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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漢漢文帝幣制

公元前175年(前元五年),漢文帝改鑄「四銖半兩」,簡稱「四銖錢」,又稱漢半兩。其直徑為2.4-2.6厘米,重2.2-2.8克,錢穿孔比較小,無內外廓,錢文製作比較規範。四銖半兩因順應了當時的國勢民情,一直被沿用了四十年。
漢初對鑄錢採取自由放任政策,允許民間私鑄,這種政策老百姓是沾不到光的,只能有利於貴族、豪強和富商們。權貴富商既佔有礦(銅)山,又擁有勞動力,還有雄厚的資本和專門的技術,開放私鑄,使他們成為直接受益者。
後來,西漢的奸商們就在四銖錢上大作手腳,他用銼刀一個一個地從四銖錢背面銼刮銅屑,然後再用銼下的銅屑鑄造新的錢幣,以讓自己手中的貨幣「生兒下蛋」!結果西漢四銖錢被越銼越薄,民間私造的貨幣越來越多,以致於貨幣貶值,物價上漲,最後四銖錢不得不停止流通。並改革幣制,嚴禁民間私造貨幣,違令者一律格殺勿論。
《漢書·食貨志》說:「孝文五年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自壽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即武帝建元五年至元朔三年之間),」「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此後「有司言三銖錢輕,更請郡國鑄五銖錢」。以上內容與《史記·平準書》同,對四銖半兩、三銖錢鑄行時間作了相當明白的記述。可是,班固在寫《漢書·武帝紀》時,不慎寫入「建元元年春二月行三銖錢」。把「考文五年(前175)后四十年」的建元五年(前136)誤成「建元元年(前 140)」行三銖錢。建元元年距孝文五年就不是四十餘年,而只有三十餘年了。班固還未注意到《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中「建元五年行三分錢(「分」 為「銖」之誤)」的記述,在《武帝紀》中參入建元「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
宜陽四銖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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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東漢史學家荀悅認為《漢書》以 「三銖—半兩—五銖」的繼承關係與《史記》「半兩—三銖—五銖」的繼承關係不合,因此,寫《前漢紀》時,在班固認為建園園年「行三銖錢」、五年「行半兩錢」的錯誤之上,再加元狩四年「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五年「行五銖錢」,錯上加錯地形成「三銖錢二度鑄行論」,但荀悅沒有說明第二次鑄行的三銖錢是繼承哪一種半兩錢。據王裕巽《西漢武帝建元年間初行三銖錢考》說:「三銖錢概為背平素,面有外輪之式,與武帝始鑄於建元五年,罷銷於元狩四年的武帝半兩錢鑄式全同。」那麼第二次鑄行的三銖錢,即承接「有外輪的半兩錢」了。現有湖北江陵168號漢墓出土物證實,有外郭的關兩錢,在文帝時早已鑄行,正是武帝建元五年「行三分(銖)錢」時被罷總收入之物,怎麼成了「始鑄於建元五年」的「有外輪」的半兩錢呢?因此,三銖錢二度鑄行論,就成了無稽之談了。

2南朝宋幣制

六朝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動蕩時期,反映在貨幣制度方面,表現為鑄幣較為混亂,貨幣種類繁多,新品層出不窮——四銖錢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鑄行的。
四銖錢始鑄於南朝劉宋時期。據史書記載,430年(劉宋文帝劉義隆元嘉七年)十月在建康設立錢署,鑄行「四銖」錢。此次開鑄銅錢,結束了西晉以來約一個半世紀朝廷未曾鑄錢的不正常局面。四銖錢形制仿效「五銖」錢,是對長期以來以「五銖」為名的傳統錢制的突破,顯示了六朝時期在貨幣制度方面的開拓創新精神。
447年,劉義恭建議行大錢,以五銖錢一當四銖錢二,但不到一年就取消了。後來民間剪鑿古錢,取銅私鑄,一再減輕錢的重量,453年曾出現一種重僅1.2克的四銖錢。
到454年(劉宋孝武帝劉駿孝建元年)又改鑄「孝建四銖」錢,面文為「孝建」二字,背文為「四銖」二字,這是最早的集年號銖兩文字於一身的銅錢。後來又省去「四銖」,僅存「孝建」二字。
錢文為薤葉書體。薤葉書體是在懸針篆的基礎上經過藝術加工而成的,字體瘦細婉轉,流暢清逸,體勢運用恰當,給人清新之感。後由於通貨膨脹物價上漲,民間私鑄雲起,宋明帝劉彧只得於467年(泰始三年)廢除了孝建四銖錢。
除南朝劉宋政權鑄行四銖錢外,北朝的北魏、北齊政權也行用四朱錢。從目前發現的北朝四朱錢來看,錢幣文字一般為「四朱」二字加上紀地文字,如「丞相四朱」、「陽丘四朱」、「東阿四朱」等。
有紀地文字與「四朱」二字同在一面的四朱錢,如宜陽、下察、淳于、陽丘等四朱錢;有面為「四朱」二字、背為紀地文字的四朱錢,如騶、濮陽、陳、高柳、丞相、呂、安平、東阿、姑幕、定襄等。北朝的四朱錢史籍不載,因此以前的藏泉家往往將這些形制奇特的四朱錢列入無考品,或者認為這些錢是偽品。
這些四銖或四朱錢存世都不多見,均是較為珍貴的錢幣,值得收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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