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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靜的春天》1962年在美國問世時,是一本很有爭議的書,是標誌著人類首次關注環境問題的著作。它那驚世駭俗的關於農藥危害人類環境的預言,不僅受到與之利害攸關的生產與經濟部門的猛烈抨擊,而且也強烈震撼了社會廣大民眾。

1作品簡介

你若有心去翻閱上世紀60年代以前的報紙或書刊,你將會發現幾乎找不到「環境保護」這個詞。這就是說,環境保護在那時並不是一個存在於社會意識和科學討論中的概念。確實,回想一下長期流行於全世界的口號——「向大自然宣戰」、「征服大自然」,在這兒,大自然僅僅是人們征服與控制的對象,而非保護並與之和諧相處的對象。人類的這種意識大概起源於洪荒的原始年月,一直持續到20世紀。沒有人懷疑它的正確性,因為人類文明的許多進展是基於此意識而獲得的,人類當前的許多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也是基於此意識而制定的。蕾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第一次對這一人類意識的絕對正確性提出了質疑。這位瘦弱、身患癌症的女學者,她是否知道她是在向人類的基本意識和幾千年的社會傳統挑戰?《寂靜的春天》出版兩年之後,她心力交瘁,與世長辭。作為一個學者與作家,卡遜所遭受的詆毀和攻擊是空前的,但她所堅持的思想終於為人類環境意識的啟蒙點燃了一盞明亮的燈。
《寂靜的春天》是一本引發了全世界環境保護事業的書,書中描述人類可能將面臨一個沒有鳥、蜜蜂和蝴蝶的世界。作者是美國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於1962年出版。正是這本不尋常的書,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人們對野生動物的關注,喚起了人們的環境意識,這本書同時引發了公眾對環境問題的注意,促使環境保護問題提到了各國政府面前,各種環境保護組織紛紛成立,從而促使聯合國於1972年6月12日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了「人類環境大會」,並由各國簽署了「人類環境宣言」,開始了環境保護事業。
中國的環境保護事業也是從停止沙城農藥廠的DDT生產開始的,而後全面禁止了DDT的生產和使用。

2作者簡介

蕾切爾·卡遜1907年5月27日生於賓夕法尼亞州泉溪鎮,並在那兒度過童年。她1935年至1952年間供職於美國聯邦政府所屬的魚類及野生生物調查所,這使她有機會接觸到許多環境問題。在此期間,她曾寫過一些有關海洋生態的著作,如《在海風下》,《海的邊緣》和《環繞著我們的海洋》。這些著作使她獲得了第一流作家的聲譽。

3作品評論

一封信,一本書,一場運動
作者

  作者

文:余鳳高 出處:《書屋》 2007年第9期
與一次戰爭、一場疾風暴雨般的政治運動甚至一次騷亂相比,書籍一般都難以產生那麼大的作用。但是有時候,一本書的確能掀起一場運動,引起社會的改革,甚至重大的改革。就在美國的歷史上,出生在英國的美國政論家托馬斯·潘恩的一本只有五十頁的小冊子《常識》,於1776年1月出版后,幾個月里即銷售五十萬冊,在獨立戰爭初期極大地刺激了人們的情緒,為半年之後通過的《獨立宣言》鋪平了道路。美國女作家哈里亞特·伊麗莎白·比徹,即通常稱她斯托夫人的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或《下層人的生活》,先是於1851年在哥倫比亞特區一家反奴隸制的報紙《民族時代》上連載發表,第二年出版后,第一天銷售量即創前所未有的三千冊的紀錄,第一年售出三十萬冊,至1860年就至少被譯成二十三種文字,被公認為是美國「南北戰爭」的起因之一。據說,在1862年「南北戰爭」高潮之時,美國第十六任總統亞伯拉罕·林肯會見她時,曾這麼對她說:「那麼您就是寫了那本書引發這場偉大戰爭的那個小女人了!」(「So you're the little woman who wrote the book that started this Great War!」)
別以為這類傳奇式的故事都離今天太遠了,事實是就在不到半個世紀之前,一位作家,也是美國作家,也是一位女作家的一本書,也起到類似的作用。
春天是鮮花盛開、百鳥齊鳴的季節,春天裡不應是寂靜無聲,尤其是在春天的田野。可是並不是人人都會注意到,從某一個時候起,突然地,在春天裡就不再聽到燕子的呢喃、黃鶯的啁啾,田野里變得寂靜無聲了。美國的雷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1907-1964)卻不一樣,她有這種特殊的敏感性。
生於賓夕法尼亞斯普林代爾的雷切爾·卡遜從小就對大自然、對野生動物有濃厚的興趣。她的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個人在樹林和小溪邊度過的,觀賞飛鳥、昆蟲和花朵。她總是想將來做一個作家,並在十一歲那年就發表了一篇短故事。她聲稱,是她母親將她引進了自然界,才使她對它們富有激情。
卡遜最早是按做一位作家的初衷進了當地賓夕發尼亞婦女學院的,但不久便改變主意,把主要學習的內容——英語改為學習生物學。接著,在1932年獲得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文科碩士學位,並一邊教書、一邊在馬薩諸塞州的伍茲霍爾海洋生物實驗室讀研究生,最後於1936年進了「美國漁業局」,擔任「水下羅曼斯」這個專題廣播的撰稿作家;「漁業局」自1940起改名為「美國魚類和野生生物署」后,她仍留在這裡直至1952年。
描繪和表現大自然的強度、活力和能動性、適應性是卡遜的最大樂趣。上世紀四十年代開始,她根據自己對當時還不為多數人所了解的海底生活的觀察開始寫作,並取得相當的成績。以她1937年發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隨筆為基礎而寫的《在海風的吹拂下》,於1941年出版后,因其一貫的科學準確性和深刻性與優美的抒情散文風格的奇妙結合而頗獲好評,登上《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1943、1944年又出版了《來自海里的食物:新英格蘭的魚類和水生有殼動物》和《來自海里的食物:南大西洋的魚類和水生有殼動物》。1951年的《圍繞我們的海洋》為她帶來了很大的榮譽:不但連續數十周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還獲得了「國家圖書獎」,被翻譯成三十種文字。
卡遜1952年離開「美國魚類和野生生物署」是為了能夠集中精力、把時間全都用到她所喜愛的寫作上去。當然她獲得的回報也是十分優厚的,她不僅寫出了《海角》和她去世之後於1965年出版的《奇妙的感覺》,更主要的是她那為後來被稱為「生態運動」發出起跑信號的《寂靜的春天》。
1958年1月,卡遜接到她的一位朋友,原《波士頓郵報》的作家奧爾加·歐文斯·哈金斯寄自馬薩諸塞州的一封信。奧爾加在信中寫到,1957年夏,州政府租用的一架飛機為消滅蚊子噴洒了DDT歸來,飛過她和她丈夫在達克斯伯里的兩英畝私人禽鳥保護區上空。第二天,她的許多鳥兒都死了。她說,她為此感到十分震驚。於是,哈金斯女士給《波士頓先驅報》寫了一封長信,又給卡遜寫了這個便條,附上這信的複印件,請這位已經成名的作家朋友在首都華盛頓找找什麼人能幫她的忙,不要再發生像這類噴洒的事了。
DDT是一種合成的有機殺蟲劑,作為多種昆蟲的接觸性毒劑,有很高的毒效,尤其適用於撲滅傳播瘧疾的蚊子。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僅僅在美國軍隊當中,瘧疾病人就多達一百萬,特效藥金雞納供不應求,極大地影響了戰爭的進展。後來,有賴於DDT消滅了蚊子,才使瘧疾的流行逐步得到有效的控制。DDT及其毒性的發現者、瑞士化學家保羅·赫爾滿·米勒因而獲194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但是應用DDT這類殺蟲劑,就像是與魔鬼做交易:它殺滅了蚊子和其他的害蟲,也許還會使作物提高了收益,但同時也殺滅了益蟲。更可怕的是,在接受過DDT噴撒后,許多種昆蟲能迅速繁殖抗DDT的種群;還有,由於DDT會積累於昆蟲的體內,這些昆蟲成為其他動物的食物后,那些動物,尤其是魚類、鳥類,則會中毒而被危害。所以噴洒DDT就只是獲得近期的利益,卻犧牲了長遠的利益。
在「魚類和野生生物署」工作時,卡遜就了解有關DDT對環境產生長期危害的研究情況。她的兩位同事於四十年代中就曾經寫過有關DDT的危害的文章。她自己在1945年也給《讀者文摘》寄過一篇關於DDT的危險性的文章,在文章中,她提出是否可以在該刊上談談這方面的故事,但是遭到了拒絕。現在,哈金斯提到大幅度噴洒殺蟲劑的事使她的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撼,只是奧爾加的要求,她覺得她無力辦到,於是,她決定自己來做,也就是她自己後來說的,哈金斯的信「迫使我把注意力轉到我多年所一直關注的這個問題上來」,決定要把這個問題寫出來,讓很多人都知道。
本來,卡遜只是計劃用一年的時間來寫本小冊子。後來,隨著資料閱讀的增多,她感到問題比她想象的要複雜得多,是並非一本小冊子所能夠說得清楚和讓人信服的。這樣,從1957年開始「意識到必須要寫一本書」,到儘可能搜集一切資料,閱讀了數千篇研究報告和文章,到1962年完成以《寂靜的春天》之名由霍頓·米夫林出版,卡遜共花去五六年時間。而在這五六年的時間裡,卡遜的個人生活正經受著極大的痛苦。她和她母親收養的外甥、五歲的羅傑因為得不到她的照顧,在1957年差點兒死了;此後,隨著她母親得病和去世,她又面對一位十分親密的朋友的死亡。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她自己又被診斷患了乳房癌,進行乳房徹底切除的手術和放射治療。她還因負擔過重,身體十分虛弱、難以支撐,被阻止繼續自己的工作。但是卡遜以極大的毅力實現了她的目標。
《寂靜的春天》以一個「一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都使旅行者感到目悅神怡」的虛設城鎮突然被「奇怪的寂靜所籠罩」開始,通過充分的科學論證,表明這種由殺蟲劑所引發的情況實際上就正在美國的全國各地發生,破壞了從浮游生物到魚類到鳥類直至人類的生物鏈,使人患上慢性白血球增多症和各種癌症。所以像DDT這種「給所有生物帶來危害」的殺蟲劑,「它們不應該叫做殺蟲劑,而應稱為殺生劑」;作者認為,所謂的「控制自然」,乃是一個愚蠢的提法,那是生物學和哲學尚處於幼稚階段的產物。她呼籲,如通過引進昆蟲的天敵等等,「需要有十分多種多樣的變通辦法來代替化學物質對昆蟲的控制」(呂瑞蘭等譯)。通俗淺顯的術語,抒情散文的筆調,文學作品的引用,使文章讀來趣味盎然。作品連續三十一周登上《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
自然,《寂靜的春天》的結論是嚴峻的,它就像曠野中的一聲吶喊,在全國引起極大的震蕩。當作品先期在《紐約客》雜誌上連載發表時,就引發了五十多家報紙的社論和大約二十多個專欄的文章。成書於1962年9月出版后,先期銷量達四千冊,到12月已經售出十萬冊,且仍在繼續付印。
但是,不僅是因為作品中的觀點是人們前所未聞的,像查爾斯·達爾文提出猴子是人類的祖先一樣,讓很多人感到惱火,更因侵犯了某些產業集團的切身利益,使作者受到的攻擊,也像當年達爾文所遭遇到的,甚至遠超過達爾文當年。
在1962年6月號的《紐約客》上剛一看到卡遜開始連載的文章,在人們中間所興起的就不僅僅是震驚,而是恐慌,特別是來自化學工業界中的憤怒嚎叫,隨著作品的出版和發行,這攻擊的火力更為猛烈,尤以農場主、某些科學家和殺蟲劑產業的支持者為最。
「伊利諾伊州農業實驗站」的昆蟲學家喬治·C.德克爾在最有影響的《時代》周刊上發表文章說:「如果我們像某些人所輕率地鼓吹的那樣,在北美採取讓自然任其發展的方針,那麼,可能這些想要成為專家的人就會發現,兩億過剩的人的生存問題如何解決,更麻煩的是美國當前的穀物、棉花、小麥等剩餘物資如何處理。」總部設在新澤西州從事除草劑、殺蟲劑生產的美國氨基氰公司主管領導叱責說:「如果人人都忠實地聽從卡遜小姐的教導,我們就會返回到中世紀,昆蟲、疾病和害鳥害獸也會再次在地球上永存下來。」工業巨頭孟山都化學公司模仿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出版了一本小冊子《荒涼的年代》,分發五千冊。該書敘述了化學殺蟲劑如何使美國和全世界大大地減少了瘧疾、黃熱病、睡眠病和傷寒等病症,並詳細描繪由於殺蟲劑被禁止使用,各類昆蟲大肆猖獗,人們疾病瀕發,給人類、尤其是女性帶來很大的麻煩,在社會上造成了極大的混亂,甚至會導致千千萬萬的人挨餓致死。另有一仿作《僻靜的夏天》,描寫一個男孩子和他祖父吃橡樹果子,因為沒有殺蟲劑,使他們只能像在遠古蠻荒時代一樣過「自然人的生活」。埃德溫·戴蒙德在《星期六晚郵報》上抱怨說:「因為有一本所謂《寂靜的春天》的感情衝動、駭人聽聞的書,弄得美國人都錯誤地相信他們的地球已經被毒化。」他還譴責卡遜「擔憂死了一隻只貓,卻不關心世界上每天有一萬人死於飢餓和營養不良」。
有些批評,包括幾種著名的報刊,甚至不顧起碼的道德要求,竟對卡遜進行人身攻擊。《生活》雜誌不但引用卡遜曾經說過,她喜愛貓是因為「它們本性之真」,便批評她怎能既愛鳥又愛鳥的天敵貓;還因她曾說「我感興趣的只是人做過什麼事,而不是男人做過什麼、女人做過什麼」,就挖苦她是「沒有結婚、卻不是女權主義者」;更有人因此而誣衊她是「戀鳥者」、「戀貓者」、「戀魚者」,甚至說她是「大自然的修女」、「大自然的女祭司」、「歇斯底里的沒有成婚的老處女」。
是對事實的尊重和對人類未來的信心,使卡遜面對如此強大的批評、攻擊和誣陷,以異常堅強的毅力和無可辯駁的論據——她的《寂靜的春天》僅文獻來源就多達五十四頁,寫出了這樣一部人類環境意識的啟蒙著作。不錯,卡遜或許不是一個經典意義上的女權主義者,但她完全可以一個女性所取得的成就而驕傲。柯林頓的副總統、環保主義者艾爾·戈爾在為《寂靜的春天》中文版的「前言」中這樣評價此書:
《寂靜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動主義的種子,並且已經深深植根於廣大人民群眾中。1964年春天,雷切爾·卡遜逝世后,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聲音永遠不會寂靜。她驚醒的不但是我們國家,甚至是整個世界。《寂靜的春天》的出版應該恰當地被看成是現代環保運動的肇始。(胡志軍譯)
何等高度的評價!戈爾甚至公開承認,卡遜的榜樣「激勵著」了他,「促使」他「意識到環保的重要性並且投身到環保運動中去」。
不僅是對戈爾或者某個其他的什麼人,卡遜的著作掀起的的的確確是一場運動,的的確確是不限於美國,而是遍及了全球。
儘管有來自利益集團方面的攻擊,但畢竟《寂靜的春天》中提出的警告,喚醒了廣大民眾,最後導致了政府的介入。當時在任的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讀過此書之後,責成「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對書中提到的化學物進行試驗,來驗證卡遜的結論。「委員會」的後來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報告「完全證實了卡遜《寂靜的春天》中的論題正確」。同時,報告批評了聯邦政府頒布的直接針對舞毒蛾、火蚊、日本麗金龜和白紋甲蟲等昆蟲的滅絕綱領。報告還要求聯邦各機構之間協調,訂出一個長遠計劃,立即減少DDT的施用,直至最後取消施用。此外,報告也揭露了美國法律的漏洞:雖然各機構都能證明殺蟲劑的毒性,但生產者如持有異議,農業部就不得不允許其作鑒定證明,時間可長達五年。另外,報告還要求把對殺蟲劑毒性的研究擴大到對常用藥物中潛在毒性的慢性作用和特殊控制的研究上。等等。
於是,DDT先是受到政府的密切監督。到1962年年底,各州的立法機關向政府提出了四十多件有關限制使用殺蟲劑的提案;1962年後,聯邦和各州都從殺蟲劑的毒性方面出發,通過了數十、數百條法律、法規,那種可拖延五年的所謂「異議註冊」於1964年被停施,DDT最後也於1972年被禁止使用。隨之,公眾的辯論也從殺蟲劑是否有危險性,迅速地轉向到哪一種殺蟲劑有危險性,究竟有多少種殺蟲劑有危險性,甚至從阻止無節制使用殺蟲劑轉向到阻止化學工業上。至於報刊上刊載的已經改變成另一種聲音,那就不用說了。如威廉·道格拉斯法官稱頌《寂靜的春天》是「本世紀人類最重要的歷史事件」。
很快,卡遜的思想已經不限於她本國,卡遜的《寂靜的春天》還深刻地影響到全世界。至1963年,在英國上議院中就多次提到她的名字和她這本書,導致艾氏劑、狄氏劑和七氯等殺蟲劑的限制使用;此書還被譯成法文、德文、義大利文、丹麥文、瑞典文、挪威文、芬蘭文、荷蘭文、西班牙文、日本文、冰島文、葡萄牙文等多種文字,激勵著所有這些國家的環保立法。同年,她因在保護環境方面的成績得到了承認,被授予以著名美國鳥類學家約翰·詹姆斯·奧杜邦的名字命名的「奧杜邦獎章」,她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美國女性。
在《寂靜的春天》作為環保運動的里程碑而被公認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書籍之一的同時,卡遜於1990年被曾經挖苦過她的《生活》雜誌選為二十世紀一百名最重要的美國人之一。可惜的是除了作品產生的效果,別的她已是什麼都看不到了。但是就在她彌留的時刻,她仍不乏她的幽默感:當問她要吃什麼時,她的回答是:「跟其他的人一樣:碳氫化合物。」不過即使是在去世之後,賦予她的名聲和榮譽仍在繼續。1970年,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雷切爾·卡遜全國野生動物保護地」在緬因州建立;1980年,美國第三十九任總統傑米·卡特授予她「總統自由獎」,由她收養的她外甥羅傑·克里斯蒂代領,獎章上的題字是:「……她創造出了一股已不退落環境意識的潮流。」1981年,美國郵政部在她的出生地賓夕法尼亞的斯普林格發行了一套「卡遜紀念郵票」。阿伯拉罕·里比科夫說得好:當卡遜1963年在國會作證時,當時參議院曾準確回應一個世紀前的話說:「卡遜小姐,您就是引發這一切的那個小女人了。」

4原文前言

副總統阿爾·戈爾
作為一位被選出來的政府官員,給《寂靜的春天》作序有一種自卑的感覺,因為它是一座豐碑,它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強大提供了無可辯駁的證據。1962年,當《寂靜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時,公眾政策中還沒有「環境」這一款項。在一些城市,尤其是洛杉磯,煙霧已經成為一些事件的起因,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還沒有對公眾的健康構成太大的威脅。
資源保護——環境主義的前身——在1960年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的辯論中就涉及到了,但只是目前才在有關國家公園和自然資源的法律條文中大量出現。過去,除了在一些很難看到的科技期刊中,事實上沒有關於DDT及其他殺蟲劑和化學藥品的正在增長的、看不見的危險性的討論。《寂靜的春天)猶如曠野中的一聲吶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辯的論點改變了歷史的進程。如果沒有這本書,環境運動也許會被延誤很長時間,或者現在還沒有開始。
本書的作者是一位研究魚類和野生資源的海洋生物學家,所以,你也就不必為本書和它的作者受到從環境污染中獲利的人的抵制而感到吃驚。大多數化工公司企圖禁止《寂靜的春天)的發行。當它的片段在《紐約人》中出現時,馬上有一群人指責書的作者卡遜是歇斯底里的、極端的。即使現在,當向那些以環境為代價獲取經濟利益的人問起此類問題時,你依然能夠聽見這種謾罵(在1992年的競選中我被貼上了「臭氧人」的標籤,當然,起這個名字不是為了讚揚,而我,則把它作為榮譽的象徵,我曉得提出這些問題永遠會激發兇猛的——有時是愚蠢的——反抗)。當這本書開始廣為傳頒時,反抗的力量曾是很可怕的。
對蕾切爾·卡遜的攻擊絕對比得上當年出版《物種起源》時對達爾文的攻擊。況且,卡遜是一位婦女,很多冷嘲熱諷直接指向了她的性別,把她稱作「歇斯底里的」。《時代)雜誌甚至還指責她「煽情」。她彼當做「大自然的女祭司」而摒棄了,她作為科學家的榮譽也被攻擊,而對手們資助了那些預料會否定她的研究工作的宣傳品。那完全是一場激烈的、有財政保障的反擊戰,不是對一位政治候選人,而是針對一本書和它的作者。
卡遜在論戰中具有兩個決定性的力量:尊重事實和非凡的個人勇氣。她反覆地推敲過《寂靜的春天》中的每一段話。現實已經證明,她的警言是言簡意賅的。她的勇氣、她的遠見卓識,已經遠遠超過了她要動搖那些牢固的、獲利頗豐的產業的意願。當寫作《寂靜的春天》的時候,她強忍著切除乳房的痛苦,同時還接受著放射治療。書出版兩年後,她逝世於乳腺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新的研究有力地證明了這一疾病與有毒化學品的暴露有著必然聯繫。從某種意義上說,卡遜確確實實是在為她的生命而寫作。
在她的著作中,她還反對科學革命早期遺留下來的陳腐觀念。人(當然是指人類中的男性)是萬物的中心和主宰者,科學史就是男人的統治史——最終,達到了一個近乎絕對的狀態。當一位婦女敢於向傳統挑戰的時候,它的傑出護衛者之一羅伯特·懷特·史帝文斯語氣傲慢、離奇有如地球扁平理論那樣地回答說:「爭論的關鍵主要在於卡遜堅持自然的平衡是人類生存的主要力量。然而,當代化學家、生物學家和科學家堅信人類正穩穩地控制著大自然。」
正是今日眼光所看出的這種世界觀的荒謬性,表明了許多年前卡遜的觀點多麼地具有革命性。來自獲利的企業集團的譴責是可以估計到的,但是甚至美國醫學協會也站在了化工公司一邊。而且,發現DDT的殺蟲性的人還獲得了諾貝爾獎。
但《寂靜的春天》不可能被窒息。雖然它提出的問題不能馬上解決,但這本書本身受到了人民大眾的熱烈歡迎和廣泛支持。順便提及一下,卡遜已經靠以前的兩本暢銷書得到了經濟上的自立和公眾的信譽,它們是《我們周圍的海》和《海的邊緣》。如果《寂靜的春天)早十年出版,它定會很寂靜,在這十年中,美國人對環境問題有了心理準備,聽說或注意到過書中提到的信息。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位婦女是與這場運動一起到來的。
最後,政府和民眾都捲入了這場運動——不僅僅是看過這本書的人,還包括看過報紙和電視的人。當《寂靜的春天)的銷售量超過了50萬冊時,CBS為它製作了一個長達一小時的節目,甚至當兩大出資人停止贊助后電視網還繼續廣播宣傳。
肯尼迪總統曾在國會上討論了這本書,並指定了一個專門調查小組調查它的觀點。這個專門調查小組的調查結果是對一些企業和官僚的熟視無睹的起訴,卡遜的關於殺蟲劑潛在危險的警告被確認。不久以後,國會開始重視起來,成立了第一個農業環境組織。
《寂靜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動主義的種子,並且已經深深植根於廣大人民群眾中。1964年春天,蕾切爾·卡遜逝世后,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聲音永遠不會寂靜。她驚醒的不但是我們國家,甚至是整個世界。《寂靜的春天》的出版應該恰當地被看成是現代環境運動的肇始。
《寂靜的春天》對我個人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它是我們在母親的建議下在家裡讀的幾本書之一,並且我們在飯桌旁進行討論。姐姐和我都不喜歡把任何書拿到飯桌旁,但《寂靜的春天》例外。我們的討論是愉快的,留下了生動的記憶。事實上,蕾切爾·卡遜是促使我意識到環境的重要性並且投身到環境運動中去的原因之一。她的榜樣激勵著我,使我寫了《瀕臨失衡的地球》,它是被哈頓·米夫林公司出版的,當然不是偶然的。這個公司在卡遜的整個論戰過程中都支持了她,也因此得了一個好名聲,出版了許多關於我們的世界所面臨的環境危險的好書。她的照片和那些政治領導人——那些總統們和總理們的照片一塊懸挂在我辦公室的牆上。它已經在那裡許多年了,它屬於那裡。卡遜對我的影響與他們一樣,甚至超過他們,超過他們的總和!
作為一位科學家和理想主義者,卡遜又是個孤獨的聽眾,官場的人們常常難以如此。當她接到一封來自馬薩諸塞州的杜可斯波里的一個名叫奧爾加·哈金絲的婦女的關於DDT殺死鳥類的信時,她就構思出了《寂靜的春天》。現在,因為卡遜的努力而禁止了DDT,一些與她有著特殊關係的鳥類,如鷹和移居的獵鷹,不再處於絕跡的邊緣。因為她的著作,人類,至少是數不清的人,保住了性命。
無疑,《寂靜的春天》的影響可以與《湯姆叔叔的小屋》媲美。兩本珍貴的書都改變了我們的社會。當然,它們也有很大的區別。哈麗特·貝切爾;斯托把人們熟知的。公眾爭論的焦點寫成了小說;她給國家利益和大眾關懷注入更多人性的成分。她描繪的奴隸的形象感動了民族的良知。林肯在南北戰爭處於高潮時會見了她,對她說:「您就是啟始整個事件的小女士。」相反,蕾切爾·卡遜警告了一個任何人都很難看見的危險,她試圖把環境問題提上國家的議事日程,而不是為已經存在的問題提供證據。從這種意義上說,她的吶喊就更難能可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她於1963年在國會作證時,參議員阿伯拉罕.李比克夫(AbrahamRibicof)歡迎她時令人不安地模仿林肯恰好一個世紀以前的話說:「卡遜小姐,你就是啟始這一切的女士。」
兩本書的另一個區別在於,《寂靜的春天》與現實持續不斷地相關聯。奴隸制可以,也確實在幾年內終結了,儘管還要花一個世紀或更多時間去處理它帶來的後果。但是,如果奴隸制可以依靠筆端的鬥爭而廢除,化學污染卻不能。儘管卡遜的論辭鏗鏘有力,儘管美國採取了禁止DDT的行動,環境危機卻不是變好,而是越來越糟。或許災難增長的速率減緩了,但這本身就是一種令人不安的牽挂。自《寂靜的春天》出版以來,僅農場用的農藥就加倍到每年11億噸,危險的化學藥品的生產增長了400%。我們自己禁止使用了一些農藥,但我們仍然生產,然後出口到其他國家。這不僅使我們陷入一種以出賣自己不願意接受的公害並從中獲利的狀態,而且也反映出了在對科學無國界觀念的理解上的原則性錯誤——毒殺任何一個地方的食物鏈最終會導致所有的食物鏈中毒。
卡遜的很少的幾次演講的最後一次是在全美園林俱樂部(GardenClubofAmerica)作的。她承認,事情在變好之前會變得更糟:「問題很多,卻沒有容易的解決辦法。」但她還警告說,我們等待的時間越長,我們要面對的危險就越多:「我們正遭受著暴露的化學藥品的全面污染。動物實驗已經證明它們極具毒性,很多情況下它們的效果還會積累。這種侵害在出生時或出生前就開始了。如果不改變我們的方法,這種侵害會貫穿整個生命歷程,沒有人知道結果會怎樣,因為我們未曾有過這樣的經歷。」自從她下了這些斷言,我們已經悲哀地經歷了許多,癌症和其他與農藥有關的疾病的發生率猛增。難辦的是我們並非什麼都沒做過,我們已經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可是我們所做的卻遠遠不夠。
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IProtectionAgency)於1970年成立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蕾切爾·卡遜所喚起的意識和關懷。殺蟲劑管制和食品安全調查機構(FoodSafetyin-spectionSechce)都從農業部移到了新的機構,而農業部自然只是想了解穀物上噴洒農藥的好處,而不是危險。從1962年,國會就號召確立殺蟲劑的檢驗。註冊和資料的標準,不是一次,而是三番五次,但大部分標準都被忽視、推遲和廢棄了。
例如,柯林頓-戈爾政府接政時,使農場工作者免受殺蟲劑毒害的標準還沒有確定,儘管環保署在70年代初就開始「運作」了,像DDT那樣的廣譜殺蟲劑已經被毒性更大的窄譜殺蟲劑替代了,但它們並未經過全面的檢測,具有相當的或更大的危險性。
殺蟲劑工業中的大部分強硬派人士都成功地推遲了《寂靜的春天》中所呼籲的保護性措施的施行。令人吃驚的是,這些年來,國會依然寵愛這些工業。規範殺蟲劑。殺菌劑和滅鼠劑的法規的標準比食品和醫藥的法律寬鬆得多,國會故意讓它們難以實施。在制定殺蟲劑的安全標準時,政府不僅考慮它們的毒性,還考慮它們所帶來的經濟效益。這純粹是自掘陷阱。農業產量的增加(也可以通過其他辦法來提高),是以癌症、神經病等的潛在增長為代價的。況且,把具有危險性的殺蟲劑從市場上徹底清除還需5至10年時間。新型殺蟲劑,即使毒性很強,如果效果比現有的稍好一點,也會得到允許。
依我看,這很像是一種「低谷呆久了,反有上升之感」的心理平衡了。現有的體制是浮士德式的交易——犧牲長遠利益,獲得近期利益。可以證明,這種近期利益是相當短的。許多殺蟲劑不能使所有的害蟲全部滅絕。也許開始時能,但害蟲通過基因突變而逐漸適應了,那麼,這些化學藥品也就失去了作用。更何況,我們重點研究的是殺蟲劑對成蟲的作用,而不是幼蟲,而成蟲對化學藥品是特別脆弱的。科學家們總是分立地檢測它們的作用,而不是把它們結合起來,而這正是我們的田野。牧場和河流中潛在的巨大的危險。重要的是,我們繼承的是這樣的系統:法律與漏洞共存、執行與推遲同在,並在表面上牽強地掩蓋全方位的政策性失敗。
蕾切爾·卡遜告訴我們,殺蟲劑的過分利用與基本價值不協調。最壞的是它們製造了她所說的「死亡之河」,最好的情況是它們引起相對較長期的、緩慢的危害。然而,真實的結局是《寂靜的春天》出版后22年,法律、法規和政治體制都沒有足夠的反應。因為卡遜不僅熟知環境,也深黯政界的分歧,她已經預料到了失敗的原因。幾乎在沒有人討論金錢與勢力兩大污染時,她即在園林俱樂部講演時指出:「優勢..給了那些阻止修改法律的人。」在預測政治體制改革所引發的爭論時,她譴責減低競選開支稅(本屆政府正在尋求廢除)並指出這種減稅「意味著(舉個特殊的例子)化工工業可以在捐款上討價以反對未來的管制。..追求無法律約束的工業界正從它們的努力中獲利」。簡言之,她大膽地斷定,殺蟲劑問題會因為政治問題而永遠存在;清除污染最重要的是澄清政治。
一種努力的持續幾年的失敗可以解釋另外一種失敗,結果會同它們不可接受一樣不可否定。1992年,我們國家共用了22億磅殺蟲劑,這等於人均8磅。我們已經知道許多殺蟲劑是有致癌性的,其他則可以毒殺昆蟲的神經和免疫系統,這對人也是可能的。雖然我們已不再有卡遜所描述的日用化學品的值得懷疑的好處——「我們可以用一種蠟刨光地板,它可以殺死上面的蟲子」,現在有超過90萬個農場和6900個萬家庭在使用殺蟲劑。
1988年,環保署報告說32個州的地表水已經被74種不同的農業化學藥品污染了,其中包括除莠劑阿特拉津(A-trazine),而它被認為是人類的潛在的致癌物。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農田每年要噴洒7000萬噸農藥,而150萬磅流入供2000萬人飲用的水中。阿特拉津並沒有在市政的水處理過程中提取出來。春天來臨的時候,水中的阿特拉津量會經常超過飲用水的安全標準。1993年,整個密西西比河流25%的水都是這樣。由於其他原因,DDT和PCBs在美國真正被禁用了。但作為化學物之近親的模仿雌性激素的殺蟲劑又大量出現了,而且還在增加。來自蘇格蘭、密執安、德國和其他地區的研究報告表明它們可以導致生育能力的下降。引發睾丸癌和肺癌及生殖器官畸形等。僅在美國,在此種激素類殺蟲劑泛濫的20年來,睾丸癌的發生率已經增長了50%。這個數據就意味著,由於某種尚未弄清的原因,世界範圍內的精子數己下降了50%。
有的文獻認為這些化學藥品也影響了野生動物的再生能力。三位研究人員研究了《環境健康服務協會雜誌》(JournaloftheInstituteofEnvironmentaIHealthServices)中的數據后得出這樣的結論:「現在很多野生動物的數量處於危險的邊緣。」大多數這類問題都是動物和人類的再生系統發生巨大的無法預知的變化的徵兆,但現有的有關危險性評估的法律並沒有考慮到殺蟲劑的潛在有害影響,新政府建議進行這種檢測。
這些化學藥品的護衛者無疑會做出傳統的回答:以人為研究對象的實驗並未顯示出化學藥品與疾病有直接聯繫,巧合不等於因果關係(雖然一些巧合要求做出謹慎的,而不是魯莽的決定),而在動物身上做的實驗並不總是絕對地、必然地等效於人體實驗。這些回答令我們想起了卡遜當年所遭受到的來自於化學工業和大學科學家對其工作的回應。她預料到這種回答,在《寂靜的春天》中她這樣寫道,「少吃一點半真半假的鎮靜葯。我們迫切地需要給這些錯誤的斷言和文過飾非畫上句號。」
在80年代,尤其是詹姆斯·瓦特(JamesWatt)掌管內政部、安·戈薩奇(AnnGorsuch)掌管環保署的時候,對環境的無知達到了頂峰,毒害環境幾乎被認為是強硬派經濟實用主義的標誌。在戈薩奇的環保署,例如綜合病蟲治理(IPM)、例如化學藥品的替代,就確實地被宣布為異端。環保署禁止出版有關它的東西,綜合病蟲治理方法的證明書被宣布為非法。
柯林頓-戈爾政府一開始就有不同的觀點,我們決心扭轉殺蟲劑污染的歷史潮流。政府採取了三項強硬性措施:更嚴格的標準、減少使用、大部分用生物製劑代替。
顯而易見,合理使用殺蟲劑不得不平衡危險與利益的關係,同時也要考慮經濟因素,但我們也不得不把特殊利益的法碼排除在標準。平衡之外,標準必須是明確的、嚴格的,檢查必須徹底、真實。長時間以來,我們對孩子規定的對農藥殘餘物的忍耐水平超過了他們應有水平的幾百倍。怎樣計算經濟效益才能為之辯護呢?我們必須檢查化學藥品對孩子的影響,而不僅僅是成人。同時,我們不得不檢驗一定範圍化學品的不同組合。我們必須檢查,不僅為了減少恐懼,也為了減少我們不得不恐懼的東西。
如果農藥不必需或在特定條件下不起作用,那麼請不要冒昧使用。效益應該是真正的,不是可能的、暫時的或投機的
總之,我們必須把精力集中在生物製劑上,這也許是工業界和政治辯護士所敵視的。在《寂靜的春天)中,卡遜提到了「真正的了不起的可以替代化學藥品控制昆蟲的替代品」。今天,這些替代品很廣泛,儘管受到了大多的官員的冷眼和製造商的抵制。為什麼我們不致力於推廣無毒物呢?
最後,我們必須在殺蟲劑生產和農業集團與公眾健康團體之間建立一座文化互解的橋樑。兩個團體中的人來自不同的環境,上不同的大學,有不同的觀點,只要他們充滿懷疑和敵視,而不彼此正視,我們就會發現改變一個其產品和利潤以污染為代價的體制是很艱難的。我們能夠結束這種體制的有效方法是縮小文化界限,讓農業附屬機構鼓勵替代化學藥品。另一種方式是進行對話,讓為我們提供食品和保護我們健康的兩個集團彼此協商。
柯林頓-戈爾政府的處理殺蟲劑的政策有很多締造者。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一位婦女。她1952年從政府機關中退休了,這樣她就可以全身心投入寫作,而不僅是在周末或晚上。但在精神上,蕾切爾·卡遜出席了本屆政府的每一次環境會議。我們也許還沒有做到她所期待的一切,但我們畢竟正在她所指明的方向前行。
1992年,一個傑出美國人的組織推選《寂靜的春天》為近50年來最具有影響的書。這些年來,貫穿著所有政治爭論,這本書一直是對自我滿足情緒的理性批評。它告戒我們,關注環境不僅是工業界和政府的事情,也是民眾的分內之事。把我們的民主放在保護地球一邊。漸漸地,甚至當政府不管的時候,消費者也會反對環境污染。降低食品中的農藥量目前正成為一種銷售方式,正像它成為一種道德上的命令一樣。政府必須行動起來,人民也要當機立斷。我堅信,人民群眾將不會再允許政府無所作為,或者做錯事。
蕾切爾·卡遜的影響力已經超過了《寂靜的春天》中所關心的那些事情。她將我們帶回如下在現代文明中喪失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的基本觀念:人類與自然環境的相互融合。本書猶如一道閃電,第一次使我們時代可加辯論的最重要的事情顯現出來。在《寂靜的春天》的最後幾頁,卡遜用羅伯特·福羅斯特的著名詩句為我們描述了「很少有人走過的道路」。一些人已經上路,但很少人像卡遜那樣將世界領上這條路。她的作為、她揭示的真理、她喚醒的科學和研究,不僅是對限制使用殺蟲劑的有力論爭,也是對個體所能做出的不凡之舉的有力證明。

5目錄

譯序
致謝
前言
第一章 明天的寓言
第二章 忍耐的義務
第三章 死神的特效藥
第四章 地表水和地下海
第五章 土壤的王國
第六章 地球的綠色斗篷
第七章 不必要的大破壞
第八章 再也沒有鳥兒歌唱
第九章 死亡的河流
第十章 自天而降的災難
第十一章 超過了波爾基亞家族的夢想
第十二章 人類的代價
第十三章 通過一個狹小的窗戶
第十四章 每四個中有一個
第十五章 大自然在反抗
第十六章 崩潰聲隆隆
第十七章 另外的道路
索引
附錄:主要文獻來源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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