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暫無標籤

墨家是中國古代主要哲學派別之一,約產生於戰國時期。創始人為墨翟。墨家是一個紀律嚴密的學術團體,其首領稱「矩子」,其成員到各國為官必須推行墨家主張,所得俸祿亦須向團體奉獻。墨家學派有前後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會政治、倫理及認識論問題;後期墨家在邏輯學方面有重要貢獻。

1 墨家 -概況

墨家墨子塑像
墨子姓墨名翟,生卒約公元前468年~公元前376年,魯國人。出生社會下層。最初受業於儒家(《淮南子•要略》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后因不滿儒家維護強權高貴尊尊親親壓抑人性的統治思想,及對儒家強調的繁文縟節和靡財害事的喪葬報有疑慮,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強調要學習大禹刻苦儉樸的精神。遂脫離儒家的「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而創立墨家。墨子為宣傳自己主張,廣收門徒,一般的親信弟子達數百人之多。

儒,墨同為春秋戰國時期顯學(《韓非子‧顯學》),當時有「不入於儒,即入於墨」之說。先秦時期,儒、墨兩家曾是分庭抗禮。戰國後期,墨學的影響一度甚至在孔學之上。

墨家同時被視為中國最早的民間結社組織,有著嚴密組織和嚴格紀律,其最高的領袖被稱為「巨子或巨子」,墨家的成員都自稱為「墨者」。

墨翟可能是第一代「巨子」。巨子由上代指定,代代相傳,在團體中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淮南子•泰族訓》)。

墨者多來自社會下層,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教育目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重艱苦實踐,「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上》)。「以裘褐為衣,以跂蹻(草鞋)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生活清苦。墨者可以「赴湯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說至死也不後轉腳跟後退。墨者中從事談辯者,稱「墨辯」;從事武俠者,稱「墨俠」。墨者必須服從巨子的領導,其紀律嚴明,相傳「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呂氏春秋‧去私》)。例如巨子腹的兒子殺了人,雖得到秦惠王的寬恕,但仍堅持「殺人者死」的「墨者之法」。

按墨家的規定,被派往各國做官的墨者,必須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張;行不通時寧可辭職。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團體捐獻俸祿,做到「有財相分」。當首領的要以身作則。

墨家是一個有領袖、有學說、有組織的學派,他們有強烈的社會實踐情神。墨者們吃苦耐勞、嚴於律己,把維護公理與道義看作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墨者大多是有知識的勞動者。

戰國後期,匯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認識論、邏輯學、幾何學、幾何光學、靜力學等學科的研究,是謂「墨家後學」(亦稱「後期墨家」),另一支則轉化為秦漢社會的遊俠。

但是戰國以後,墨家已經衰微。到了西漢時,由於漢武帝的獨尊儒術政策、社會心態的變化以及墨家本身並非人人可達的艱苦訓練、嚴厲規則及高尚思想,墨家在西漢之後基本消失。

2 墨家 -觀點

墨家電影《墨攻》取材於墨家思想

「兼相愛、交相利」的社會理想與法律觀

墨家認為他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強執弱、眾劫寡、富侮貧、貴傲賤的亂世;人民過著「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的痛苦生活;原因是「天下之人皆不相愛」,應該代之以一個「天下之人皆相愛」的理想社會。為了實現這一理想,他們提倡人與人之間互愛互利的「兼相愛、交相利」,反對人與人之間互爭互害的「別相惡、交相賊」。這樣就會出現一個「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的理想社會。

墨家的法律觀也是以「兼相愛、交相利」為核心,並服務於他們的社會理想的。他們很重視「法」、「法儀」或「法度」的作用,認為無論從事任何工作,都必須有「法」,如百工的「為方以矩,為圓以規」一樣,否則便將一事無成。《墨子•經上》說:「法,所若(順)而然也」,一切都必須順法而行。治理天下、國家當然更應該有「法」。關鍵在於以什麼為「法」和法什麼?墨家的答覆是必須「以天為法」和「莫若法天」。因為「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群書治要》作「息」),其明久而不衰」。意即天是最公正、最仁慈的。既要「以天為法」,則應以天的欲、惡來確定人們的行為準則。他們借口天對一切都「兼而有之,兼而食之」,因而宣稱:「天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這就是說,「以天為法」,就應以「兼相愛、交相利」為「法」。墨家所說的「法」是廣義的,既包括法律、道德等行為規範,也包括規矩、準繩等度量衡。他們提出「以天為法」的目的,是想使「兼相愛、交相利」成為衡量一切是非、曲直、善惡、功過的統一的客觀標準。
  
墨家的「法天」,可以理解為法自然之天,即把他們的「兼相愛、交相利」說成合乎自然法。但墨家最後卻轉入「神道設教」,甚至提出這樣的論點:「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這樣就把「天」說成是可以賞善罰惡的人格神和凌駕於天子之上的最高主宰,幻想利用傳統宗教迷信的力量來實現他們的理想。因此:「兼相愛、交相利」也就成了「天志」,即天的意志,從而披上了宗教外衣。
  
「壹同天下之義」的法律起源論
為了實現「兼相愛、交相利」原則,墨家提出了「尚同」的主張,要求各級正長直到天子必須「壹同天下之義」。即用「兼相愛、交相利」來統一思想。他們認為,「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也就是在國家和法律產生之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是非標準。「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人人意見不一,「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因此大家互相爭奪、互相虧害,「天下之亂,若禽獸然」。這就需要「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和各級「正長」。然後由天子「發憲布令於天下之眾」,自上而下地「壹同天下之義」,並讓人民逐級向上報告「善」與「不善」的情況。使「愛利天下者」,「上得則賞之」;「惡賊天下者」,「上得且罰之」。人民不但要「上同乎天子」,「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而且要服從各級正長:「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訪)薦之」。這樣就能使「天下治」。
  
墨家提出這種「壹同天下之義」的法律起源論,目的在於使「兼相愛、交相利」上升為國策和法律,以便用國家強制力加以貫徹。他們要求上下「尚同一義」,即要求統治者與人民的是非、善惡標準都能一同於「兼相愛、交相利」。他們認為這在他們理想中的古代社會是完全可行的。但當時的現實社會卻並不是這樣,當時的「王公大人」根本不為人民著想,所以,他們雖主張「上同乎天子」,卻沒有把君權絕對化。他們擁護愛民的「兼君」,卻反對害民的「別君」。而且認為君主雖然有權立法,「發以為刑政」,但必須考察其在實踐中能否「中國家百姓之利」,否則便不可為「法」。
  
「不黨父兄,不偏富貴」與「賞當賢,罰當暴」
墨家為了保證「兼相愛、交相利」原則的貫徹,還要求各級正長必須由忠於這一原則的賢者來擔任,因而又提出了「尚賢」的主張。他們認為當時各諸侯國治理不好,關鍵在於「不能以尚賢事(使)能為政」。如果「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事能為政」,就能做到「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因此,墨家堅決反對周禮規定的宗法世襲制和任人唯親的「親親」原則,也反對維護「禮」的儒家,明確指出:「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這些人並不都賢,如果讓其治理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所以要想治理好國家,就必須「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只要是「賢者」,「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如果不賢,即使是貴族也必須「抑而廢之」。其結論就是「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這種「尚賢」主張,實際上是後來法家要求變世卿世祿製為非世襲的官僚制的前奏。但墨家的「尚賢」不同於法家。

墨家的「為賢之道」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而法家的尚賢標準是從有功於耕戰出發。由於「尚賢」,墨家在法律上也相應地主張「賞當賢,罰當暴」。如果「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就起不到「勸善」、「止暴」的作用。為了使賞罰充分發揮威力,墨家還指出法律與道德、輿論等必須一致和互相配合。法律上的賞罰和社會上的輿論如果不一致,「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或「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也不可能「勸善」、「沮暴」。要使賞罰發揮作用,還必須反對徇私。做到「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這是墨家主張「兼愛」、「尚賢」的必然邏輯。墨家還提出「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罰之」。既獎勵薦賢,又打擊匿奸。這樣就可做到「賞當賢、罰當暴,

墨家墨學國際研討會
不殺不辜,不失有罪」。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與「殺盜人,非殺人」
墨家專論刑法的思想不多,最為人所樂道的,就是「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和「殺盜人(一說「人」字衍),非殺人」。前者是作為「墨者之法」(墨家紀律)規定的。基於這一精神,墨家對於定罪量刑,特別是死刑,都很認真、慎重。一再強調「刑法正」,同時主張嚴格按照法律辦事。《墨子•經說上》說:「罪,犯禁也。」《經說上》又說:「罪不在禁,惟(雖)害無罪。」意即只要不犯禁令(刑法),即使有害,也不構成犯罪。「殺人者死」,是反對濫殺無辜,也是對當時貴族擅自虐殺無辜的譴責。但在《墨子•小取》中,卻提出了「殺盜人,非殺人」的命題,即並不反對殺盜。原因在於墨家是在維護私有制的基礎上來談「兼愛」的。他們認為盜竊行為構成犯罪,是因其「不與其勞獲其實,以非其所有取之故」,因此應當受到懲罰,甚至可以刑殺。墨家雖然維護私有制,也不否定貴賤等級,但是他們主張「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反對「虧人自利」和「不勞而獲」,特別是反對「富侮貧」、「貴傲賤」,所以他們要打擊的主要對象不是一般盜賊,而是「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的「當今之主」。他們認為正是這些「當今之主」造成了「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雖欲無亂,不可得也」的局面,因而使得人民「饑寒並至,故為姦邪」。這是墨家在經濟上對勞動人民「犯罪」原因的深刻分析。
 
立足於「利民」的經濟立法原則
墨家為了制止貴族「暴奪民衣食之財」,把「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稱為人民的「三患」。而把致力於「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稱為「三務」。在他們看來,為了解除「三患」、實現「三務」,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不僅要靠「兼相愛、交相利」,而且必須使整個社會的財富充裕起來。因此提出了立足於「利民」的發展生產和限制浪費的經濟立法原則。其一是,「強乎耕稼樹藝,多聚菽粟」和「使各從事其所能」。墨家認為貧富不取決於「命」,而取決於人們是否努力從事生產,只要人們願意積極勞動並做到各盡所能,就能創造更多財富。因此,統治者在立法時,必須以此為指導。其二是,「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意即生產生活資料,以能滿足需要為止,不應生產奢侈品和貪求享受;所有用度如不利於人民生活,便應終止。所以墨家提出「節用」、「節葬」和「非樂」等主張,反對貴族講究排場的各種禮儀和厚葬、久服(喪服)。但他們把音樂等精神藝術也看成是徒供貴族享受的奢侈品,一概加以反對,而沒有意識到勞動人民精神生活中也需要藝術。

3 墨家 -代表人物

墨家墨子
墨子
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姓墨名翟。生卒年不詳,大概是在前479年—前381年以內。中國春秋戰國時思想家、政治家。提出「兼愛」「非攻」等觀點,創立墨家學說,並有《墨子》一書傳世。墨學在當時影響很大,《孟子.滕文公》篇云:「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於楊,即歸墨。」可知春秋之世,楊朱之學與墨學齊驅,並屬顯學。

墨翟相傳原為宋國人,后長期住在魯國。曾學習儒術,因不滿「禮」之煩瑣,另立新說,聚徒講學,成為儒家的主要反對派。據說楚王曾計劃攻宋,墨子前往勸說楚王,並在與公輸般的模擬攻防中取得勝利,楚王只得退兵。墨子的思想與主張見墨家。

歷史學界至今無法確定墨子的真實姓名,有以下各種說法:

墨子姓墨名翟
最傳統,最為大眾所接受的說法是,墨子姓墨名翟。 《呂氏春秋》 、 《淮南子》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內都如是稱。《元和姓纂》明確說墨子乃孤竹君之後,本墨胎民,改為墨氏。而《新唐書•藝文志》也沿用這種說法。

墨子姓翟名烏
 南齊孔稚圭所著的《北山移文》則稱墨翟為「翟子」,元朝伊世珍所著的《琅環記》也附和此說,並認為墨子姓翟名烏。清朝周亮工所著的《固樹屋書影》更具體地提出:「以墨為道,今以姓為名。」認為他姓翟,並將姓轉成名;而「墨」是一種學派。晚清學者江瓊所著的《讀子卮言》承襲周亮工的說法,並進一步說明,以為古代確實有「翟」這姓氏,但無「墨」姓,而且戰國諸子中儒、道、名、法、陰陽、縱橫、雜、農、小說等,都沒以姓作為學派名,因此墨應該是學派的名稱。

墨翟為「貊狄」或「蠻狄」之音轉,非姓名
近代學者胡懷琛有研究墨子,在其所撰《墨翟為印度人辨》一文中提出,墨既非姓,翟也不是姓,更不是名,而是「貊狄」或「蠻狄」之音轉,是用來稱一個不知姓名的外國人。

墨為古代刑名之一
近代學者錢穆的《墨子傳略》從墨刑是古代刑名之一的角度展開研究,認為古人犯輕刑,則罰作奴隸苦工,故名墨為刑徒,實為奴役,而墨家生活菲薄,其道以自苦為極。墨子和弟子們都「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人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族踵」。這樣,就被稱為墨了。而歷史上西漢淮南王英布遭黯刑后稱為黥布,也是一證。而翟確實是名,因《墨子》和《呂氏春秋》記載墨翟,往往稱「翟」。

著作
現存《墨子》五十三篇,由墨子和各代門徒逐漸增補而成,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學說的基本材料。其中的《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稱作《墨經》或《墨辯》,著重闡述認識論和邏輯學,在邏輯史上被稱為後期墨家邏輯或墨辯邏輯(古代世界三大邏輯體系之一,另兩個為古希臘的邏輯體系和佛教中的因明學);其中還包含許多自然科學的內容,特別是天文學、幾何光學和靜力學。

4 墨家 -教育思想

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翟[],生卒年代難以確知(約公元前468~前376)。據司馬遷 《史記》 載「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從墨翟的生平事迹推斷,他年壽相當長,大約是公元前第五世紀,即春秋戰國之際的人物。他生於魯國,能製造車轄,長於軍事工程和守御,大概是工匠或輿人出身,時稱他為「賤人」,他自己也不否認。至於是否作過大夫,迄今未有確證。關於墨翟學術的師承問題,據《淮南子要略》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孔丘所創的儒家興於魯,墨翟長期居魯,曾入儒門,是有可能的。但他不滿儒家煩瑣擾人的「禮」和弦歌鼓舞的聲樂,不同意儒家使人破財的厚葬和傷生害事的久喪,並反對儒家的命定說,從而另立新說,聚徒講學。他的大弟子禽滑也曾受教於孔子的門人,后覺儒家的學說不意,方轉入墨家。墨家的著述現存《墨子》一書共53篇,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學說的基本材料。

墨家學派不僅是學術上獨樹一幟的派別,而且是一個組織嚴密的政治團體。其具體表現是,以「巨子」為首領,徒眾的進退出處,都聽命於他,不得違反。墨翟是第一代巨子,據稱,「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這種為實現學派宗旨而義無返顧的精神,是墨派顯著的特點。

儒墨兩家在當時並稱顯學,兩個學派的弟子甚多,遍布各地。但兩派的階級立場顯然不同。孔丘旨在維護沒落的奴隸主貴族的統治,墨翟則反映正在上升的「農與工肆之人」即小生產者的要求。彼此利益相反,所以兩派形成對立面。由於儒墨兩家立場不同,社會政治思想亦背道而馳。儒家主張「愛有差等」,墨家則主張「兼愛」;儒家信「命」,墨家則「非命」;儒家鄙視生產勞動,墨家則強調「不賴其力者不生」;儒家「盛用繁禮」,墨家則儉約節用;儒家嚴義利之辨,墨家則主張「義,利也」;儒家的格言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墨家則「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如此等等。因此,這兩家的教育思想和實踐也各有特點。

教育的目的與作用 墨家的教育在於培養「賢士」或「兼士」,以備擔當治國利民的職責。墨翟認為賢士或兼士是否在位,對國家的治亂盛衰有決定性的影響。作為賢士或兼士,必須能夠「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在這三項品德中,德行一項居於首位,因為「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這與儒家的說法頗為類似。但墨家所強調的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則又與儒家有所區別。關於言談,墨家認為在學派爭鳴時代,立論能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否具有說服力,關係到一個學派勢力的消長,因此作為賢士或兼士,必須能言善辯,能夠奔走說教,轉移社會的風氣。兼士還必須「好學而博」,而且所學不僅是墨家的中心思想,並且包括技術的掌握。總的說來,墨家所要培養的賢士或兼士,必須具有「兼愛」的精神,長於辯論,明辨是非,又是道術淵博,有益於世的人才。

教育內容 墨翟以「兼愛」、「非攻」為教,同時重視文史知識的掌握及邏輯思維能力的培養,還注重實用技術的傳習。禽滑要學習戰守之術,墨翟即教以戰略戰術和各種兵器的使用。《備城門》以下多篇,顯示墨翟對於這方面的工藝,有湛深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墨翟的教導不僅是坐而言,而且是起而行。他為了實現非攻的主張,就反對楚王攻宋,並且派禽滑統率門徒300 人幫助宋國堅守都城,使楚王不得不中止其侵略計劃。

墨翟卒后,後學繼承其業。當時物質生產有所改進,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百家爭鳴亦有利於學術的繁榮。墨家門徒多出身於「農與工肆」,在階級鬥爭與生產鬥爭中積累了多方面的經驗,增長了不少科學知識《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以及《大取》《小取》等篇,大抵是墨家後學在百家爭鳴中,進行研討辯論,不斷總結提高的結晶,其中所涉及的認識論、名學、幾何學、力學、光學等等,其造詣都達到了當時的先進水平,也豐富了墨家的教育內容。

教學思想 關於知識的來源,《經上》指明:「知:聞、說、親。」《經說上》又解釋為:「知:傳受之,聞也;方不障,說也;身觀焉,親也」。就是說,人的知識來源有三種:①親知,即親身經歷得來的知識,又可分「體見」即局部的與「盡見」即全面的兩種。②聞知,即傳授得來的知識,又可分為「傳聞」與「親聞」兩種。③說知,即推論得來的知識,這種知識不受方域語言的障礙。 這三種知識來源中, 以「親知」及「聞知」中的「親聞」為一切知識的根本,由於「親知」往往只能知道一部分, 「傳聞」又多不可靠, 所以必須重視「說知」,依靠推理的方法,來追求理性知識。這對於人們的認識事物,作了明確的分析。

墨翟關於認識客觀事物的方法與檢查認識的正確性問題,還提出了有名的三表或三法。他在《非命上》先提出「言有三表」,在《非命中》和《非命下》又提出「言有三法」。二者內容基本相同。三表或三法是「有本之者, 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翟認為, 判斷事物的是非, 需要論證有據, 論據要有所本,「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就是本於古代聖王的歷史經驗。但僅憑古人的間接的經驗來證明還是不夠的,必須「有原之者」,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就是考察廣大群眾耳目所接觸的直接經驗。第三表是「有用之者」,「於何用之?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當這一言論或判斷當作政策法令實行之後,還要看它是否切合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這三表或三法是墨家判斷事物是非、辨別知識真偽的標準。這也是墨家的邏輯學。儒墨都講邏輯學。孔子主張「正名」,就是以「禮」為標準來判斷是非利害;墨子主張用「本」、「原」、「用」三表法,就是上考歷史,下察百姓耳目所實見實聞,再考察政令的實際效果是否對國家、百姓人民有利。對比起來,墨家的方法是較有進步意義的。

墨家重視思維的發展,注意邏輯概念的啟迪他們為了與不同的學派或學者論爭,為了勸告「王公大人」勿做不義之事,必須辯乎言談,以加強說服力。因此,墨翟創立了一些邏輯概念如「類」與「故」,應用類推和求故的思想方法進行論辯,以維護他的論點。例如「好攻伐之君」反對「非攻」,列舉禹、湯、武王從事攻伐而皆立為聖王,以這些例子質問墨翟,他答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這裡,墨翟指出「攻」與「誅」是不同類的概念,不容混淆。墨翟還嘲笑儒家用「同語反覆」的答問方式。墨翟問儒家:「何故為樂?」答曰:「樂以為樂」。墨翟認為這等於問「何故為室?」而答以「室以為室」。以同樣的東西解釋同樣的東西,正是邏輯學所指出的下定義時的典型錯誤。只有答以冬避寒、夏避暑、又可以為男女之別,才是正確回答為室之故。由於墨翟重視邏輯思維,辯析名理,不僅運用於論辯,而且運用於教學

墨翟長於說教,除稱說詩書外,多取材於日常社會生活和工農業生產的經驗,或直稱其事,或引做比喻,具體生動,較能啟發門弟子的思想,亦較易為其他人所接受。例如他以分工築牆為喻,教弟子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又如,有二三弟子再向墨翟請求學射,他認為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告誡弟子不可同時「成學」又「成射」。這些例子也說明,墨翟教學注意量力,既要求學生量力學習,也要求教者估計學生「力所能至」而施教。只有根據學生的具體情況,使能力不同的學生,在不同的基礎上,做到可能「成學」者成學,可能「成射」者成射。對教師講,這也是「因材施教」。至於不允許學生同時既「成學」又「成射」,也具有使學生學習要「專心致志」的意義。
上一篇[精米]    下一篇 [思逸神超]

相關評論

同義詞:暫無同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