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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語言學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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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名:中國古代語言學簡史        

  圖書編號:1255193        

  出版社:巴蜀書社

  定價:32.0

  ISBN:780659495

  作者:李恕豪

  出版日期:2003-10-01

  版次:1

  開本:32開

  簡介:

  第二,是經學的需要。漢武帝時,為了適應封建大一統的需要,獨尊儒術,立五經博士,儒學成為官學。當時估統治地位的是董仲舒《公羊》學為代表的今文經學派。今文經學派的講習方式在於口耳傳授,各有師承,家法極嚴,一般只學一部經典,只接受前代經師的學說。這樣,儘管他們在解說古代典籍時也接觸到了訓詁問題,但在語言研究上卻沒有取得什麼成績。

  與今文經學派相對立的是古文經學派。古文經學派一開始便遇到文字方面的問題。《漠書·藝文志》說:「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漠書,儒林傳》說:「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今文字」就是漢代通行的隸書。,就是說,對於用古代文字書寫的經典,要用漢代的隸書來轉寫。要轉寫就得比較不同時代的文字,自然也要對照文字的形、音、義來進行考察和研究。古文經學派在開始時沒有一定的師承,他們必須獨立思考,在研究文字、解釋古義方面下很大的工夫。為了讀懂經典,就必須把語言文字的研究置於首要地位。造就大大促進了語言文字的研究。因此,不少古文經學家同時也是著名的小學家,如張敞、杜林、衛宏、買逵、許慎、服虔、馬融、鄭玄等人。王國維說:「原古學家之所以兼小學家者,當緣所傳經本多用古文,其解經須得小學之助,其異字亦足供小學之資,故小學家多出其中。」束漢時期,一些著名的經學家如賈逵、許慎、馬融、鄭玄等人,不僅兼治諸經,而且兼習今古文,造就接觸到各種不同的經典,同一經典的不同文本,或者同一詞語的不同解釋。通過比較研究,擇善而從。

  第三,是當時的政府重視小學。《漢書·藝文志》說:「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說文解字·敘》也有類似的記載。可見,識字在漢初是取士的重要標準,而文字錯訛者則要受到法律的懲罰。當時還由政府出面,進行了搜集文字和確定「正讀」的工作。《漠書,藝文志》說:「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宇,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薺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並列焉。」

  二、漠代語言學的特點

  漠代的語言研究以訓詁學為主要特點。漠代訓詁學的建立和發展有兩個重要的表現。

  一是漠代經師為古代典籍作了大量的傳注。西漢經師的這類著作在《漠書·藝文志》裹有全面的記載,其中大多數今天已經亡佚。束漠經師不但註釋六經,對其他先秦古籍甚至西漢時的著作也作了註釋。在漢人的傳注中,以毛亨所寫,毛萇所傳的《毛詩故訓傳》和鄭玄的《毛詩箋》、《儀禮注》、《周禮注》、《禮記注》最重要。傳注中的訓詁材料相當豐富,其缺點是較為零碎。

  二是出現了幾部語言文字方面的重要專著。西漢時有《爾雅》和《方言》,柬漠時則有《說文解字》和《釋名》。

  漠代也是中國文字學正式建立的時代,它以許慎的《說文解字》為標誌。嚴格說來,對文字形體的研究不屬於語言學的範圍,但是,由於漢字的表意特徵,對聲音和意義的研究往往需要藉助於文字的形體,因而中國傳統語言學也包括文字學在內。

  至於中國傳統語言學中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音韻學,在漠代尚處於萌芽狀態,還未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張世祿先生說:「那時對於字音的考校,未曾脫離文字學訓詁學而獨立成為一種專門的研究,所以註明音讀時,只求能夠形容音韻和文字義訓間的關係罷了,並未曾對於字音本身,加以明確的分析。」不過,漠代人在發音分析方面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周祖謨說:「束漠之末,學者已精於審音。論發音之部位,則有橫口在舌之法。論韻之洪細,則有內言外言急言緩言之目。論韻之開合,則有膿口籠口之名。論韻尾之開閉,則有開唇合唇閉口之說。(橫口頻口開唇合唇並見劉熙《釋名》)論聲調之長短,則有長言短言之別(見公羊傳庄公二十八年何休注)。剖析毫釐,分別黍累,斯可謂通聲音之理奧,而能精研極詣者矣。」這為魏晉及其後音韻學的建立和興盛,奠定了基礎。

  許慎,字叔重,汝南郡召陵縣萬歲里(今河南省郾城縣)人,據清人考證,約生於公元58年,卒於147年,是當時著名的古文經學家。除《說文》外,許慎還有《五經異義》、《孝經古文說》、《淮南子注》等著作,這些著作現在都已亡佚,僅存《說文解字》流傳於世。

  許慎撰寫《說文》的目的,一方面在於探求文字的造字本源和結構,考究文字的形、音、義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正如他在《說文解字·後敘》中所說:「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另一方面則是要通過研究和整理文字,達到通經的目的,從而為當時的政治服務。他說:「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說文解字·敘》)在當時,對文字的解釋和使用都十分混亂,許慎認為這種混亂現象是不能容忍的,他說:「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邪辭,使天下學者疑。」(同上)這種混亂現象甚至影響到了法律的正確執行,他說:「廷尉說律,至以宇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同上)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固然是由於當時使用隸書已久,字形與古文字相比已有很大的變化,因此很不容易通過隸書的字形來探求字的本義。但是,更嚴重的卻是當時的今文經堅學家往往使用反科學的臆想方法,對經典的文字進行隨心所欲的解釋,把文字搞得來面目全非,很不利於經學的正常發展。《漢書,藝文志》說:「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艾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作為古文經學家的許慎,用其畢生的精力撰寫《說文》,就是要改變這種情況,以做到「理群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旨。」(《說文解字。敘》)

  二、《說文》在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地位

  《說文》主要是一部文字學方面的著作。關於《說文》的內容、體例以及它在文字學史上的價值,一般文字學方面的著作都已談到,因此我們這裹僅僅從語言學史的角度去闡述它的地位和價值。

  首先,《說文》的出現,標誌著中國文字學的正式建立,因此,《說文》是文字學上的開創性的著作,具有創學科的意義。

  在《說文》以前,也曾出現過一些文字學方面的著作,它們是:(1)《史籀篇》;(2)《倉頡篇》;(3)《爰歷篇》;(4)《博學篇》。《說文解字·敘》說,春秋戰國時期,「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愛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西漢時,把這三部字書合稱《三蒼》,也統稱《倉頡篇》。見於《漠書·藝文志》的字書還有下面四部:(5)《凡將篇》,司馬相如作;(6)《急就篇》,史游作;(7)《元尚篇》,李長作;(8)《訓纂篇》,揚雄作。以上八部字書,只有《急就篇》流傳至今。這些字書,與其說是字典之類的書籍,毋寧說是學童的識字課本,它們只是為《說文》的撰寫提供了一些文字材料,因此,只有《說文解字》才算得上是中國第一部完整的、內容豐富而自成體系的字典。

  《說文》是中國文字學、字典學的起點,許慎是中國文字學的創始人。在《說文》的直接影響下,曹魏張揖有《古今字詁》、晉呂忱作《字林》、梁顧野王撰《玉篇》、宋司馬光等人編《類篇》,其部首體例與《說文》相似。明梅膺祚的《字彙》、張自烈的《正字通》,清代的《康熙字典》,仍然採用《說文》的部首體例,只是有所歸併和省減而已。南唐徐鑽撰《說文解字系傳》,是一部研究《說文》的著作。清代是《說文》研究的鼎盛時期,出現了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駿聲四大家,自「乾嘉以來,關於《說文》之著作品,不下二三百種之多」(《說文詁林評語》引于右任語),形成了專門研究《說文》的一門學科——《說文》學。

  其次,《說文》在訓詁學和辭彙學上也有重要的價值。

  由於《說文》分析每一個字的形體結構,造就使我們可以透過文字形體來考察字的本義,即造字時文字所代表的詞的意義。顏之推說:「大抵服其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玄注書往往引以為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顏氏家訓·書證》)尤其對於那些本義早已隱晦的字,通過《說文》,可以使我們清楚地理解它們。例如:「自,鼻也,象鼻形。」在古代典籍中找不到這一意義的例證,但在卜辭中有這一意義。「而,須也,象形。《周禮》『作其鱗之而』。」「而」的本義在古書中極少使用,一般用的是假借義。

  對於古書中比較常用的字,我們也可以通過《說文》的解釋知道本義,然後通過本義了解引申義。這是以簡馭繁,徹底掌握詞義的一個重要方法。例如:

  向,北出牖也,從冖從口。《詩》曰:「塞向瑾戶。」

  習,數飛也,從羽白(自)聲。

  從「向」的「北出牖」這一本義出發,便可以得到「朝向、對著」,「方向、趨向」,「歸向、敬仰」,「接近」這四個由本義引申出來的意義(據《辭源》,下同)。從「習」的「數飛」這一本義出發,可以很容易地掌握「複習、練習」,「學習」,「通曉、熟悉」,「慣常、習慣」,「親幸的人」,「重疊」,「因、相因」等七個引申意義。於此可見《說文》在訓詁學和辭彙學上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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