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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彌生文化是由發現彌生式陶器的東京都文京區彌生町而得名彌生時代--中國的日本(秦漢對日本的移民及經濟文化往來) 中國和日本是一衣帶水的鄰邦,亘古以來,文化聯繫就非常密切。冰河時代,日本列島南北通過陸橋與大陸相連。大陸人為追趕動物,可能通過陸橋來到日本。大陸移民不斷分批來到這裡,與原住民混血,形成今日日本民族的祖先。進入新生代日本與大陸隔斷後,日本列島與大陸分離,相對受大陸影響較少。繼舊石器文化之後,日本出現了屬於新石器文化範疇的繩紋文化(以陶器上的繩紋式花紋而得名),考古學上稱之為繩紋時代(前8000年一前300年)。繩紋時代末與彌生時代(前300年一300年)初,日本受到中國內地文化的強烈影響,主要是稻作農耕技術,大約在公元前10世紀,從中國長江流域傳人日本。其後,中國的鐵器和青銅器文明東傳日本,促使日本文化由原來屬於新石器時代的、以漁獵採集的自然經濟為主的繩紋文化,跨進了以金石並用、經營水稻栽培與畜牧並重的生產經濟為主的彌生時代。從此,日本列島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紀元。

  中國秦漢之際(前221年一220年),相當於日本列島上金石並用的彌生時代(前300年一300年)。秦漢之際的中國文化向日本的輻射與傳播,大大縮短了日本列島脫離蒙昧狀態進人文明社會的進程。 秦漢之際中國文化向日本的輻射與傳播,主要是由中國移民來完成的。其實,秦以前的殷商和春秋戰國時代,中國向日本的移民便開始了。那時諸侯爭霸,戰亂頻仍,北中國的齊、魯、燕、趙之民,很多東逃朝鮮,也有的間接或直接逃至日本。

  秦漢時,中國移民日本的勢頭有增無減。「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其中秦始皇的扶蘇系和胡亥系皇族都有人先後逃亡日本。漢代,武帝於公元前109年在朝鮮設立四郡直接統治朝鮮北部以後,大批漢人從中國本部前往朝鮮四郡就職、經商,他們的子孫就居留在那裡,可是到了公元313年,中國在朝鮮半島上的統治機構樂浪和帶方兩郡被滅亡后,那裡的漢人就不得不離開那裡,一部分回到故國,一部分向南流動,渡海到人)為「歸化人」或「渡來人」。對中國和朝鮮來說,則是移民。日本史籍《日本書紀》記載東漢末年中國移民由朝鮮半島而人日本列島之事更多:

  應神十四年,是歲,弓月君率一百二十縣人自百濟到日本。

  應神十六年,王仁自百濟來,太子蕪道稚郎子師之,習諸典籍。

  應神二十年,阿知使主及其子都加使主,並率己之黨類十七縣人至日本。

  應神三十七年,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等經高麗國至吳,令求 縫工女,后吳王與工女兄媛、弟媛、吳織、穴織四女以歸。

  根據日本的傳說,古代日本的外來移民,大都為兩大系統,即以弓月君為始祖的秦氏和以阿知使主為始祖的漢氏。他們人數有多少,沒有精確的統計。僅據《日本書紀》「欽明元年」(540年,梁大同六年)條:「八月……召集秦人、漢人等諸番投化者,安置國郡,編貫戶籍。秦戶人數,總七千五十三戶。」如果按每戶5人計,就達35000人以上。這還只是秦氏一族的人數;如果再加上漢氏,總數要達六一七萬人。由此可知,秦漢時期中國內地移民定居日本的人數相當可觀。 這些移民,對於當時的日本列島來說,無疑是很寶貴的。他們有知識,有生產技術,都曾生長在中國內地的先進文明之中,因此移居日本必然會把中國內地的先進文明帶進日本。 這些移民在日本繁衍,愈來愈多。因此,日本人的血液中有中國人的血液,中日兩大民族有血緣關係存在,是一確切不移的事實。 這些移民,在日本的開化、生產力的提高及加強統治力方面,甚至在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的過程中,曾起過重大作用。東京大學考古學教授江上波夫曾就此指出:「由繩紋文化向彌生文化的過渡是一次質的飛躍,其轉變是突發性的。因此,創造彌生文化的並不是日本列島上原有的繩紋文化人,而是當時已經具有高度發達水耕農業技術的外來民族。」這個外來民族非中國移民莫屬。所以,日本史學界一致公認:「彌生文化是一種來自中國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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