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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權神授是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一種政治理論。認為皇帝的權力是神給的,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皇帝代表神在人間行使權力,管理人民。

1基本介紹

君權神授
君權神授是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一種政治理論。認為皇帝的權力是神給的,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皇帝代表神在人間行使權力,管理人民。據記載,在中國,夏代奴隸主已經開始假借宗教迷信進行統治。 《尚書·召誥》說:「有夏服(受)天命。」這是君權神授最早的記載。
君權神授亦稱「王權神授」。君主(國王)的權力來源於神的學說。中國在奴隸社會的周王朝時,就稱武王是「受命於天」,自稱周天子,一切「禮樂(政令)征伐(軍令)自天子出」。王權是神授的,神聖不可侵犯。考古學從殷周的金文、甲骨文的大量卜辭中發現,當時統治階級利用勞動人民對自然力量的迷信和崇拜,把自己的意志假託為上天的命令,稱之為「天命」。周王朝的政治結構的核心是王權,所以周人集中論述了君主權力的起源是天神。中國歷代封建帝王也都自命為天子。古埃及的法老(國王)也自稱為「太陽的兒子」,巴比倫的漢穆拉比王自稱為「月神的後裔」。羅馬的奴隸主為了鎮壓奴隸起義,篡改了原始基督教的革命內容,重新解釋教義,基督教神學家奧古斯丁(公元354—430年)最先用「理論」論證了上帝的存在,並進而論證「君權神授」,為羅馬帝國的對內專制和對外侵略政策提供了理論根據。直到十七世紀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還宣稱他的權力來自上帝,以反對資產階級革命,維護其專制制度。

2思想觀念

西方的君權神授
中世紀時期,查士丁尼皇帝竭力歌頌君主的權力,第一個提出君權神授思想,竭力將世俗君權和宗教神權結合起來,從而使東羅馬帝國(拜占廷)逐漸發展成為一個神權君主國,實行專制主義的政治體制。奧古斯丁對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與地上之城(the City of Man) 的描寫,無疑是當時混亂局面的反映。他說,「上帝的選民」才有資格成為上帝之城的居民,地上之城只能是「上帝的棄民」居住之所,但兩者都由上帝控制;地上之城的君主職位是上帝為實現自己的目的而設立的;由誰登基為王也受上帝的意志支配。奧古斯丁的論述奠定了中世紀西歐君權神授的理論基礎。同時他還認為,在現實社會中區分不出誰是選民,誰是棄民,但是到末日審判時上帝自會區分。這一理論充分表現出奧古斯丁作為思想家的狡黠和機智,既為當時的社會混亂作出了解釋,又給無奈中的人們
君權神授

  君權神授

一種美好的嚮往和追求。他的理論看似合情合理,實際上是畫餅充饑;上帝看似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實際上什麼具體事情也沒做,在現實生活中還是要靠實力樹立權威。
1603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指定詹姆士為其繼承人後駕崩。詹姆士即位為英格蘭國王,自封為大不列顛王國,史稱詹姆士一世,時年36歲。1625年,詹姆士一世駕崩。 詹姆士一世不了解英國議會,看不起議會下院,鼓吹君權神授論。1611年,他第一次解散議會。
西歐的封建王權是在民族大遷徙,野蠻對文明的征服,日耳曼人遷徙和建國等混亂狀態中出現和發展起來的一種權威。正像基佐描述的:「眾雄逐鹿,風雲莫測的時代,或者出於無知、殘忍、腐敗,一些人私慾橫流,社會淪為個人意志角逐的戰場不能自拔,因為社會缺乏一個自由結合而成的廣泛的共同意志,這時候,人們會熱烈希望出現一個平息天下的君王。任何一種具有絕對統治權特徵之一的制度在這時出現,向社會提出安邦定國之計,社會就會群起支持,熱誠擁護,就像逃亡者奔赴教堂尋求避難一樣。」恩格斯也說過:「在這種普遍的混亂狀態中,王權是進步的因素」;「王權在混亂中代表著秩序」。

3歷史考察

羅馬統治者內部出現兩種傾向,一是恢復傳統的以自由民為基礎的公民兵制度,由此產生了格拉古兄弟前赴後繼的改革,其失敗結果證明,這一好的願望並沒有得到歷史的肯定。二是打破羅馬人與非羅馬人、自由民與非自由民之間的界限,將公民兵制度變為募兵制,由此出現了馬略的軍事改革和蘇拉的軍事獨裁。最後元老院和羅馬人民還是將希望寄托在了握有軍權的獨裁者身上,從而為羅馬帝國的建立和皇權的產生奠定了基礎。但是由於此時羅馬的共和傳統還在,王政時代王的暴政陰影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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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開稱王的時機還不成熟,於是有無視元老院、過於張揚的愷撒被刺身亡的事情。有鑒於此,愷撒的繼承人屋大維雖然已將軍政大權集於一身,但拒絕採用「君主」和「獨裁者」的稱號,而自稱「元首」。「元首制」實質上就是君主制,只不過是一種隱蔽的君主制。
人們對秩序的渴求,使之對王權寄予莫大希望,並且賦予王權神聖的權力。公元前27年屋大維自稱「元首」,之後不久即獲得元老院授予的「奧古斯都」尊號,意為「莊嚴、神聖」。他家中所有門柱都加上了特殊的月桂裝飾,正門陽台則飾以橡樹葉。奧古斯都雖然位於眾人之上,「然而他仍然是一個人,而決不是東方的神」。蘇維托尼烏斯記載很清楚,例如東方各省往往將所建廟宇獻給羅馬統治者以示忠誠,但屋大維不接受任何行省為他本人建廟,除非是以他和羅馬的共同名義而建;再如「當人民想盡辦法要他當獨裁官時,他屈膝跪下,從肩上扯下托加,光著胸脯,求他們不要堅持這樣做」;這決不是因為屋大維不想當國王,不想擁有獨裁權力,而是出於政治家的精明。他深感時機還不成熟,操之過急無疑會重蹈愷撒的覆轍。這與其說是謙卑,不如說是狡猾。從某種程度上說,元首政治是成功的,它給羅馬帶來兩個世紀的和平局面,也使羅馬城變得更加輝煌壯麗。正像奧古斯都所說:「他發現的是個磚坯造的城市,而交付的是一座大理石的城市。他使羅馬成了在人類理智所能預見的未來都會是一個安全的城市。」但是到公元三世紀上半葉,羅馬失去了往日的繁盛,經濟衰退,商業蕭條,最為嚴重的是政治動蕩,政權頻繁更迭,奴隸、平民起義不斷爆發,手握重兵的軍事將領們成為左右政局的風雲人物。戴克里先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取得皇位的。靠強權奪取政權的人將共和國視為多餘的外衣,開始拋開它實行赤裸裸的帝制。戴克里先對內鎮壓了高盧和阿非利加起義,對外擊退了日耳曼人,戰勝了薩珊波斯帝國,之後便公開仿效波斯帝王的行為,用豪華的宮廷儀式裝飾自己。他頭戴珍珠冠冕,身穿金絲長袍,足蹬飾有貴重寶石的鞋子,要求每個晉見者都向他行跪拜之禮,親吻他長袍的邊緣,並且自比為神。正像威爾"杜蘭所分析的,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的帝位並非正統的,為了鞏固它,以及平息百姓的作亂和軍隊的反叛,他盡量用神力及威嚴,使他們不敢存非分之想」。
到君士坦丁統治時期,羅馬帝國的君主專制體制更加完善。戴克里先曾自比「朱庇特之子」,迫害基督教徒;君士坦丁則停止了這種迫害,還試圖將其作為實行君主制的精神支柱,由此開始了對基督教長達80 年的改造過程。313 年頒布的《米蘭敕令》允許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境內公開傳播;325 年召開的尼西亞會議制定了所有基督徒都必須遵從的「三位一體」正統教義;392 年狄奧多西一世將基督教定為羅馬帝國國教。羅馬帝國對基督教的改造不僅表現在政策上,還體現在物質扶持和教會組織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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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方面。在君士坦丁之前,教會財產的存在雖然已成事實,但並沒有獲得法律承認;313 年《米蘭敕令》首次確立教會財產的合法地位,並將其作為團體機關的財產寫入羅馬法。教會不僅被賦予接受遺產的無限權力,神職人員還獲得免稅特權,結果出現大批「不信上帝的人爭求聖職」的現象,嚴重影響帝國政府的財政收入,以致羅馬皇帝不得不一再重申,禁止將神職授予擁有300 索里達以上財產者。與此同時,教會按照羅馬帝國的行政區劃逐漸建立起系統的組織,教會和帝國最終聯為一體,羅馬帝國實際就是基督教的天然王國。「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們成了神的代理人,他們把自己的臣民帶到了基督的治下;異端變得如叛國罪一般無法容忍,基督徒在帝國範圍內進行的傳教活動成了保障公共秩序的手段之一。」羅馬帝國衰落的根源是奴隸制生產方式的危機,這是軍隊、強權以及宗教都挽救不了的。476年西羅馬帝國的歷史走到了盡頭。隨著君權衰落,西歐也陷入長期的混亂狀態。
民族大遷徙拉開了中世紀歷史的序幕。在匈奴人西進的壓力下,生活在萊茵河以東、多瑙河以北的日耳曼人乘羅馬帝國衰弱之機,向帝國境內遷徙、定居和陸續建國,這一過程從公元375 年開始,一直持續到公元568 年倫巴德人建國才告結束。民族大遷徙是野蠻對文明的征服,日耳曼人遷徙和建國的過程也是掠奪和破壞的過程,它不僅滅亡了西羅馬帝國,摧毀了羅馬奴隸制,同時也葬送了羅馬帝國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使西歐社會陷入長期的無政府狀態。日耳曼人對文明的破壞程度,從當時人的描述中可見一斑。
416 年左右,阿奎坦的普羅斯珀哭訴道:「自從我們屈服於汪達爾人和哥特人的刀劍之下,已經十年了,人民已經滅絕,甚至兒童和少女也被他們殺掉了。」「上帝的廟宇被投入火焰之中;寺院全被搶劫。倘若海洋的波濤淹沒了高盧的原野,它所造成的損失也會比這小些。」他指出,西哥特人搶劫羅馬人的別墅,掠走銀器、傢具和牲畜,瓜分珠寶和喝光醇酒,搶去教堂的神器,最後還對房屋縱火。在眾多蠻族中,汪達爾人破壞最甚,以致「汪達爾人」成為兇惡破壞的同義語。
政治動蕩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人們的思想。奧古斯丁對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與地上之城(the City of Man) 的描寫,無疑是當時混亂局面的反映。他說,「上帝的選民」才有資格成為上帝之城的居民,地上之城只能是「上帝的棄民」居住之所,但兩者都由上帝控制;地上之城的君主職位是上帝為實現自己的目的而設立的,由誰登基為王也受上帝的意志支配。奧古斯丁的論述奠定了中世紀西歐君權神授的理論基礎。同時他還認為,在現實社會中區分不出誰是選民,誰是棄民,但是到末日審判時上帝自會區分。這一理論充分表現出奧古斯丁作為思想家的狡黠和機智,既為當時的社會混亂作出了解釋,又給無奈中的
君權神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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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一種美好的嚮往和追求。他的理論看似合情合理,實際上是畫餅充饑;上帝看似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實際上什麼具體事情也沒做,在現實生活中還是要靠實力樹立權威。
西歐封建王權就是在這樣的混亂狀態中出現和發展起來的一種權威。正像基佐描述的:「眾雄逐鹿,風雲莫測的時代,或者出於無知、殘忍、腐敗,一些人私慾橫流,社會淪為個人意志角逐的戰場不能自拔,因為社會缺乏一個自由結合而成的廣泛的共同意志,這時候,人們會熱烈希望出現一個平息天下的君王。任何一種具有絕對統治權特徵之一的制度在這時出現,向社會提出安邦定國之計,社會就會群起支持,熱誠擁護,就像逃亡者奔赴教堂尋求避難一樣。」恩格斯也說過:「在這種普遍的混亂狀態中,王權是進步的因素」;「王權在混亂中代表著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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