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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名孔伋,字子思,孔子嫡孫。生於東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於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終年八十二歲。春秋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受教於孔子的高足曾參,孔子的思想學說由曾參傳子思,子思的門人再傳孟子。後人把子思、孟子並稱為思孟學派,因而子思上承曾參,下啟孟子,在孔孟「道統」的傳承中有重要地位。

1人物生平

子思,名孔伋,字子思,孔子嫡孫。生於東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
子思

  子思

卒於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終年八十二歲。春秋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受教於孔子的高足曾參,孔子的思想學說由曾參傳子思,子思的門人再傳孟子。後人把子思、孟子並稱為思孟學派,因而子思上承曾參,下啟孟子,在孔孟「道統」的傳承中有重要地位。《史記·孔子世家》記子思年六十二(當為八十二之誤),而不詳其生卒年。按子思之父孔鯉,死於孔子之前,子思的年代當跟孔子的年代相當。子思在儒家學派的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學,下開孟子心性之論,並由此對宋代理學產生了重要而積極的影響。因此,北宋徽宗年間,子思被追封為「沂水侯」;元朝文宗至順元年(1330),又被追封為「述聖公」,後人由此而尊他為「述聖」。

2中庸思想

《孔子世家》又說,子思曾困於宋,「子思作《中庸》」。《漢書·藝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本注云;「名伋。孔子孫,為魯穆公師」。子思二十三篇久佚。《中庸》為《禮記》所收,流傳於世。《孔叢子》記有子思固於宋的細節及子思與魯穆公的問答,都不一定可信。 《中庸》,司馬遷稱其為子思作,但不一定是子思一人之作。《中庸》所說「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淺,」說「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都是秦漢人的口氣,當非出於戰國時人之手。 《中庸》作者認為,人的貧富窮通、國家的治亂興衰,都有天命來決定。人的本性能對天命作出正確的反應,表現為行為的準則,這就是道。道是不可須臾離的,如能修養得好,可以與天地相參。他在書中舉出幾個標準人物,其中有文王、武王和孔子。
子思

  子思

他說:「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結,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家廟饗之,子孫保之。」這是說文王武王的命好,但同時也離不開「文武之德」,離不開「文王之德之純」。《中庸》作者特別說到孔子,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濤。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吼子雖沒有文武之位,但他在德性上的成就,可以配天地、育萬物。這可見《中庸》作者對於存養之功的極力推崇,而對孔子的推崇達到神化的程度。這也反映當時以《中庸》為代表的一些儒者高自標舉的心情。 孔子有這樣大的成就,而這種成就卻是從日常生活中來。《中庸》作者認為,「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的作者又認為,一切成就都是性中事,都是人性所固有,問題在於能不能「盡性」。他極力宣揚「盡性」的重大意義,說;「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依這個觀點來說,孔子之為至聖,正是
《中庸》

  《中庸》

因為他「能盡其性」。《中庸》的作者又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道不遠人」,即所謂「率性之謂道」,道並不需他求。如果要「為」道,如務為高遠之類,反而離道遠了。在這裡,《中庸》沒有明文說性善,實際是說性善。這是 《中庸》的理論基礎,是主觀唯心主義的論點。在思想史上,《中庸》是人性論的創始人,是孟子性善論的先行者。 《中庸》的作者強調素其位而行。他說;「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平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激幸。」這就是說,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和處境,作好自己分內的一切活動,要一切要求自己,不要埋怨別人。這是順從天命而率性,盡性的為法,也是作者企圖用以消解矛盾的辦法。 孔子罕言命。孔子言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與聞。《中庸》則以言性與天命為重要的內容。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遠之。《中庸》則說君子之道「質諸鬼神而無疑」,「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對於孔子的繼承來說,《中庸》是對於儒學的唯心主義的放大,其間還塗抹了濃厚的神秘色彩。漢代已有《中庸》的單行本及其解說問世。《漢書·藝文志》著錄《中庸說》二篇。南北朝時有宋戴顒《禮記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見於《隋書·經籍志》。以上這些書都已久佚。南宋朱熹以《中庸》與《大學》、《論語》、《孟子》合稱《四書》,並為之注。元金用朱注《四書》取士。自此以後,《四書》之流傳日廣,成為學子必讀之書,而朱注成為人感性的著作。

3歷史考證

康有為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首先從孔子的生卒年代看,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逝於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子思生於公元前483年,也就是說孔子68歲時子思出生,而這時孔子剛剛由季康子派人帶厚禮從衛國請回魯國欲招其做官。孔子雖然受到敬重,但季康子的所作所為與孔子的政治思想背道而馳,所以拒絕出仕,而把晚年的全部精力用在文化事業上,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作《易傳》,努力搜集整理古代文獻作為教授子弟的教材。所以從時間上來說,子思兒時的啟蒙教育完全有受之於孔子的可能。 其次,孔子本人確實也很重視對後代的培養和教育。他曾教導其子伯魚,讓他認真學習詩、禮,並以「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告誡他。孔子對於孫子子思也同樣寄予厚望。《聖門十六子書》中記載:孔子晚年閑居,有一次喟然嘆息,子思問他是不是擔心子孫不學無術辱沒家門。孔子很驚訝,問他如何知道的。他回答說:「父親劈了柴而兒子不背就是不孝。我要繼承父業,所以從現在開始就十分努力地學習絲毫不敢鬆懈。」孔子聽后欣慰地說:「我不用再擔心了。」
《聖門十六子書》記載的這則故事恐怕並非虛言,《孔叢子》一書中也有與之意思相近的記載。情況很可能是,子思首先在其祖父孔子的教育下初步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而且接受的是孔子晚年的學說。後來,孔子去世,子思又跟隨曾子學習受益匪淺。所以《聖門十六子書》中說:「子思從曾子學業,誠明道德,有心傳焉,乃述其師之意,窮性命之原,極天人之奧,作《中庸》書,以昭來世。」從曾子那裡,子思也繼續學習孔子思想的真傳,闡發了孔子的中庸之道,著成《中庸》一書,被收在了《禮記》里。另外,《禮記》中的《表記》、《坊記》、《緇衣》也是子思的作品。據《漢書·藝文志》所記,子思的著作有二十三篇,可惜大都亡佚了。
然而,關於《中庸》一書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歷來一直存在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種觀點認為是戰國中期子思所作,另一種觀點認為作於秦朝統一六國之後,不同意子思作《中庸》的說法。
傳統觀點認為《中庸》出於子思之手。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明確指出:「子思作《中庸》。」以後,漢唐注家也多遵從此說。如鄭玄說:「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唐代的陸德明、孔穎達也同意這一看法。宋代二程、朱熹也是如此,他們都認為子思作《中庸》,如朱熹在《中庸章句》里清楚地指出:「《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而作也。」又說:「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近代的一些學者也認為子思是《中庸》的作者。如胡適就認為其中雖然加入了後人的某些材料,但該書大體上還是孟子以前的作品。因為從孔子到孟子儒家的人生哲學的發展應該有一個過渡階段,這個過程是從極端的倫常主義、重君權、極端實際的人生哲學到尊崇個人、鼓吹民權和心理的人生哲學的過渡。而《大學》和《中庸》就反映了這個過程。
不同意子思作《中庸》說的主張出現較晚,他們依據《中庸》第二十八章中的話:「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認為這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的話語,不應該出現在戰國時期。《中庸》又說:「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認為這應當言於秦亡之後。
實際上,子思作《中庸》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東漢的班固在《漢書·藝文志》的禮類著錄有《中庸說》二篇,未提作者;在儒家類著錄有《子思》二十三篇,自注曰:「名郕,孔子孫,為魯穆公師。」其中有無《中庸》也未明言。在《漢書·藝文志》的禮類中,對於《禮記》各篇沒有一篇單獨立目,只有《中庸說》著錄其中,所以顏師古注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本非禮經,蓋此之流。」看來,《中庸說》可能就像《詩》有《魯詩說》、《韓詩說》那樣,是專門「說」《中庸》的著作。這說明此前《中庸》已經單獨行世,並且具有相當大的影響,至於其中「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等語句,按李學勤先生的觀點解釋,孔子生於春秋晚年,周室衰微,政治文化趨於分裂,已經沒有「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現實存在,《中庸》此句中的「今」字應解釋為「若」,《經傳釋詞》曾列舉許多古書中的例子都是假設語氣,孔子所說也是假設,並非當時的事實,所以不能因這段話而懷疑《中庸》的成書年代。
不僅如此,子思作《中庸》的說法還得到了最新材料的證實。《荀子·非十二子》一篇曾經指斥子思、孟子的「五行」說,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中有一篇儒家著作《五行》,證明了什麼是《荀子·非十二子》所批評的思孟五行之說,並在《中庸》、《孟子》等書中找出了這個學說的痕迹,由此可以確定《中庸》一篇的確是子思的作品。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子思的著作有二十三篇,曾經被編輯成《子思子》一書。這個記載是否可信,學者們看法不一,1993年冬天,在湖北荊門郭店的一座楚墓里出土了大量的竹簡,這不僅可以使人們對這個問題作出肯定的回答,而且也證明了《中庸》一書確實為子思的作品。該墓出土的竹簡已經編成《郭店楚墓竹簡》一書,於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儒家的學術著作,這些著作可以分成兩組,其中一組有《緇衣》、《五行》、《尊德義》、《性自命出》和《六德》,根據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先生的研究,郭店竹簡中的這些儒書屬於儒家子思一派,《緇衣》等六篇應歸於《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子思子》。同時,這些竹簡儒書又與《中庸》有不少相通之處,如《性自命出》論及「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這與《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一致,《尊德義》的體例與《中庸》篇也頗近似。沈約曾說《中庸》取自《子思子》,而竹簡中又有《魯穆公問子思》。因此,這些竹簡儒書肯定都與子思有一定的關聯,同時也進一步證實了《中庸》一書的確出於子思之手。
在對待傳統文化上,子思和孔子一樣很重視禮,也身體力行遵守禮。子思得知父親的前妻去世后,就在孔氏之廟痛哭,他的門人對他說:「庶民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恍然大悟,連連承認是自己的過錯,「遂哭於他室」。子思與其他許多著名儒者一樣也嚮往國家的德治教化,並且努力實現自己的抱負。但他與孔子不同,為了施展抱負,孔子曾仕魯參政,但卻以去魯告終。孔子周遊列國,企圖遊說諸侯,但處處碰壁,甚至在各國受困。子思則不然,魯穆公請他做國相,子思則以推行自己的學說為重婉言謝絕。
子思作為戰國時期儒家的重要代表,對後世產生的較大影響,主要還在於他的思想方面,特別是他的中庸思想。「中庸」是指以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態度為人處世,「中」是「中和、中正」的意思,「庸」是常、用的意思。「中庸」一詞最早出現在《論語》一書中,然而它作為一種思想方法卻有久遠的歷史淵源。據說,堯讓位於舜時就強調治理社會要「允執其中」。周公也力倡「中德」,他曾經強調折獄用刑時要做到「中正」。在古代材料的基礎上,孔子進一步提出了「中庸」的概念,把它作為最高的道德準則。後來,子思作《中庸》一書,對孔子的中庸思想進行了系統闡述。該書全篇以「中庸」作為最高的道德和自然法則,講述天道和人道的關係,把「中庸」從「執兩用中」的方法論提到了世界觀的高度。
子思認為:喜怒哀樂的情感還沒有發泄出來的時候,心是平靜的,無所偏倚,這就叫做「中」;如果情感發泄了出來能合乎節度,沒有過與不及,這就叫做「和」。「中」是天下萬事萬物的根本,「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人如果能把「中」、「和」的道理推而廣之,那麼天地之間一切都會各安其所,萬物也都各遂其生了。例如,顏回做人能夠擇取中庸的道理,得到一善就奉持固守而不再把它失掉。舜是個大智的人,善於徵求別人的意見而且對那些很淺近的話也喜歡加以仔細的審度。把別人錯的和惡的意見隱藏起來,把別人對的和善的意見宣揚出來,並且把眾論中過與不及的加以折衷,取其中道施行於民眾,這或許就是舜之所以成為舜的道理吧。
但是中庸之道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聰明的人過於明白,以為不足行,而笨拙的人又根本不懂,不知道怎樣去行;有才智的人做過分了,而沒有才智的人卻又做不到。這就像人沒有不飲不食的,但是很少有人能知道它的滋味。那麼,應該怎麼做呢? 首先,能做到盡己之心推己及人就離中庸之道不遠了,凡是別人加之於自己身上而自己不願意做的,也就不要強加在別人身上。其次,君子應在所處的地位去做它應該做的事,而不應去做本分以外的事。處在富貴的地位,就做富貴地位所應該做的事;處在貧賤的地位,就做貧賤地位所應該做的事;處在夷狄的地位就做夷狄地位所應該做的事;處在患難的地位,就做患難地位所應該做的事。君子守道安分,無論處在什麼地位都是自得的。
處在上位不欺侮在下位的,處在下位不攀附在上位的人,端正自己而對別人無所要求,自然沒有什麼怨恨。上不怨恨天,下不歸咎他人。所以君子安於平易的地位等待天命到來的驅使,小人卻要冒險去妄求非分的利益。
《詩經》上說:「穿著彩色的綢衣,外面加上單層的罩衫。」為的是嫌那錦衣的文彩太顯著了。所以君子的為人之道,表面上是文彩不露,可是日久自然會漸漸彰露出來。小人的為人之道,表面上是文彩鮮明,可是日子久了,就漸漸地暗淡了。

4學說

著作散見
《子思》書自秦代以來已亡失了,但《子思》中的著作散見於《闕里志》、《韓非子》、《馬總意林》、《說苑》、《文選注》、《中論》、《呂氏春秋》。《漢書·藝文志》中提到《子思》共23篇,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子思》是由崇川馮雲■校刊的《子思》六卷,第一卷《記問》、《雜訓》、《居衛》;第二卷《巡狩》、《公儀》、《抗志》;第三卷《補遺》;第四卷《附錄》;第五卷《祠墓古迹》;第六卷《世職》。這樣,經過校勘的《子思》在形式上依然是完整的、成系統的。

5五行說

孔子死後,儒家分裂為八派。據韓非說,他們是子張、子思、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孫氏、樂正氏為首的八派。①其中孟氏即孟子,他是子思的私淑弟子。而樂正氏即孟子的弟子樂正子。如此說來,子思、孟氏與樂正氏三派儒者當是一派,即思孟學派。這一學派在中國思想史上是客觀存在的,而且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荀子·非十二子》把子思與孟子合在一起來評論,已經把子思與孟子作為一個學派來對待。荀子離孟子的時代那麼近,他的話當是可以相信的。西漢的史學家司馬遷也說,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②與荀子之說是一致的。當然在歷史上,孟子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子思。
子思(約公元前492-前431 年)姓孔名伋,他是孔子的孫子,一般認為他是曾子的弟子,也有人說子思出於子游氏之儒。《中庸》是子思思想的代表作。
子思提出的"誠"和與此緊密相連的五行說,是思孟學派思想的重要內容。"誠"是其思想體系的最高範疇,也是道德準則。子思說,"誠者天之道",③即"誠"就是"天道",而"天道"即是"天命"。他還認為,天命就是"性",遵循"性"就是"道"。也就是說,"誠"既是"天命",也是"性",也是"道"。子思在《中庸》二十五章還說:"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說:"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就是說,"誠"是產生萬物的本源。如果沒有"誠",也就沒有萬物。也就是說,主觀上"誠"是第一性的,而客觀上存在的"物"是第二性的。以"誠"這種主觀精神來說明世界的產生和發展的學說,當然是一種唯心主義的思想。
子思的思想具有一大特色,那就是神秘性。《中庸》二十四章說:"至誠如神"。達到"誠"便具有無比神奇的威力。甚至還認為,只要"至誠",就可以預卜凶吉。國家將要興旺,就一定有禎祥的預兆。而國家將滅亡,就一定有妖孽出現。可見"誠"與天、鬼神是一脈相通的,即是"天人合一"的。子思認為,達到"誠"的途徑,是要"盡其性",進而"盡人之性",再進到"盡物之性",這就可以"贊天地之化育",達到"與天地參矣"。①這一過程,也就是孟子所說的"盡心"、"知性"、"知天",從而達到"天人合一"的神秘境界。這種思想對漢代的董仲舒和宋儒都有較大的影響。
子思提出的"誠",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們知道,殷代滅亡之後,為了說明周為什麼能夠取代殷,周公提出"敬德"來修補天命思想;春秋後期,天命思想搖搖欲墜,孔子提出"仁"這種道德規範,企圖用來調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仁"本身雖然沒有上帝的成分,但孔子思想中仍保留了上帝的地位。"誠"的提出,則是為了取代上帝的地位,並把上帝泛神化。這種思想是將孔子倫理思想擴大化,從而成為更廣泛、更唯心主義化,以至趨向宗教性的思想。這是思孟學派對儒家思想的重大發展,從而為儒家思想奠定了哲學的基礎。
子思的"誠"與五行說有密切的關係。鄭玄注《中庸》一章"天命之謂性"時,說:"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即是說,"天命之謂性",包含了五行的內容。章太炎的《章氏叢書·子思孟軻五行說》,認為這是子思的思想。這兒需要說明的是,《中庸》里的"誠"就是"信"。子思說:"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①由此可見,"誠"就是"中道",也就是"中庸之道"、五行的"土神則信"的土居中央。可見"信"也就是"中道"。因此,"誠"就是"信"。就《中庸》而言,用"誠"來代替"信"更說明問題,更易使人理解。子思的著作中雖然沒有"金、木、水、火、土"五行字樣,但其中五行說的內容確是存在的。

6思想

天命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子思所謂的天命,實質上是一個唯物主義的天道與其必然表現的統一。這是一個純粹的天道,就其自身的整體性來說,是老子所謂不可再加規定的「一」,而子思則聯繫它的主宰天地萬物的表現作用,而導入一個對它的普遍界說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天命是天道的必然表現作用,這種表現作用作為規律,就是性。自天道以下的一切都在循其性而動之,而表現之,這就是道。在這裡,道與天道有相對的區別,後者指天道的主體——物質本體與其表現作用之為規律的統一,前者指天道作為這個統一性,必然循其固有的表現作用(規律)之為性而動,所以性就是它的活動之道。天道循性而動的活動之道,同時也是人、物的活動之道,人、物循性而動,亦即天道在人、物中循性而動。
天道作為「一」,不能不表現自己,由此散發而為多種規定,二者的統一便是一個性與其活動之道的統一體。天道的多種規定由此都包含其中了。
子思的這個命題,從本體論上闡明了性道一體的普遍性。而這個性道一體的普遍性,內部也有其不同邏輯層次上的區別與聯繫。
至誠之道
子思說:「誠者,天下之道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如果人心全為其明德之性作為人性亦即真實無妄的所充溢,人性或理性通往真理的思維規律便能所向無礙、暢通無阻地起作用,這便是一個至誠的實在性。達到這一點,人心便完全成了一個理性以感性為中介而與存在的同一性,因而它能洞察人倫之道和一切事物的規律。這便是無須』修身正心」的「有為」而能無為無不為的一個實在性,這樣的人便是孔子所說的「不斷而得,從容中道」的天生聖人。子思認為,聖人之心,至誠如一,具有由誠而明,亦即由性而明的全德。
中和之道
子思的思想有形而上學的若干特色,但也有辯證的思維。
中和之道從反對矛盾轉化的立場出發,重視對立間的相互依存,重視(並極端誇大)同一性在矛盾發展中的作用。它所推崇的中,即是哲學上所說的同一性,是辯證法的一個片段。明末哲學家方以智用「交」這個概念表述對立面的同一性,他認為「兩間無不交,無不二而一」,「交者,合二而一」(《東西均·三征》)。方以智說:「子思辟天荒以千古相傳不可言之中,恐墮?洋,忽創『喜怒哀樂之未發』一語當之,而又創出中和之節,則明示未發之中即和合於己發之中矣」。(同上)。「合二為一」與中和之道思想的聯繫是十分清楚的。
思辨精神
駁斥中國人缺少思辨精神的觀點
不少人認為中國人是缺少思辨精神的。而我們從《子思》中可以駁斥這個觀點。可惜的是,《子思》在秦代遭到了被禁毀的厄運,使之面目全非,我們只能從零星的著錄中尋求它的光芒。秦王朝統一六國,實行專制統治。為鞏固政治專制,秦始皇採取臣下建議,進行「焚書坑儒」。下令除「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子思》作為儒家經典,其被焚命運在所難免。在中國現代的「五四」時期,中國的建設者們高揚「民主」與「科學」兩大旗幟,儒家學說再一次被打倒推翻。它的不分青紅皂白再次被扼殺的命運是我們現代人的悲哀。以《子思》為例,書中的民主和科學的精神與思想依然值得我們借鑒、學習。我們從總體上來把握《子思》,以為它的「天人合一」思想既有科學的光輝,也有民主的光芒。
人的道德修養
要追求并力爭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關鍵還是在人,在人心,在人性。於是這又回到了仁與義、人的本性抑或說人的道德修養上來了。因此,以仁為本,從善如流,德行統一,允執其中,仍然是我們不可悖離的宗旨。應該說,這些就是《子思》給我們最大的啟示。

7故事一則

子思推薦苟變給衛侯說: 「他的才能可以率領五百輛兵車。」衛侯說:「我知道他可以當將領,但苟變在做小吏時,曾向百姓征賦,還私下吃了他們的兩隻雞蛋,所以不能用!」子思說:「聰明仁智的國君選拔人才,拿官職授人,好象工匠用木材,利用它的好的地方,丟舍它的不足之處,所以象梓、杞兩種圍抱的優質大材,雖有幾尺腐爛,能幹的巧匠也不會拋棄。現在你生活在戰國時代,迫切需要選拔輔佐的武將,怎麼因為私吃兩隻雞蛋而拋棄捍衛國家的良將,這話可萬萬不能讓周圍的國家知道啊!」

8子思行年考

周敬王36年魯哀公11年丁巳(公元前484年)
〇子思約生於此時
子思,名伋,魯國人。孔子之孫。
【文獻】《禮記·檀弓上》:「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註:小功,五服之一,其服輕於大功而重於緦麻。位,指哭位,哭位是根據與死者的親疏遠近關係排列的),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踴。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禮記·檀弓上》:「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禮記·檀弓下》:「子思之母喪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子之廟?』子思曰:『吾過矣!過矣!』遂哭於他室。」
【考辨】子思生卒,《世家》未有明確說明,只說「年六十二」,而這「年六十二」也是大有疑問。子思的父親孔鯉生於周景王十三年(公元前532年),共活了五十歲,若以二十歲成婚計算,從成婚到卒尚有三十年,子思生於這三十年的那一年,無法確定。又根據《孟子》、《漢書·藝文志》,子思曾為魯穆公師。有人說「年六十二」是困於宋作《中庸》時的年齡,又說六十二當為八十二之誤。作《中庸》時六十二不可信,因《世家》下面還說「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這裡的四十七、四十五、四十六都是指實際年齡,為什麼偏偏對子思例外呢?明顯說不通。所以合理的解釋是六十二是八十二之誤。但子思即使活了八十二歲,他也是在孔鯉晚年甚至卒年才出生的。因為既然為魯穆公師,就不可能在魯穆公一即位時就去世,而應該有一個過程,由此推算,子思出生時孔鯉已屆暮年。
古人結婚較早,孔子十九歲成婚,二十歲即生孔鯉,而孔鯉為何這麼晚才生子思呢?錢穆說:「《檀弓》『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踴。』是子思有嫂也。子思既有嫂則知其有兄矣。伯魚早卒,而子思有兄,則子思之生,不能甚前。」又,《檀弓》有「子思之母死於衛」,門人曰「庶氏之母死。」錢穆說:「謂庶氏之母者,謂子思非嫡出,故子思之母乃庶氏之母耳。」(《子思生卒考》,《系年》第173~175頁)錢氏之意似說子思之母非孔鯉正妻,故出生較晚。按,子思生年已不可確考,大致在孔鯉暮年。古人晚年得子,也為常見。錢穆所舉理由皆顯勉強,不如付之闕如。
周貞定王2年魯哀公28年甲戍(公元前467年)
〇子思年十六,相傳此時作《中庸》
《中庸》,子思作,后收入《禮記》,儒家經典之一。從第二章到第二十章上半部分(朱熹《四書集注》為準)主要為記言體,討論中庸;第二十章以下則為議論體,提出作為世界本源的「誠」,認為「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可能原為子思的兩部作品,后被編在一起。
【文獻】《史記·孔子世家》:「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孔叢子·居衛第七》:「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世有仇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考辨】《史記》說「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未說明具體時間,《孔叢子》則說「年十六」。《孔叢子》雖有後人篡改的痕迹,但並非全偽,「記孔子、子思、子高的三部分均有原始材料,其文字基本上屬於采輯舊材料或據舊材料加工而成。」(黃懷信《〈孔叢子〉的時代與作者》,《西北大學學報》1987年第1期)其說或有據,暫列於此。但《孔叢子》說「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則有誤。子思「困於宋」時所作應為《中庸》,而「《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則是指《子思子》。據學者考證,《中庸》為《子思子》的首篇,而古書有舉首篇代替全書之例,故用來作為全書的稱謂,稱「《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古籍中常有以《中庸》代稱《子思子》之例,如李翱《復性書》:「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晁說之《中庸傳》:「是書本四十七篇。」鄭樵《六經奧論》也說:「《中庸》四十七篇。」武內義雄認為《漢書·藝文志》所記《子思子》二十三篇,每篇分上下二篇,另加一篇序錄,即成《中庸》四十七篇(《子思子考》,載江俠庵編譯《先秦經籍考》中冊第121~123頁,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年版)。所以《中庸》四十七篇和「《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均是《子思子》的代稱。《子思子》應為子思弟子或後學所編,不可能是子思十六歲時所作,子思「困於宋」時所作應為《子思子》的首篇《中庸》。另據學者考證,今本《中庸》實包括兩篇,其中第二章至第二十章「子曰」的部分即是原始的《中庸》,第一章以及第二十章以下議論體的部分應為子思的另一篇著作《誠明》,兩篇分別是子思早期和晚期的作品(梁濤《郭店楚簡與〈中庸〉公案》,《台大歷史學報》2000年第二十五卷)。則子思十六歲時所作,應為今本《中庸》的上半部分。
周孝王5年魯悼公21年乙巳(公元前436年)
〇子思約四十八歲,居衛
子思約四十八歲時,居於衛國,與衛君多有問答。他說衛國的政治是「無非」,但他的「無非」並不是說衛國的政治已完美無缺,沒有可批評的,而是指衛君聞過則怒,喜歡阿諛之言,結果使沒有敢於提出批評。
【文獻】《孟子·離婁下》:「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孔叢子·抗志》:「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為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孔叢子·抗志》:「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憂。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孔叢子·抗志》:「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說苑·立節》:「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考辨】子思居衛,史書多有記載。《孔叢子·抗志》說:「子思居衛,魯穆公卒。」但魯穆公元年,子思已六十八歲(詳見「周威烈王6年公元前402年子思約卒於此時」條),魯穆公共在位三十三年(《史記·魯周公世家》),若子思得見穆公卒,則年齡已在百歲以上,故穆公當為悼公之誤。《魯周公世家》:「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嘉立,是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為穆公。」據錢穆考訂,魯穆公元年為周威列王十一年,公元前415年(《魯穆公元乃周威列王十一年非十九年亦非十七年辨》,《系年》第155頁)前推二十一年。
周威列王11年魯穆公1年丙寅(公元前415年)
〇魯穆公禮事子思
子思晚年,居住於魯國。魯穆公經常派人問候,惟恐不能留住他。子思雖受到禮遇,卻常常直言不諱,認為能經常批評君主錯誤的,才能算作忠臣。
【文獻】郭店竹簡《魯穆公見子思》:「魯穆公問於子思曰:『何如而可謂忠臣?』子思曰:『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公不悅,揖而退之。成孫弋見,公曰:『鄉者吾問忠臣於子思,子思曰:「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孫弋曰:『噫,善哉,言乎!夫為其君之故殺其身者,嘗有之矣。恆稱其君之惡,未之有也。夫為其[君]之故殺其身者,效祿爵者也。恆稱其君之惡者,遠祿爵者[也]。為義而遠祿爵,非子思,吾惡聞之矣。』」《孟子·公孫丑下》:「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孟子·萬章下》:「(孟子)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后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食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后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孟子·萬章下》:「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孟子·告子下》:「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者則亡,削何可得與?』」又見《鹽鐵論·相刺》,《說苑·雜言》。《韓非子·難三》:「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左米右間]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以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又見《論衡·非韓》。《禮記·檀弓下》:「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孔叢子·公儀》:「穆公問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其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孔叢子·抗志》:「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竊為言之過也。』」
【考辨】魯穆公元年,《六國年表》列於周威列王十九年即公元前407年,《魯周公世家》則列於十七年,但據錢穆考證,《年表》、《世家》有誤,實際應為周威列王十一年即公元前415年(《魯穆公元乃周威列王十一年非十九年亦非十七年辨》,《系年》第155頁)子思已六十八歲。
周威列王24年魯穆公14年己卯(公元前402年)
〇子思約卒於此時
子思(約公元前483~前402),戰國初魯人,姓孔,名伋。孔子嫡孫。相傳受業於曾子。曾為魯穆公師。其思想以「誠」為核心,認為「誠者,天之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中庸》)。人通過修養達到「至誠」境界,便可與天地鬼神相通。提出「仁義禮智聖」「五行」(帛書《五行》),對以後「五常」的形成產生影響。又說「中庸」也是其主要思想。其學說經孟子發揮,形成思孟學派。後代封建統治者尊為「述聖」。《漢書·藝文志》著錄《子思》二十三篇,已佚。現存《禮記》中的《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等四篇是他的著作。馬王堆帛書及荊門郭店楚簡《五行》是從地下重新發現的子思學派的作品。
【文獻】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為魯繆公師。」《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禮家:「《中庸說》二篇。」《孔叢子·居衛》:「(子思)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孟子·離婁下》:「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荀子·非十二子》:「略法先王而不知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按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按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韓非子·顯學》:「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隋書·音樂志》引沈約之言:「《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
【考辨】《世家》說子思「年六十二」,當為「八十二」之誤(詳上文)。子思生於公元前483年,故列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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