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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是指中國古代研究儒家經典學說,並闡明其含義的學問。孔子晚年編訂和整理了一些傳統的文獻,形成了《詩》、《書》、《禮》、《易》、《樂》、《春秋》六經,這六經被人們公認為寶典。漢武帝即位后,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議,使得經學日益興盛和發展起來。漢代經學分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學者在研習的過程中形成了兩種思想派別,后經相互爭辯、互相滲透和整合,初步實現了經學的統一。漢朝是經學發展最為繁榮和昌盛的時期,在這一過程中,儒生通過對經學進行闡述發展的過程,使經學的思想深深滲透到普通民眾之中。

西漢前期,以黃老之學為尊,直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開始成為2000多年來封建主義的主導思想.
前一四零年,漢武帝即位。召集全國文士,親自出題考試,並親自閱卷,重用《公羊》學大師董仲舒.公孫弘,並下令非儒學的諸子百家一概被罷斥,儒學從此取得了獨尊的地位。
公孫弘是個獄吏出身的儒生,漢武帝為了提倡儒學,前一二四年,擢升丞相,封平津侯。公孫弘前,丞相皆為列侯貴族,公孫弘出身貧士,竟得封侯拜相,《公羊》學因此成為最行時的學術。凡是士人和官吏,必須學習儒經,才能得到任用或升遷,儒學獨尊的地位更加鞏固了。
漢武帝特別提倡《春秋公羊》學,這是因為《春秋》經是孔子正名分(誅亂臣賊子)的著作,是封建專制主義具體應用在政治上的典型,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完整表現,其他經書都不象《春秋》那樣適用。還有一個特點是《春秋》經文字極其簡單隱晦,便於學者在最大限度內加以穿鑿和引申。漢武帝選中《公羊春秋》,在政治需要上是完全切合的。適應這個需要,製成整套《公羊》學說的大師,就是被西漢儒生稱為「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的董仲舒。
西漢前期,朝廷也立儒經博士,承認儒學的正統地位,但指導政治的卻還是黃老刑名之學。儒生與黃老刑名學者,經常發生爭論,例如漢景帝時,《詩》博士轅固與道家黃生辯湯武革命。轅固據經義,說湯武誅桀紂,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義行為。黃生引道家說,破帽子還得戴在頭上,新鞋子終究穿在腳下,認為湯武雖是聖人,到底不該放桀、弒紂。漢景帝下判斷說,吃肉不吃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意思是不要學者再爭論湯武革命的是非,也就是不贊成湯武革命。轅固又與道家竇太后辯兩家高低。竇太后發怒,令轅固和野豬搏鬥,幸得漢景帝給他一把好刀,沒有被野豬咬死。這種學派間的鬥爭,顯然阻礙著統治階級內部的統    一,也就減少了上層建築的作用。董仲舒對西漢統一事業的貢獻,就在於他把戰國以來各家學說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名義下、在《春秋公羊》學名義下統一起來。經董仲舒這個巨大的加工,向來被看作「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學,一變而成為「霸(黃老刑名)王(儒)道雜之」,合於漢家制度的儒學了。
董仲舒的哲學基本上是《易經》陰陽學說的引申。他認為任何一個事或物,一定是相反的事或物合成的。例如有上必有下,有左必有右,有前必有后,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這叫做「凡物必有合」。合的兩方面性質不相同,這叫做「合各有陰陽」。陰陽數量可以相等,性質卻有一定,陽性尊、陰性卑,這叫做「同度而不同意」。君、父、夫是陽(三綱),臣、子、妻是陰,陰不得獨立行事,只能從陽行事,事成不得分功。這叫做「陽兼於陰,陰兼(被兼)於陽」。陰陽不得同時並起,一定要有先後,陽總在先,陰總在後,陽是主體,陰是附屬,這叫做「一而不二」。陰陽二物,按一定的時候互相交替,一個起來,一個下去,一個增多,一個減少。起來了的到時候要下去,下去了的到時候又起來;多了的不能多到過度,少了的不能少到絕滅,終而復始,循環不止,這叫做「常一而不滅」。做事不論大小難易,違反天道(一而不二)一定無成,比如目不能兩看,耳不能兩聽,手不能一手畫方一手畫圓,不一就要生患(心有二中),這叫做「君子賤二而貴一」。天地的精氣合起來成一,分開來成陰陽,再分成春夏秋冬四時,配到東南中西北五方成五行。木(東)火(南)土(中)金(西)水(北)順次叫做「五行相生」(如木生火,火生土……),逆次叫做「五行相勝」(如水勝火,金勝木)。五行統一於陰陽,陰陽統一於天。人受天命而生,同天一樣,也有陰陽五行。人是天之副,與天合而為一,這叫做「人副天」。董仲舒哲學的結論是「道(人道)之大原出於天(天道),天不變,道亦不變」;「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
《易經》的陰陽學與戰國以來盛行的陰陽五行學,融合成為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這樣,把儒家與陰陽五行家統一起來了。《易經》陰陽學說明陰陽的基本觀點是仁與義(「天地之大德曰生……禁民為非曰義」),童仲舒說陽是天之德,陰是天之刑,刑主殺,德主生,天親陽而疏陰,重德而不重刑。這樣,把儒家的仁義與黃老刑名之學統一起來了。董仲舒說天不是為王生民,而是為民立王,能利民的王,天要讓他做下去,害民的王,天要奪去他的王位。有道伐無道,是天理也是人理。這樣,把儒家湯武革命、天命靡常的學說與陰陽五行家的五德終始說統一起來了。墨學的本旨在於利民,董仲舒說,天使人有義和利兩種生活,利(物質)養人的身體,義養人的精神,缺一不可,而義重於利。這樣,把儒家與墨家統一起來了,儒家孟子學派說性善,荀子學派說性惡,董仲舒說天有陰與陽,人有性與情(情慾),性有為善的端緒,但必待教誨而後成為善。這樣,把孟荀兩派統一起來了。董仲舒的哲學觀點是循環的不是發展的,是調和的不是鬥爭的,有唯物論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唯心論;有辯證法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形而上學。董仲舒的統一論是各家學說的融合體,正是最適合於西漢政治上需要的一種哲學。
董仲舒根據他的哲學觀點,提出許多影響甚大的建議。這些建議,極大部分被漢武帝採納並得到實行。
(一)大一統——董仲舒說:孔子修《春秋》,把一統當作首要的大事,因為這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義。現在學士們各持異說,朝廷無法一統,法制屢變,臣民不知所從。請將不屬於《六經》、不合於孔子的學說,一概廢絕不用,專用儒術。
(二)更化——秦行法家政治,刑罰慘刻,漢律大體沿襲秦律,路溫舒《尚德緩刑書》里說,「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董仲舒主張更化,就是要求以仁德代替嚴刑,也就是要求以儒家學說代替法家學說。他認為限田是更化(改制)的關鍵所在。他說,秦行商鞅法,准許民間賣買田地,富家田聯成一大片,貧民連放個錐子的地方也沒有。耕種富家田,要納稅十分之五,窮的只能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漢朝繼承秦法,一切不變。富人貴人憑藉勢力,與庶民爭利,庶民怎能抵得住他們!於是富貴人家,奴婢多得很,牛羊多得很,田宅多得很,產業多得很,積蓄多得很,但是依然貪多無厭,一味壓榨求利。庶民天天遭剝削,月月見緊縮,從小窮變成大窮。富貴人家奢侈淫佚,貧苦人家窮急愁苦,這實在是更化的時候了。董仲舒建議限田,不許豪富占田過限;釋放奴婢,禁止擅殺奴婢;減輕賦稅,節省徭役,讓庶民的負擔略為寬舒些。董仲舒這個對農民充滿同情心的正義性建議,後來得到漢武帝的採納,但專禁商賈占田,沒收他們的田宅和奴婢,不是董仲舒普遍限田的原意。
(三)推陰陽災異——在落後社會裡,占卜術常是人們行動的指南。漢武帝曾召集各種占卜家,問某月某日可不可以娶妻?五行家說可,堪輿家說不可,建除家說不吉,叢辰家說大凶,歷家說小凶,天人家說小吉,太一家說大吉。辯論紛紜,不得解決。漢武帝判斷說,一切宜忌,以五行家為主。五行家得漢武帝的尊信,成為日常生活的指導者,儒家和它合流,是很自然的。《春秋》經記錄天變災異,原來並不含什麼迷信的意義。陸賈在漢高帝時作《新語》,說「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蟲災生於地」。足見戰國儒者,已開始推災異。董仲舒取《春秋》所記天變災異廣泛地予以附會穿鑿,使《公羊》學徹底的陰陽五行化。這在董仲舒學說里,是最重要的、影響最大的部分,儒學蒙上濃厚的迷信色彩,幾乎起著宗教的作用了。但是,這個迷信部分,俗儒可以用來對朝廷奉迎取寵,正直的儒生也可以用來進行諫諍,因為在專制政治的朝廷上,臣下議論朝政,是一種冒險的行為。董仲舒創陰陽五行化的儒學,借天變災異來附會經義,以此為論據,對稱為天的兒子的皇帝表示異議,多少起些減輕危險性的作用(當然,天子也利用天變災異來斥逐大臣)。自從董仲舒開出這一條道路,《公羊》家以外各家的經師,都認為這是一條最合時的道路,把大量迷信成分加入到經學里,藉以取得朝廷的信任。經學陰陽五行化,成為西漢今文經學的基本特點。
(四)斷獄——儒家談德治,向來與法家刑名之學對立。董仲舒據《春秋》經義附會漢朝法律,決斷了許多疑難大獄,儒法兩家合流了。西漢初蕭何定法律凡九章,到漢武帝時,律和令增至三百五十九章。其中死罪律四百零九條,凡一千八百八十二目,又有死罪例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條。法令煩多,連掌管法令的官吏也不能全部看完。官吏按罪人賄賂的有無,任意引用一條法令作根據,判輕罪為死罪,或判死罪為輕罪。董仲舒斷疑獄二百三十二件,大體上從輕判決,救活了許多人命。他的判詞集合成《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流傳久遠,至東晉時還有人引用它來辯護自己的冤獄。
孔子以後董仲舒以前的儒學是漢人稱為樸學的原始儒學,它的特點是(一)思想上還拘泥於殘餘的領主制度,不能完全符合新的地主統治的需要;(二)儒家還是各種學派中的一派,不能吸收各種學派,使統一到儒學裡面來。董仲舒生在漢景帝、漢武帝時候,西漢政治上統一的條件已經成熟了,學術上統一的條件也成熟了。儒學經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擺脫了原始階段,成為陰陽五行化的、完全適合地主統治的西漢今文經學。某些漢儒把董仲舒當作孔子的繼承者,因為他創造了今文經學。
董仲舒是西漢今文經學的創始人,是首先變樸學為西漢經學的大師,了解了他的學說,也就了解了西漢今文經學的本質。下面敘述的今文經學的盛況,也就是這種本質的盛況。
漢武帝時官學有五經(《易》、《書》、《詩》、《禮》、《春秋》)博士。後來博士逐漸增加,《易經》分四家,《書經》分三家,《詩經》分三家,《儀禮》分兩家,《公羊春秋》分兩家,共十四家。稱為五經十四博士。
某一經的大師,如果能象董仲舒那樣,把本經陰陽五行化,並得到朝廷的尊信立為博士,這個大師的經說,便成為師法。弟子們按照師法講經,叫做守家法。自漢武帝至西漢滅亡,百餘年間,經學極盛,大師前後多至千餘人,有些經書的解釋增加到一百餘萬字。例如《書經》大師秦延君,用十多萬字解釋《堯典》兩個字,用三萬字解釋「曰若稽古」四個字。一個士人從幼年開始學一經,往往到頭白了才學會說經。這樣又苦又難的經學,太學里卻經常聚會著成千成萬的學生,甘願受苦受難從大師受學,因為士人求利祿,只有經學是一條主要的道路。
凡是博士教弟子的經書,都是用漢朝通行的隸書寫的,因此叫做今(漢)文(字)經。陰陽五行化的今文經學是一種迷信的、煩瑣的、穿鑿附會很少有學術價值的學問。朝廷指定它作為士人求仕的道路,以便有效地控制士人,使他們戴著空虛昏暗的頭腦,在利祿的道路上一輩又一輩地追求下去。
今文經學反映著統治階級當權部分的政治利益;和它相對立的古文經學,反映著不當權部分的政治要求,就是要求古文經學也作為入仕的一條道路。
用篆文(戰國時文字及秦小篆)寫的經書叫做古文經。傳授古文經的學說叫做古文經學。它的特點是:(一)保持樸學的傳統,按字義講解經文,訓詁簡明,不憑空臆說,與煩瑣的今文經學趨向不同。(二)迷信成分極少或排斥迷信,與陰陽五行化的今文經學趨向不同。(三)少數儒生私家自相傳授,在政治上主張復古,與迎合世務的博士學——今文經學趨向不同。還有一個特點是兩種經學相同的,那就是都缺乏進步性的思想。自然,古文經學在反對迷信這一點上,比起今文經學來,到底還是進步一些,東漢王充、南朝范縝的學說就是以古文經學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
王莽要奪取西漢政權,政治上收攬統治階級各部分勢力,經學上也對古文經學讓步,在太學里立《左氏春秋》、《毛詩》、《周禮》、《古文尚書》四個古文經學博士。今文博士堅決反對古文經學從私學上升為官學,與古文經學的提倡者劉歆進行了劇烈的宗派鬥爭。劉歆憑藉政治力量,暫時壓倒今文博士。東漢光武帝取消古文博士,古文又成為私學。東漢時期,私學在士人間盛行,產生不少著名的大師,經學上成績遠超過官學,但總是得不到官學的地位。官私兩學的不斷衝突,正反映出東漢統治階級內部的不斷衝突。
任何一個有階級的社會,總是由兩個主要的敵對階級構成的,總是依照對立統一的法則而存在並發展的。兩大敵對階級在相互關係上,如果說,只有一個鬥爭性,或者說,只有一個同一性,那麼,這個社會就根本不會存在。自然,鬥爭是絕對的,但階級鬥爭不管怎樣尖銳,並不會引起社會的分裂,因為總還有同一的一面,其間保持著不可割斷的經濟等聯繫。
春秋戰國時期,出現儒墨道三大學派的政治思想。道家和法家所謂黃老刑名之學只看對立面,對人民進行絕對的壓迫。這種學說到秦二世行督責時達到了頂點,秦朝很快被農民起義所推翻。墨家只看統一面,放棄鬥爭性,勸告兩大敵對階級在同一性上實行尚同兼愛。這種學說自然只是一些天真的幻想。儒家與道墨不同,它主張用禮來節制對人民的剝削,藉以和緩階級間的鬥爭性;主張仁民愛物、尚德緩刑,藉以擴大階級間的同一性。儒家學說比起道墨兩家來,較為接近對立統一的法則,也就是較為接近社會的實際,因之它成為漢以後長期封建社會的政治指導思想,沒有一個學派或宗教能奪取它的正統地位。
當然,儒學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但在同一性上即共同利害上,忠實於儒家學說的儒者,常為人民發出訴疾苦、申冤抑的言論,也常為人民做出去禍害、救災難的事迹,甚至不惜破家殺身對君主犯顏直諫,要求改善政治。他們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忠臣。他們懂得「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意義,為愛邦而愛及邦本,也就真誠地成為人民的同情者和代言者。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反對殘暴政治)的言論和事迹,很大一部分是與儒家學說有關的。儒學特別是宋明理學,極重倫理道德,對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美德的闡發,雖然無不打上統治階級的烙印,但某些精到處也往往與人民的倫理道德有其同一性。排除它的封建毒素,打破它的階級局限,批判地吸收它的精華,可以大大豐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清理中國古代的文化遺產,繼承併發揚古代文化的優秀傳統,主要應從研究儒家學說入手。
孔子首創儒學。儒學最根本的政治思想是德治(王道)。能行德治的人才能受天命為天子。天與民同心,天命是民心的反映。國君失民心就失天命而敗亡,得民心就受天命而興起。受天命者代替失天命者,最理想的方式是堯舜禪讓,其次是湯武革命。這些根本觀點,與道家、法家的主張法治(霸道)、反對革命是對立的。孟子發揮孔子的德治思想,最為透徹,西漢以下的儒學,基本上是孟子學說的衍變。
秦行法家政治,正統派儒學持異議,最後遭到焚書坑儒的慘禍。西漢前期,朝廷並用儒學和黃老刑名之學,但黃老刑名之學仍處優勢。西漢中期,儒學經董仲舒改革,成為合時宜的學說,形式上取得優勢,但黃老刑名之學仍保持原有的重要地位。西漢後期,儒學取得確實優勢,完成了排斥黃老刑名之學的願望,但所謂德治,無非是朝廷縱容官吏及豪強作惡,刑罰不加,綱紀廢弛,人民受盡貪暴政治的禍害,西漢也就滅亡了。
忠實於儒家學說的一些儒者,對著三個時期的政治,曾發出不少反對的議論。敘述西漢儒學,應該看到多數阿世取容的章句小儒,也應該看到少數同情人民的正統儒者。下面列舉幾條,略見正統儒者的代表性言論。
賈誼《新書·大政篇》說:人君「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予(給予)有德,天有常災,必予奪民時(使民失農時者)。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輕視)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
董仲舒創陰陽五行化的儒學,借天道說人事。他在對策里說,「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責)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強勉(人君改過為善)而已矣」。董仲舒所講天人之際,本意在利用天變災異來進行諫諍,剝去迷信部分,實質上仍是孔孟的仁義學說。
漢昭帝時,泰山等地發生怪異事。眭弘上書說:「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眭弘以為漢運已經終了,要求朝廷訪求天下賢人,「禪以帝位」,「以承順天命」。朝廷加眭弘「妖言惑眾,大逆不道」的罪名,殺眭弘。董仲舒遵守有德代失德的訓條,眭弘為這個訓條遭殺身之禍,足見他們是忠實於自己的學說的。
漢宣帝重用治獄之吏,蓋寬饒上書,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他暗示漢宣帝應讓位給賢者。朝廷說他自己想做皇帝,「大逆不道」。蓋寬饒自殺。
漢元帝用儒生為政,朝綱不振。貢禹上書說:「方今天下饑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合)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
谷永在漢成帝時上書說:「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去無道,開(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去惡弱的舊君,改立賢聖為新君),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
鮑宣在漢哀帝時上書說:「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慾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慾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耶!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天子,下為黎庶(民)父母,為天牧養元元(民),視之(官與民)當如一……今貧民菜食不厭(飽),衣又穿空(孔),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私用官爵),官非其人(私用小人),而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天人同心,人心悅則天意解矣」。
上列諸儒言論,自董仲舒以下,無不附會天變災異來反對暴政,要求德治。他們擁護封建統治,但希望有德代失德,並不擁護一姓常存。他們同情人民疾苦,但著重在勸告朝廷,並不同情農民起義。所以儒學始終是適合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學說,同情人民是有限度的,擁護封建統治則是絕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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