐  隋和唐前期,國家統一,再次廢除關稅,只收市賣之稅。安史亂后,肅宗時有臨時性的徵收關稅之事,謂之「埭程」。到德宗建中三年 (782),正式規定「諸道津要都會之所,皆置吏,閱商人財貨,計錢每貫稅二十文」,關津之稅自此固定化。德宗時還徵收竹木茶稅(1/10)和間架稅(房屋稅)、除陌錢(一切交易的錢物收付都扣5%的稅),后因受強烈反對而不得不停罷。唐後期,地方也自置稅場,徵收過稅。擁兵的藩鎮,更設戍邏以征商賈。五代時各地誅求商稅,為唐後期情況的延續和發展。
  宋元  宋代商稅分為住稅、過稅兩項。住稅為坐商住賣之稅,稅率3%,相當於過去的市稅;過稅為行商通過之稅,稅率2%,相當於過去的關稅;商稅收入除支付地方經費外全數上解中央。北宋前期,細碎物品免稅,不準留難行旅,制止官吏勒索,但後來商稅日趨苛煩,水產、五穀、竹木、書、紙、漆無不有稅。北宋末致激起小生產者的反抗。南宋時,各地以重征為務,斗米束薪、零星菜茄也在收稅之列,稅額之外浮取更繁,致稅場有「大小法場」之惡名。正稅之外,還有經制錢、總制錢、月樁錢、版帳錢等雜稅,大大增加了商民負擔。
  元代商稅,常課稅率二十取一,以後提高。另有各種「額外課」,如曆日、契本、煤炭、魚苗、漆、酵、盪柳、蒲葦、牙例、乳牛、羊皮等均有課;江河商船還要收船鈔,稅負苛重空前。
  明清  明初減輕商稅,三十取一,公布徵稅品名,零星物品和農具、書籍免稅,竹木柴薪免抽分。但後來免稅範圍日益縮小。於關市正額商稅外,為回籠貶值中的紙幣,於宣德四年(1429)增加「市肆門攤稅」,令全國重要城中的店鋪,依其營業種類以鈔納稅。同年開始,在運河沿岸設立鈔關,以鈔徵收船料稅(按船大小計征),又稱鈔關稅。其後紙幣繼續貶值,由收鈔而來的這兩種新稅都改收銀兩,不予取消。此外,各地還設河泊所徵收魚課。明中葉在北京九個城門徵收門稅,並設工關收稅,恢復竹木抽分。開礦則按三十分之二或按承包額納稅。至萬曆中更派出太監為稅監礦監,於各地密設稅卡,重征疊稅,亂指礦脈,橫徵暴斂,以致釀成連綿不斷的城市民變。
  清初一度減輕商稅,禁止各關違例徵收及遲延勒索之弊,乾隆時還整頓稅關,多次減免關稅,減輕市稅性質的落地稅。但中葉后吏治大壞,貪污盛行,稅官胥吏需索,花樣百出,雜斂多於正課。
  商稅的變化及其流弊  在中國歷史上,商稅由征於市而稅及關,而且關稅愈益受到注意,這是地區間貿易日益發展的反映。市稅則由征於城而稅及鄉,並且後者數額愈益增多,這是商業向農村深入發展的結果。由輕而重,大凡各王朝新建,商稅一時能有所減輕,尚有利於中小商人的經營和商業的發展;以後政治腐敗,財政困難,商稅日益加重,阻礙了商品正常的流通,以至加劇社會矛盾。這已成為一種有規律的歷史現象。
  為徵收商稅,歷代都有專設的稅務機構,對收稅官吏「懸之利祿,許以功報」。獎懲之制,比較之法,也益嚴密。有時更實行包稅制,由私人以家財作保,立額包征。如南朝的市估津埭稅以至魚稅都有由包稅人徵收的。包稅人相互競爭,增額求包,將負擔轉嫁給商民,更加重了商稅的弊病。宋代在農村徵收的商稅佔到全部商稅收入的半數。這部分稅收(坊場錢)也包給私人,稱為「撲買」,其弊亦很嚴重。
  宋以來商稅在財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北宋仁宗慶曆五年(1045),商稅年收1970萬貫,大於鹽課和酒課收入。元天歷時諸路商稅(不包括額外課)收入共達93.9萬餘錠(一錠合銀50兩)。清中葉常關稅定額 400萬兩,工關稅40萬兩,落地稅85萬兩,再加蘆課、魚課、礦課,契、牙、當稅等,共收入580餘萬兩,但實際徵收遠遠超過定額,有人估計不下六七千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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