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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民政府幣制改革

實施法幣政策
1934年6月﹐美國政府實施《購銀法案》﹐提高白銀收購價格﹐使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動搖了銀本位制的基礎。國民政府為謀求穩定幣值﹐擺脫財政經濟危機﹐採納英國財政專家李滋羅斯的建議﹐決定放棄銀本位制﹐實施法幣政策。1935年11月3日﹐國民政府財政部發布施行法幣公告﹐其主要內容為﹕ 統一貨幣發行權﹐實行法幣政策。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后加中國農民銀行)所發行之鈔票為法幣﹔其它銀行不得繼續發行新鈔票﹔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現金﹔其它原經財政部核准發行之銀行鈔票﹐准其照常行使﹐由財政部定期以法幣換回。 實行白銀國有。禁止白銀流通﹐並將收歸國有的白銀移存國外﹐作為外匯準備金﹔凡銀錢行號商店及其它公私機關或個人﹐持有銀本位幣或其它銀幣生銀等銀類者﹐應自11月 4日起交由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或其指定之銀行兌換法幣。
事件起因
目前正在實施經濟改革計劃的東歐國家已積累了大量的過剩貨幣(即過剩的變現能力),這反映了公共部門(包括企業)財政狀況的嚴重惡化。其現狀已可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情況相比,因此,已有人建議效仿1948年德國的先例進行幣制改革。然而,德國的經驗表明,獨立地進行幣制改革並不一定能保證成功。的確,在1946年至1953年間東歐進行了多次幣制改革,但都沒有產生象聯邦德國那樣的結果。
在聯邦德國令人難以置信的經濟復興進程中,1948年所進行的幣制改革發揮了神奇的作用。它被稱譽為是一次帶來一蹴而就成功的大膽行動。這並不完全正確。對其進行的更深入的研究表明,那次改革是包含在一項廣泛的全國經濟規劃中的一項計劃周密、配合默契、執行細緻的措施。但它花費了多年的時間才使經濟步入復興階段。  1948年年初,德國的經濟陷入了極度困難的境地。由於戰爭的人面積破壞,製造業產量不足1936年的60%,人均實際消費水平僅約為1936年的2/3;大部分日用品嚴重匱乏。而且,戰爭借款使「第三帝國」的公債在戰後幾乎達到了1939年GNP的400%,並導致了數額巨大的過剩變現能力。帝國馬克(RM)已喪失其作為交換手段的作用,易貨貿易已成為日常的交易形式。黑市交易逐漸破壞了物價和工資管理以及商品生產與分配體制。能夠刺激人們為賺錢而工作的機制已蕩然無存。一般市場上的進口商品很快就會被一搶而光,由於外匯收入必須兌換成帝國馬克,致使出口變得無利可圖。  貨幣體系的改革——包含在一項更廣泛的經濟改革中——對於改善經濟狀況是十分必要的。原則上,可以通過兩條途徑減少過剩的貨幣。其一是在貨幣供應量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提高物價;其二是在物價保持不變的情況下通過幣制改革減少名義貨幣供應量。由於情況的嚴重性和當時的政治環境,也大概由於德國擁有解決第一次世界人戰後出現的惡性通貨膨脹的經驗,人們選擇了幣制改革作為適當的途徑。有控制地減少貨幣供應量會消除過剩的變現能力,並降低出現通貨膨脹螺旋上升的危險。它還允許採取配套措施以彌補(至少是部分彌補)由於幣制改革而造成的財富再分配的影響。  凡是涉及到私人部門貨幣資產大量地突然減少的任何一種幣制改革,其實質就等於公共部門部分或完全違約。這對整個經濟範圍內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係具有深遠的影響。因此,幣制改革的含義遠不只是以某種武斷地確定的兌換率進行的新舊貨幣替換;它意味著對整個經濟進行全面的調整。
計劃實施
經過稍加修改後,科爾姆-道奇-戈德史密斯計劃於1948年夏季付諸實施了。西部佔領區的軍人政府制訂了三項法律——貨幣法、貨幣發行法和貨幣轉換法——以及眾多的法規條例,從而拉開了幣制改革的序幕。貨幣法,正式的名稱為「幣制改革第一法」,把西德馬克確定為唯一的合法貨幣,並規定向被佔德國西部的每個居民支付首次預付款(1948年6月預付40DM,兩個月後再預付20DM),並按等量的RM支付額向政府當局和企業提供新貨幣。有趣的是,該法律沒有公布RM轉換成DM的最終兌換率——它只是在一星期後才在貨幣轉換法中得以公布。而且,對企業的預付款總額僅占對個人的預付款總額的17%。選擇這種傾斜性分配是為了誘導企業迅速地賣掉其囤積的存貨以獲得流動性。人們期望,商品供應的陡然增加而產生的心理作用將增強人們對新貨幣的信心。見證者的敘述證實了這一戰略的成功。該法律規定在一星期內(即直到貨幣轉換法發布為止)停止償付一切RM債務,並要求把所有RM現金存入銀行帳戶中以便將來轉換成DM。該法律於1948年6月20日生效——即支付DM預付款的同一天;到6月底,在經濟領域中流通的DM已達到44億。
「幣制改革第二法」(貨幣發行法)建立了德意志國家銀行(後來成為聯邦銀行)。德意志國家銀行成立於1948年3月,它的作用是領導先期所建立的各州儲備銀行和負責發行西德馬克的機構。與貨幣法同時生效的貨幣發行法賦予德意志國家銀行執行幣制改革的重任,並賦予其各種貨幣政策手段(特別是最低準備金、貼現率、證券抵押貸款利率以及公開市場業務)。  一星期後生效的「幣制改革第三法」(貨幣轉換法),詳細規定了銀行和非銀行部門的RM資產和負債的轉換辦法。在第一章中規定,私人非銀行部門的帝國馬克帳戶必須按10:1的比率轉換成西德馬克帳戶。1/2的DM資產被記人活期存款且經轉換后可自由支取;至於另一半,在隨後90天的期限內(對其處理決定作出之前)記人有條件支付帳戶。銀行同業存款和公共部門的存款一律核銷。與科爾姆-道奇-戈德史密斯計劃相一致,未包括在內的信貸機構的其他負債(在考慮到幣制改革的當時尚有為數佔DM負債4.5—7.5%或佔RM負債10%的指撥股本),則以聯邦各州發行的債券進行平衡。  貨幣轉換法第二章的規定則涉及非銀行部門的負債。政府機構和納粹黨的全部債務一律勾銷,其餘(私人部門)的RM債務則按10∶1的比率轉換成DM債務,這一規定也適用於大多數金融性契約,包括證券和保險契約。經常支出債務,如工資、租金和養老金也象價格一樣按1∶1的比率進行轉換。原則上預先考慮了負擔的公平化問題,但詳細的條款則留給將於1948年12月31日通過的德國法規去解決。  在各項幣制改革法出台後不久,經濟中顯然仍存在著過量貨幣供應的問題。與科爾姆-道奇-戈德史密斯計劃中所估計的情況相反,貨幣流通速度大大高於1935年的水平。因此,當局在1948年9月作出決定,將有條件支付帳戶中特有的資金核減70%(21億DM);結果,在1948年9月底到12月底這段時間內流通中貨幣減少了2%,從而使貨幣轉換率從1∶10下降到1∶15.4,並且使私人非銀行部門的未收回現金減少了93.5%(而計劃規定的指標為90%)。  為配合幣制改革,當局主要根據路德維希格·艾哈德的倡議,採取了許多對德國經濟的復興至關重要的措施。第一,放開了大多數商品的價格。但食品價格、農產品和大多數原材料的價格仍然受到控制,並對這些產品實行定量配給,棉紡織品和鞋的價格也是放開的,但供應上也是實行配給制。第二,從1948年6月22日起降低了所得稅、公司稅、財富稅、遺產稅和煙草稅的稅率。第三,採取了許多措施以補償那些由於幣制改革而導致生活困難的人們。但是,由於「負擔均等基金」在1952年才建立起來,所以先把暴利稅(前面已提到過)收入歸入政府,由政府將其用於補充社會支出。第四,同盟國(特別是美國)為復興聯邦德國經濟提供了大量融資資金,在1953年達成的倫敦債務協議(該協議還涉及帝國遺留債務的處理)中將這些資金轉變成不需償還的贈款。

隨後幾年

以後經濟取得成功的基礎是在幣制改革后的最初幾年打下的,但復興的道路決非一帆凡順。在引進DM、部分放鬆價格管制以及後幾年解凍工資之後,西部佔領區(1949年成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產量和勞動生產率得到了強有力的恢復。然而,由於一開始出現的變現能力強勁及其出入意料的增長,通貨膨脹率幾乎上升到38%。這促使新的中央銀行採取了各種反通貨膨脹政策,這些政策到1949年年底顯示出了某些結果。然而,緊接著那一年所採取的貿易自由化措施而來的是外匯平衡的急劇惡化,當局在1950年不得不開始實施了一項由OEEC(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ECD的前身)資助的調整計劃。上述各種為穩定所作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在50年代初「韓戰轉機」的帶動下,經濟狀況從此得到了改善。  對1948年以及隨後幾年發生的事件進行的回顧表明,幣制改革只是德國經濟復甦的踏腳石,儘管這種踏腳石很重要。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於幣制改革是通過建立社會市場經濟(它要求價格、工資以及貿易的自由化),並把它與謹慎的宏觀經濟和社會政策相結合而得以實施的。成功的其他重要原因在於擁有為經濟和政治復興而拚命苦幹的人民,以及一個決心堅定的中央當局(軍人政府形式)。

2漢武帝幣制改革

漢武帝幣制改革指中國西漢武帝統治時期進行的幣制改革。西漢自建立以來,幣制混亂,郡國鑄幣失控又是漢景帝時期七國之亂髮生的原因之一,故漢武帝即位后,為了中央政府在經濟管理和政治統治上的需要,便十分重視解決幣制問題,先後進行了六次幣制改革,基本解決了漢初以來一直未能解決的幣制問題,一方面穩定了金融,另一方面將漢高帝下放地方的鑄幣權重新統一於中央。
在漢武帝統治時期,由於對外征伐不斷,中央財政從此前「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的豐盈一變而為入不敷出的困局。「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榖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富商大賈富可敵國,恰與窘困的中央財政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央政府除了靠鬻武功爵等方式快速增加財政收入外,「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併兼之徒。」增加中央財政收入,打擊大商人,此即漢武帝幣制改革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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