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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治讓(1848一1908)溫州瑞安人,字仲容,號箱扇居士,世人把他與俞曲園,黃以周合稱為「清末三先生」。孫治讓以一身兼具"墨子的摩頂放踵利天下"的精神,顧亭林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胸襟,周公的"以政教致太平"的理想成就了他一生的輝煌,奠定了他在中國晚清樸學,近代溫州文明開化中的崇高地位.綜觀其一生的成就,曾經出現過兩次高潮,而在這兩次高潮中分別涌動著兩大文明勁流;其一是在經史子集園地上耕耘所散發出的中國古文明的芬芳,其二便是汲取近代西方先進文明所折射出的光芒.前者讓他成為傳統知識分子中的佼佼者,後者讓他成為晚清致力於國學研究的舊知識分子走向與時俱進的先進代表人物.如果把前者看成是文明傳承的積累,那麼後者便是文明聚合的裂變,即新生.孫治讓後半生之所以沒有沉迷於"吃吃治經生之業',,而邁向人生的另一個春天,西方文明這股勁流起著重要的作用.他的後半生無論是思想還是實踐無不閃爍西方文明的光輝.
為何西方文明垂青於他? 為何同謂"清末三先生"的俞曲園,黃以周這些"研經之侍,國粹學者"卻"識多拘滯,歐化或未",惟獨孫治讓為"歐化之精"呢 這要歸功於孫治讓在吸收西方文明上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以及他勇於探索新生事物和汲取先進思想的品格.首先,孫冶讓深受其父孫衣言的永嘉學派"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更易於追隨時代潮流.他在《孫太僕年譜序》中說:"吾欲以經術措諸世用,亦本其先人之訓"。1894年春,孫治讓"八試禮部不第",而此時正值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現實的嚴峻使他從"天朝大國"的夢幻中驚醒,放棄科舉利祿之途.他深悔生平所習「與時不相應」,目睹了西方文明給予日本所帶來的巨大功效,乃以永嘉學派經世致用的寬容胸襟接受了西方文明.其次,孫治讓一生「未嘗師事人」不受政見和學術派別的束縛,不以門戶之見排斥異說,"九域數方聞,先生最門戶不分"。這使孫治讓要比同時代其他經學家,封建士大夫更容易衝破傳統思想的束縛,接受新知識,新觀點跟上時代步伐,以"學無新舊,唯其致用"的態度對待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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