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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布魯斯(Virlyn W.Bruse),他1921年生於波蘭的帛琉克,經濟學家。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在華沙自由大學學習經濟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部分時間就讀於蘇聯,並獲經濟計劃碩士學位。戰後在華沙計劃統計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並在該校任教。提出關於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模式的理論,其特點表現在它對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社會主義經濟運行與政治結構的關係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改革問題作了全面系統而深刻的分析。

弗·布魯斯華沙自由廣場
弗·布魯斯(Virlyn W.Bruse),他1921年生於波蘭的帛琉克,經濟學家。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在華沙自由大學學習經濟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部分時間就讀於蘇聯,並獲經濟計劃碩士學位。戰後在華沙計劃統計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並在該校任教。提出關於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模式的理論,其特點表現在它對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社會主義經濟運行與政治結構的關係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改革問題作了全面系統而深刻的分析。

1 弗·布魯斯 -生平簡述

弗·布魯斯波蘭
弗·布魯斯是國際上知名的研究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經濟學家。他1921年生於波蘭的帛琉克,二次世界大戰前,在華沙自由大學攻讀經濟學,二次大戰期間,大部分歲月是在蘇聯渡過的。1956年以前,他繼續在華沙計劃和統計大學學習,隨後登上了講壇。他還在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附設社會科學研究所講授過政治經濟學。1956年至1962年,他擔任了華沙大學經濟學教授、計劃委員會經濟調查司司長、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席,參加起草過1956——1957年波蘭經濟改革的一部分草案。

1968年3月波蘭發生了學生、知識分子抗議、示威事件,布魯斯受牽連被免去華沙大學教授職務,後任住宅研究所研究員。1972年起移居英國,任格拉斯哥大學客座教授、牛津大學沃爾夫森學院客座教授和研究員、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客座教授、高級研究員。捷克經濟學家賽盧茨基在《東歐的經濟改革》一書中稱讚布魯斯的經濟理論「對六十年代的匈牙利和捷克的經濟思想以很大的影響。」布魯斯於1979年底1980年初和1982年曾應邀訪問中國,在報告會和座談會上談了他對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和東歐各國經濟改革的經驗教訓。他關於經濟決策的三個層次、社會主義經濟的集權和分權模式等觀點已經逐漸為中國經濟學界所熟知。

2 弗·布魯斯 -職務簡介

弗·布魯斯華沙
波蘭著名經濟學家。布魯斯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在華沙自由大學學習經濟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部分時間就讀於蘇聯,並獲經濟計劃碩士學位。戰後在華沙計劃統計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並在該校任教。

1949—1954年任華沙中央計劃統計學院政治經濟學副教授;

1954—1968年任華沙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

1950—1956年任波蘭社會科學院政治經濟學部主席;

1956—1958年任波蘭計劃委員會經濟調查局局長;

1957—1963年任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席;

1957—1964年任經互會經濟委員會波蘭小組委員;

1968年3月事件中受到牽連被免去華沙大學教授職銜;

自1972年起他移居國外,在英國擔任格拉斯哥大學客座教授,牛津大學聖安東學院高級研究員等職;

1979—1985年曾多次來中國進行講學和考察活動;

3 弗·布魯斯 -主要貢獻

弗·布魯斯市場社會主義模式
 布魯斯對經濟理論的主要貢獻集中於他對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模式的分析上。他把整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決策概括為三大層次:宏觀決策;企業決策;個人決策。依此又把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分為四種模式:全部決策都是集中化的模式;宏觀決策和企業決策是集中化,個人決策是分散化的模式;個人決策和企業決策分散化,宏觀決策集中化的模式,即「含有市場機制的計劃經濟模式」;全部決策都是分散化的模式,即「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布魯斯認為,對於現實社會主義經濟來說,「含有機制的計劃經濟模式」是一種客觀必然。

布魯斯是對東歐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影響最大的經濟學家之一,他提出了"含市場機制的計劃經濟"模式,即著名的分權模式。他在60年代的代表作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一般問題》、《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市場》。布魯斯從社會主義分工和價值規律的內在聯繫出發,認為商品貨幣關係是社會主義資源分配的積極工具。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機制是有調節的市場機制,它同純粹的自由市場機制有別。企業有選擇的自由,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但企業不能根據市場反應隨機確定價格,價格只能由國家制定,並通過它調節市場。布魯斯最有影響的思想是將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與其具體表現形式區別開來,闡述了社會主義各國可以有自己的經濟模式, 走適合本國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這個思想為東歐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

布魯斯70年代的著作《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問題》、《社會主義的政治與經濟》進一步完善了他的分權理論。他指出,中央單一的集中決策應讓位於中央、企業、個人多層次的分散決策。宏觀經濟決策活動或者經濟運行的一切重大的總量決策權掌握在國家手中, 如國家生產和投入的增長速度,國民收入在積累與消費之間的分配,投資方向與結構,就業總量和勞動生產率,外貿的數量與結構等。 而經常性的一般決策則由企業作出。如企業的投入與產出的總量與構成, 在中央總的收入政策的框架內決定本企業就業量和工資額,決定企業的供銷。職工有擇業的自由。

他認為國家不應通過強制性的指令性計劃控制企業,而應通過各種經濟槓桿來約束企業的行為。企業面向市場在國家間接控制下自主活動。資源不再由國家直接分配,而貨幣也不再是只起計算作用的消極的貨幣,而是資源分配的基本手段。

他主張用有限的買方市場代替資本主義條件下的過度的買方市場和社會主義集權模式下的賣方市場。

4 弗·布魯斯 -主要著作

《價值規律和經濟刺激問題》(1956)、《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一般問題》(1961)、《社會主義的所有制與政治體制》(1975)、《民主的社會主義計劃有何優點?》(1979)、《東歐改革,它們的結果如何?》(1979)、《經濟制度變革的方向》(1979)、《社會主義的政治與經濟》(1972年意文版、德文版,1973年英文版,1974年西班牙文版,1978年日文版,1981年中文版)等

5 弗·布魯斯 -布魯斯模式

「布魯斯模式」  波蘭著名經濟學家弗·布魯斯提出的關於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模式的理論。布魯斯的主要理論貢獻在於他潛心研究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問題,提出了「導入市場機制的計劃經濟模式」的理論。他的理論不僅對於1960年代東歐經濟思想具有很大的影響,而且對於分析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

其特點表現在它對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社會主義經濟運行與政治結構的關係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改革問題作了全面系統而深刻的分析。

一、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模式的定義

弗·布魯斯奧斯卡·蘭格
布魯斯引用了奧斯卡·蘭格對於模式的定義。「經濟理論詳細說明抽象規律發生作用和以一定方式彼此聯繫的條件。經濟理論所包含的這類詳細說明被稱為經濟理論的假設,這類假設的系列近來被稱為理論經濟模式。

他明確區分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兩個概念,認為經濟制度指的是生產關係,而經濟模式指的是經濟運行機制。生產關係的性質可以決定一定經濟運行機制的基本原則,但並不等於在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基礎上不可能有不同類型的經濟運行機制。相反,劃分不同類型的運行機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生產資料的社會佔有可以有不同的組織形式,在集中決策和分散決策兩個方面可以有不同的劃分範圍,在勞動者參加社會化企業管理方面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和參與程度,在經濟刺激方面可以有不同的表現形式等等。他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可以根據不同層次的經濟活動的決策方式來劃分。

二、經濟模式的劃分(布魯斯模式)

布魯斯在《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問題》一書中將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分為集權模式和分權模式。1979年來華講學中在二分法的基礎上,又提出了市場社會主義模式。1980年,布魯斯又提出了軍事共產主義模式。布魯斯將經濟模式分為軍事共產主義、集權模式、分權模式和市場社會主義四種模式。

布魯斯對經濟模式的劃分是基於對不同層次經濟活動決策方式的認識。他將社會主義經濟中經濟決策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a)是宏觀層次的決策,它涉及到整個經濟的發展戰略問題,如經濟增長速度、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係、投資分配以及投資的技術水平標準的選擇、消費基金的分配等。第二個層次(b)是企業日常經濟活動的決策。它涉及企業和部門的生產規模和結構、物質消耗的數量和結構、企業經營銷售戰略和原料供應、較小的投資和工資的具體形式等。布魯斯認為,模式的討論主要是圍繞這一層次的決策活動。第三個層次(c)是家庭和個人經濟活動的決策。它包括在收入已定的情況下個人消費結構的決策和關於職業選擇和勞動崗位的決策。

根據三個層次決策方式的不同,布魯斯指出了四種模式的不同特徵:

弗·布魯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
1、軍事共產主義模式:在(a)、(b)、(c)三個決策層次上均採取高度集中化的辦法。在此模式下,幾乎全部經濟活動(農業除外),包括僱員超過五人以上的小企業都實行國有化。徵收全部農業剩餘,禁止私人交換貿易;在消費方面實行定量供應,在勞動力分配上實行強制性派遣,不能自由離開;企業在國家高度管制下缺乏自主權,既無自有資金,也無所謂盈利或虧損;分配上實行高度的平均主義;經濟關係中出現取消貨幣的「自然化」;對外貿易完全由國家控制。這一模式作為完整的模式僅出現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

2、集權模式:(a)和(b)決策上實行集中化,(c)在原則上實行分散化。其特徵是:生產資料實行幾乎單一的公有制(國有制),但由於有自留地—農產品自由市場的存在而運行著一條薄弱而又合法的私人經濟鏈條;經濟決策基本掌握在國家手中,但由於保留著家庭消費和職業選擇的自由,因而導致了消費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存在;企業仍然嚴格從屬於行政等級制度,但企業在經濟核算的基礎上有了自己的盈虧關係;物質刺激成為完全合法的東西,主要以計件工資制來強化在個人報酬方面的刺激;國家通過兩個方式完全壟斷對外貿易,一是對進口和出口的總量、總值、商品種類和地區分佈實行嚴格的中央控制,二是把國內市場價格與世界市場價格隔離開來;貨幣起著類似「經濟計算」的消極作用,貨幣的流動服從於實物的流動。貨幣在國營經濟中的消極作用和在其他經濟中的積極作用並存,並導致了一個雙重的價格體系。

3、分權模式:(a)實行集中化,(b)和(c)實行分散化。其特點是:部門中經濟決策的集中化讓位給經濟決策的多層次化,形成了中央和企業兩級決策體制;企業具有自主的計劃,強制性的計劃指標和等級從屬的計劃結構被廢除。企業需要的生產資料不再由物資部門統一分配。企業經營狀況不再以完成國家計劃的狀況來衡量,而是取決於企業獲得利潤的多少;貨幣已經在國營經濟中起積極作用,價格的形成一方面受計劃的指導,另一方面價格具有更大的靈活性,適應變化著的經濟條件;國內價格與國際價格已經建立了聯繫;非國營經濟更加自主和更加面向市場,私人企業能夠正常經營,家庭對消費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發揮更大的影響。

在分權模式中,中央決策與企業決策之間並不是通過直接命令而是通過間接的經濟手段聯繫的。在這裡,起重要作用的是企業間的水平聯繫,從而是市場關係。分權模式的優點在於一方面給企業活動以自由,另一方面不失去國家對企業經營活動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的控制和管理。

布魯斯認為,分權模式中的市場機制不是使生產比例行交換比例消極地從屬於自發過程的一種形式,而是使企業活動適應在計劃中表現出來的全社會偏好的工具。貨幣的積極作用不僅在消費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被利用,而且在國家所有制內部也被用來達到集權模式中嚴格的實物計劃所要實現的目標。布魯斯強調,通過利用貨幣的積極作用來分配資源,並不意味著分權模式放棄了實物單位的平衡。分權模式把實物平衡限於宏觀經濟分析。

在布魯斯的分權模式中,價格不取決於企業。他指出,這並不是說一切價格要由國家機構來規定。在一定產品的市場具有競爭市場的實際性質,使企業對價格不能不能發生壟斷的條件下,在沒有特殊的社會偏好要求有供貨者價格和購買者價格之間差額的地方,價格形成仍聽任市場機制的自由作用。在所有其他情況下,即在無論是考慮到特殊偏好或對價格可能發生壟斷的情況下,在分權模式中保證價格的參數性質是必不可少的。

在分權模式中,行政方法必須執行輔助的職能。布魯斯強調,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機制應當儘可能以分權模式的原則為基礎。

布魯斯提出的分權模式反映了他對於建立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理論探索。他試圖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引入市場機制,同時不放棄計劃機制,試圖利用經濟手段,但有不放棄行政手段,在強調決策分權的同時不放棄決策的集權。他的觀點具有折衷性,但是他在蘇聯式計劃經濟甚囂塵上之時就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可以有不同的模式以及社會主義經濟應引入市場機制等思想在當時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他的思想啟迪了東歐的經濟學界,促進了東歐國家對於建立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探索。

4、市場社會主義:(a)、(b)和(c)都實行分散化。市場社會主義與分權模式的區別在於:擴大再生產的責任從國家計劃者的手裡轉移到企業手中,企業決定其純收入的分配;資本市場取代國家預算在企業之間、部門之間和地區之間分配資本的職能;市場社會主義模式的運行不僅沒有中央決策規定的總框架,而且也沒有規定的「目標函數」從上面指導企業。企業只是從市場環境中得到其「行為原則」。

三、模式的比較

中央集權模式的主要優點之一是高度的選擇性。即可以集中人力、物力、財力迅速實現工業化,可以把資金和有限的資源分配於經過嚴格選擇的優先部門。中央集權模式要想奏效,需要滿足一系列的條件:1.中央級要具有關於它自己目的的完整知識,並且要能夠把那些目的完全公式化;2.情報傳遞要迅速不失時機;3.情報傳遞和處理的過程中,不能遭到重大歪曲,不能受特定物質的和其他動機所支配的特定利害關係的影響。顯然,只有在特定狀況下,才能使這些條件達到滿足的程度或接近滿足的程度。因此要求在不放棄經濟的集中計劃管理的前提下,把細節的決策留給下級去做,提高分權的有效性。

綜上所述,布魯斯主張的經濟改革,是在中央計劃經濟範圍以內的變更,從以集權模式為基礎的運行體制過渡到以導入市場機制的計劃經濟模式為基礎的運行體制。他不同意對市場制度的美化,他認為「假定市場可以保證資源的最優分配,交換中的當事人的平等,消費者有選擇的自由和消費者主權,對種種生產要素的公正的報酬(比例於它的生產率),等等。」這些都是虛假的辯護,用市場機制來代替中央制定計劃是一股錯誤潮流。他明確指出:「分權化並不意味著放棄中央計劃,而是試圖通過使用另外的更有效的制度上的結構,即在中央宏觀經濟決策所規定的範圍以內的分權,來達到中央計劃的目的。對於市場機制也同樣可以這樣說。市場機制必須理解為,不是同計劃相對立,而是完成計劃的工具。

6 弗·布魯斯 -商品經濟與社會主義

布魯斯承認「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可以看到商品關係」,批評了認為「既然是社會主義制度,那就不存在商品」或者「由於存在著商品,這種體制就不可能是社會主義」這種簡單的、幼稚的觀點。但他也不贊成把社會主義經濟簡單地定義為商品經濟,強調商品關係應該從屬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本質特徵和發展趨勢。布魯斯認為對於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關係問題要做具體的、歷史的分析。在一定的社會經濟狀況下,商品關係的範圍擴大和重要性的增加,可以大大促進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其積極結果是:提高經濟管理的效率,提高生產對需要的適應方面的靈活性;提高中央計劃的效率,更有效地在宏觀經濟的水平上來控制經濟過程;通過市場機制促進個別領域(個人和集團)的目標同一般目標的結合過程,實際加強個人(以及集團的)利益同社會利益的結合;促進社會主義民主和工人自治的實現;促進經濟改革、技術進步、組織改善的創造性和首創精神的發展。

但是,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裡,人的關係的商品形式,也是孕育著很多危險的。最一般地說,商品關係的發展,意味著增加了從事經濟活動的人的孤立化,並且意味著在關係到社會整體利益方面,個別利益的自主性加強了。可能產生一系列並非人們所願意的結果:由於在收入同支出相比中占不相稱的份額而犧牲社會利益去實現個人利益;企業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對立,利用壟斷地位;市場投機傾向的增加;個別經濟單位失去經濟計算的整體性,時間視野的狹隘化;把人的關係商業化,削弱團結互助原則的作用,等等。這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仍有商品物神性(或譯為商品拜物教)存在的餘地,對此必須警惕。

總的看來,布魯斯不贊成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關係與社會主義不兼容的看法,也不同意把社會主義經濟簡單地當作商品經濟;經濟改革的方向都是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擴大商品關係的作用範圍,實現中央計劃時更大膽地利用市場的各種工具,充分利用商品關係的積極作用,同時要警惕商品物神性,?採取措施減少和避免商品關係的消極後果的側面。市場機制的範圍和職能,是和經濟上的決策的分權化程度密切相關的。任何想要作為中央計劃的工具來利用市場機制的嘗試,都包含著分權化的界限問題。

7 弗·布魯斯 -經濟與政治關係

弗·布魯斯蘇聯模式
在東歐的一些經濟學家中,流行著這樣一種看法:在實行蘇聯模式的國家裡,政治當局和經濟領導融合在一起,經濟基礎的進一步發展直接取決於政治關係的發展,取決於政治權利體制的變化。因此,經濟體制的改革要以政治體制的改革為條件。同時,政治改革靠撤換領導人不能解決問題,必須從制度上採取措施,才能保證不再回到舊的軌道上去。布魯斯在《社會主義的政治與經濟》中,就是談的這種觀點,他自己在中文版序言中說本書的「主要思想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之間牢固的、也可以說是相互依存不可分離的。

布魯斯說:「我的意見是,根據傳統所接受的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關係——一方面是『基礎』,另一方面是『上層建築』,從而『歸根結蒂』被認為是決定的因素與被決定的因素——就社會主義而言,是需要做根本修正的。社會主義下的經濟與政治二特別是做動態的考察時——是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以至於『基礎』和『上層建築』這個古老的概念越來越不適當了。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從而『經濟基礎』的發展,取決於與此相適應的政治關係的發展——政治權力體制的變化——這特別在危機時期中會強烈地感覺到。」他又說:「在公有制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經濟的體制下,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關係也已經同在典型的資本主義下的關係有很大的不同了。因為,現在的政治因素直接影響著關於國民收入的增長和分配的經濟決策。」他還進一步論證:「公有制(特別是國家所有制)如果是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時候,是不被看作社會所有制的。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是承認公有製為社會所有制的必要條件。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作為一種政治制度,作為上層建築的一個要素的國家的性質被看作是決定基本生產關係(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的因素。」

布魯斯反覆強調經濟決策與政治決策的同等重要和相互依存關係。他認為:「隨著國家在經濟中所起作用的增大,政治決策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也增加了。甚至最精確的經濟計算也永遠不能排除制定發展計劃時做出政治決策的必要性,因為:

1.最初的出發點(目的函數)是政治決策的結果;

2.從經濟計算所得出的若干可供選擇方案中挑選最佳變式也是一個政治決策;

3.在決定用於消費的基金的規模和結構時,通過它們對那些參加經濟活動的人的行為的影響而間接地決定放進經濟計算的參數,這也是政治的決策。

結論是,廣義的經濟決策的最優化,不僅包含著經濟計算的體制和技術,而且也包含著相應的政治結構。在這個結構中,相互衝突的利益能夠達到澄清和妥協,因此以社會名義作出的決策可能接近真正的社會偏好。」

布魯斯從經濟因素與政治因素不可分離出發,闡述了生產資料社會化是一個過程,分析了否定社會化是一個過程的兩種議論。他說:「所謂所有制,意味著所有制的對象由所有者為了他的利益(廣義的)而加以處置。因此,要使所有制是社會的,必須滿足以下兩個標準:即對所有制的對象的處置必須是為了社會利益,並且,所有制對象必須是由社會來加以處置。這兩個標準,都不是可以一舉而完全實現的,因此,生產資料的社會化是一個過程。

革命過程中的生產資料的國有化,是克服異化的決定性的一步,而不是最後的一步。」他接著指出,否定社會化是一個過程的有兩種議論;第一種是把目前條件下的國家所有制基本上當作社會所有制的成熟形態來對待,這是一種生產關係物神化。第二種是否認現存國家所有制的制度顯示了社會所有制的某些特徵。他們根據斷片的、片面的、靜止的理解,否認社會主義各國實行了任何生產資料的社會化,而認為出現了另一個剝削階級(『中央政治官僚階層』)。布魯斯認為,這兩種議論是看不到社會主義發展的本質,忽略了生產資料國有化為社會化創造客觀的前提條件並使之發生質變。所有制的完全社會化和異化的克服,不是通過「第二次社會經濟革命」達到的,而是將通過努力使已經發生的革命進一步發展來達到。

應該看到,布魯斯所談到的社會主義下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係,有些看法是現實生活中一些現象的反映。他提出生產資料社會化是一個過程,把國家的所有改變為社會的所有必須有政治體制的民主化,這種思想是很值得重視的。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經濟與政治的辯證關係,馬克思恩格斯既強調了基礎、經濟的歸根結底的最終決定作用,同時也批評了一些年青人簡單化、否認上層建築、政治的強大反作用的機械看法,始終承認上層建築、政治等因素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採取國家所有制形式,國家的經濟職能比以往的社會形態更顯著,上層建築、政治的反作用更加突出,從現象上看經濟的決策和政治的決策緊密結合,有時政治的考慮比經濟的計算佔有更重要的位置。這些只能說明上層建築對基礎、政治對經濟的反作用,歸根到底最終起決定作用的還是經濟基礎、生產力。不能根據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一定時期沒能正確處理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引起的非正常現象從理論上概括為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倒轉」,也不需要從根本上修正歸根結蒂經濟決定政治這條基本原理。在政治經濟學史上,蘇聯有個時期把無產階級專政概括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以為蘇維埃政權無所不能,可以製造、廢除、改造經濟規律;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無視客觀經濟規律進行重大戰略決策引起危機,這些大的失誤不能說和過分誇大政權的作用完全沒有聯繫。布魯斯一貫強調社會主義經濟中的政治因素和經濟因素的相互依存關係,著重分析政治體制的民主化同經濟體制改革的關係,有自己的獨特見解;但在理論概括上還是處於探索過程中,有的是爭論中的一種看法,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和實踐驗證。

8 弗·布魯斯 -所有制與政治體制

弗·布魯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中國

《社會主義的所有制與政治體制》

創作背景:

經過本世紀60年代經濟體制的試點或局部改革,到了70年代,東歐國家的經濟改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不僅改革所涉及的領域比較全面,而且具有了一定的深度,經濟體制改革已成為各國經濟工作的中心任務之一。東歐國家這一時期的改革具有很多相似之處,其中最主要的是:它們都強調經濟體制要適應經濟集約化的要求,都比較重視建立適應現代化大生產的管理組織體制。由此改革的浪潮也就必然在更深的層次上,例如在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以及政治體制的某些方面,與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發生撞擊。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布魯斯發表了《社會主義的所有制與政治體制》一書。

內容簡介:

在《社會主義的所有制與政治體制》一書中,布魯斯明確指出,由於國家的重要性及其日益增長的經濟作用,在每一種類型的政治結構中,都應把政治方面的考慮作為經濟分析所必不可少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一點尤其適用於社會主義國家。他認為,在以現代生產力的發展狀況為背景的社會主義制度中,社會生產關係與政治體制之間的聯繫不僅是獨特的,而且是非常複雜的,因此經濟運行體制的改革必須在所有制改革的基礎上與社會和政治的改革同步進行。如果僅僅局限於分析經濟運行體制,而沒有從整體上考慮生產關係和政治體制,這不僅在處理方式上顯得過於狹窄,而且也不能真正從根本上解釋阻礙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力量的根源、作用方式和實際程度。在分析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時,布魯斯堅持把馬克思的社會發展模式作為最一般的方法論基礎。他認為,堅持這一點有助於明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相互矛盾的辯證關係,也有助於明確社會主義是歷史發展的產物的認識。

社會主義是歷史發展的產物這個認識,既包含有社會主義制度以否定的形式代替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容,也包含有社會主義制度以連續的形式代替資本主義制度的看法——資本主義制度基礎結構的變化,例如股份資本所有製取代單個資本所有制等,正是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的客觀規律的表現形式。布魯斯認為,生產資料所有制是一種通過人對物的關係,特別是對物質生活條件的再生產過程中物質要素的關係實現的社會關係。其中,社會利益的實現程度、方式和社會對生產資料有效支配的聯繫形式,是不同所有制的根本區別。這一點也是社會主義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與公有制即傳統國家所有制的差別所在。在傳統社會主義模式中,對生產資料的支配權集中於國家,社會被剝奪了直接在經濟領域中支配生產資料的權力,僅僅保持了一種靠政治手段來控制或影響的可能性。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也是一種私有制。只是在社會通過代表——國家——實現了對生產資料的佔有和支配,並在向生產資料社會化佔有和支配方向發展這個意義上,國家所有制才是一個起點,才是社會所有制的低級形式或間接形式。社會所有制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生產資料必須用於滿足社會利益;第二,社會必須對其佔有的生產資料具有有效的支配權。其中第二個條件是決定性的條件;但是,它的實現是以政治民主化作為前提的。從經濟政治化角度講,社會所有制與政治民主問題是不可避免地聯繫在一起的,它是政治民主制度的經濟化。總之,這種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之所以是民主的,就因為它們是社會自治的,或者反過來說,它們之所以是自治的,就因為它們是民主的。布魯斯關於社會所有制以及調整社會主義經濟與政治關係的思想是限定在方法論研究層次上的。然而,這些觀點又是提供給社會主義深層改革的思想工具。

9 弗·布魯斯 -相關詞條

陳岱孫錢穎一阿爾文·漢森阿門·阿爾奇安
 陳志武張曙光保羅·斯威齊安東尼·奧古斯丁·庫爾諾
胡鞍鋼蔣碩傑弗朗斯瓦·魁奈阿爾弗雷德·馬歇爾
曹鳳岐阿瑟·奧肯戴維·克雷普斯丹尼斯·霍爾姆·羅伯遜
李稻葵奧塔·錫克奧利弗·威廉姆森安·羅伯特·雅克·杜爾哥
茅於軾阿瑟·拉弗戴爾·喬根森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蕭灼基 弗·布魯斯安德魯·施萊弗阿維納什·迪克西特
 鄒至庄弗蘭克·拉姆齊埃德溫·坎南 

    

 

 

 

            

10 弗·布魯斯 -參考資料

1、http://www.jst-cn.com/article/view_5534.html

2、http://myy.cass.cn/file/2005122815648.html

3、http://myy.cass.cn/file/200512195169.html

4、http://www.zuowenw.com/lunwenku/jjgl/200601/52929_2.html

5、http://www.zxk118.sunbo.net/show_hdr.php?xname=2SPLG11&dname=EILR8U0&xpo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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