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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箱本, jinxiangben,版本類型。中國古時刻印的版框開本極小、可以裝在巾箱里的書本。巾箱是古人裝頭巾用的小篋。巾箱即古人放置頭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開本很小的圖書,意謂可置於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載:"今之刊印小冊,謂巾箱本,起於南齊衡陽王手寫《五經》置巾箱中。"由於這種圖書體積小,攜帶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稱為袖珍本。古代書商還刻印有一種儒經解題之類小冊了,專供科舉考生挾帶作弊之用,這種袖珍本則稱為挾帶本。

1簡介

《北堂書鈔》卷一三五「王母巾箱」條引《漢武內傳》,說帝見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書, 盛以紫錦之囊。 東晉葛洪《西京雜記》後序說洪家遭火,書籍都盡。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嘗以自隨,故得猶在。《南史》卷四十一載衡陽王鈞「手自細書《五經》為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諸王聞而爭效為巾箱《五經》。」南宋戴埴《鼠璞》說:「今之刊印小冊,謂巾箱本,起於南齊衡陽王(蕭鈞)手寫《五經》置巾箱中。」可見無論手寫本書,刻印本書,只要開本小,於隨身攜帶的巾箱小篋中能夠裝下,都可稱為巾箱本。[與正常開本相比較的袖珍本《通鑒纂要》(清乾隆版)]

2歷史發展

進入雕版印刷時代以後,巾箱本仍然因為其便於攜帶,受到不少圖書消費者的青睞。而且,由於開本小,節省了印刷材料,降低了生產成本,書價也就相應便宜了很多.圖書出版商可以採取薄利多銷的營銷方式,更容易佔領市場。精明的圖書出版者們自然不會忽視這樣的商機.歷代因此刊刻了不少巾箱本。
例如,僅于敏中等編《天祿琳琅書目》一書中,卷1著錄有宋版巾箱本《東萊家塾讀詩記》、《五經》等,其中《五經》是「行密字展,朗若列眉」;卷2著錄有宋版巾箱本《南華真經》、《太學新編排韻字類》等,而其中《南華真經》「版高不及半尺,較之經部中《五經》及《東萊家塾讀詩記》,尺寸尤縮,而字畫倍加纖朗」;卷3著錄有宋版巾箱本《玉台新詠》、《聖宋文選》、《選青賦箋》等;卷5著錄有元版巾箱本《九經》、《十七史詳節》等;卷6著錄元版巾箱本《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詳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東坡集》、《類編層瀾文選》、《新編古賦題》等;卷7著錄有明版巾箱本《埤雅》;卷10著錄有明版巾箱本《老泉先生文集》、《文苑英華纂要》等。
清代圖書出版者也刊刻了不少巾箱本,例如,王士稹《分甘餘話》卷3提到無錫秦氏摹宋刻小本《九經》;葉德輝《書林清話》提到「乾隆十三年姚培謙刻《世說》八卷,五行十一字本,長止今工部尺一寸八分,寬一寸一分。又乾隆中蘇州彭氏刻有《論》、《孟》註疏兩種,行字極細密,長止今工部尺二寸,寬一寸七分」。據葉德輝的說法,則清代不少巾箱本的製作在尺寸上比起前代來要更小。

3種類

大致說來,中國古代圖書出版商更傾向於把以下幾類書製作成巾箱本:
一是和科舉考試有關的圖書。前引戴埴話里已經提到,當時(戴埴大約為南宋末年人)巾箱本之所以盛行,早已不是像蕭鈞那樣是因為好學所致,而是為了便於科舉考試時挾帶,用來作弊時目標小,不易被察覺,一如今日各類考試中經常能查檢出的縮印小抄。這種情況一直到清朝後期還有,《清稗類鈔·考試類》「搜檢」條記載:
道、咸前,大小科場搜檢至嚴,有至解衣脫履者。同治以後,禁網漸寬,搜檢者不甚深究,於是詐偽百出。入場者,輒以石印小本書濟之。或寫蠅頭書,私藏於果餅及衣帶中,並以所攜考籃酒鰲與研之屬,皆為夾底而藏之,甚至有帽頂兩層靴底雙屜者。
這裡提到的「石印小本書」就是用當時較新的印刷技術製作的巾箱本。當然,平時隨身攜帶,也便於讀書人揣摩舉業。因此,科舉類圖書製作成巾箱本很好銷售,例如《天祿琳琅書目》卷6就說《類編層瀾文選》「系當時帖括之書,書賈刻以謀利者,故仿宋巾箱本式,取易售耳」。

4書籍特點

之所以用較小的紙張以及密行小字印小說,不僅是為了攜帶方便,也是為了降低出版成本,壓低書價,以便更多收入較低的市井百姓(相對來說。哲學、歷史、文集類圖書的讀者主要是士人,而小說類圖書的讀者除了士人還有大量的市井百姓)也能夠買得起小說閱讀。
巾箱本或又稱「袖珍本」,例如前述壯遊子《天下水陸路程》一書序中就提到把該書「刻成袖珍」。
「袖珍」二字,本意指的是可藏於懷袖中隨身攜帶,除了物件本身體積小這一特點外,一般還是主人極為珍視、須臾不可離之物。例如,宋代米芾曾得到褚遂良摹的蘭亭序帖真跡,割截成「袖珍帖」(李光瑛《金石文考略》卷3「米跋褚摹蘭亭序」條)。米顛此舉,自是因為對褚遂良摹寫的這件法書珍若尺璧,為了隨身攜帶、隨時觀摩,於是把整幅大的法書分割、裝幀成更小的帖子。而董其昌跋米芾之子米友仁《水墨雲山卷》,也提到小米「自稱有設色袖珍卷,為生平第一」,這裡的「袖珍卷」,側重強調的應該是畫的尺幅很小。可見,至少在宋代,法書帖子以及畫卷等也有「袖珍」一說。
明代有些書籍,書名上也有「袖珍」二字,例如明代徐用宣撰《袖珍小兒方》十卷、李恆撰《袖珍方》四卷等,只是並不清楚二書是否為巾箱本,或許二書書名只是取隨身珍藏之意。但是從《天下水陸路程》一書序言的提法,我們可以推測,在明代時,人們已經把「巾箱本」和「袖珍本」混著叫了。清代沿襲了這一習慣。例如,《國朝宮史》卷35載:
乾隆十一年,皇上校鐫經史,卷帙浩繁,梨棗餘材,不令遺棄,爰仿古人「巾箱」之式,命刻古香齋袖珍諸書。
乾隆皇帝下令把武英殿刻經、史剩下的邊角料利用起來,模仿古人巾箱本樣式,刻成所謂「古香齋袖珍書」,這些書包括:《古香齋袖珍四書五經》一部,《古香齋袖珍史記》一部,《古香齋袖珍綱目三編》一部,《古香齋袖珍古文淵鑒》一部,《古香齋袖珍朱子全書》一部,《古香齋袖珍淵鑒類函》一部,《古香齋袖珍初學記》一部,《古香齋袖珍施注蘇詩》一部,《古香齋袖珍春明夢餘錄》一部等。
乾隆時人們把「袖珍本」和「巾箱本」混稱,還有一例子可以證明。如上所述,《施注蘇詩》一書為古香齋袖珍之一種,《四庫全書總目》該書提要則徑稱其為「巾箱本」,說「乾隆初,又詔內府刊為巾箱本,取攜既便,遂衣被彌宏」。可見.此時人們心目中,袖珍本就是巾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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