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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周世宗滅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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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樁著名的歷史事件.其實五代十國時期,北方政權都前後採取過一些禁佛的措施,但其中周世宗滅佛則是比較大的一次。從現有的資料上記載,周世宗此次滅佛,並沒有大量屠殺僧尼、焚毀佛經,而是帶有一種整頓佛教的性質,還保留著很多寺院與僧尼。但由於整個中國佛教的發展,已經走向了勉強維持的階段,經過這一個打擊之後,就更顯得蕭條衰落了。在這一背景之下,三教之爭,就更趨於緩和,從這之後,儒佛道三教之爭,已不像過去那麼尖銳,也不像過去那樣明顯,雖然還是有,但相對而言,規模都比較小。

 

1 後周世宗滅佛 -後周世宗滅佛

周世宗,也就是柴榮,在公元955年(顯德二年)開始,對全國的佛像進行了大規模的清理,史稱"世宗毀佛"。  
唐佛教之鼎盛至五代時已趨於零落,五代五十餘年間,戰亂紛起,大小各宗,皆淹沒無聞,獨禪宗隱居深山,不受戰亂影響,弘傳較盛。五代末,後周世宗,生性不喜佛教,即位未北周武帝的排佛與北魏太武的滅佛有相似之處。

從歷史看,周武帝也表示自己不在五胡之列,故無心敬佛。為了表現與漢文化的認同,他不但崇儒,本來也是偏袒道教的。但在建德三年(574)五月他所召集的佛道辯論會上,經道安、甄蠻、智炫等人的揭發,使周武帝認識到道教的教義虛妄和迷信方術,所以連道教一併罷黜。但他採取了比較溫和的態度,沒有殺人;對高僧量才任用,委以官職;鼓勵繼續探討佛、道的哲理,這些皆表明對漢文化和儒學認識的深刻。

歷史原因

其一,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國家很久沒有造銅錢,而民間又私自銷毀銅錢來製造日常用具和佛像,這樣銅錢就更加缺少,不利於商業流通。越建越多的寺院成了國家的負擔;逃避軍役的,和作姦犯科的都加入到了和尚們的行伍,使得寺院成了藏污納垢的地方。私自剃度者越來越多,原先的寺院容納不下了,便導致了寺院越來越多。   
    話說回來,五代對佛教的態度,並不是到了世宗這朝才急轉直下的。後梁龍德元年(921年)政府即再申明令,願出家者須入京師比試經業。這個比試經業, 換句話說,就是看看你對經文的記憶+理解到了什麼程度,算是出家人資格論證吧。這麼一來,出家便不再是件容易的事,私度的可能性大大減小。後唐,後晉也有類似的條令。    

 然而在誕節詣寺行香、齋僧、僧道對論、度僧等制度方面,五代基本與唐無異,為何單單在出家人資格論證上做文章?有句話叫「僧多粥少」, 基本上揭示了一個近乎殘酷的事實:當你沒成佛前,是要吃飯的。基於這個判斷得知,即便是高僧,也得吃,所以,寺院就一定得有吃的。吃的從何而來,自然來於田間種出的糧食。誰來種-- 你不能指望和尚們念念經,穀物便可以滋滋的長出來;如果這樣,那讓穀物直接長在和尚們的肚子里好了。五代的戰亂,讓活著的想到了逃,逃去哪兒,寺院是個好地方。逃了進去,什麼事都不用管了,念念經,就能混口飯吃。然而這口飯怎麼來的,或許逃進去做和尚的還不是很明白,但如果所有人都逃了進去,他就會明白了。   

世宗對寺院下手前,曾有個鼓勵耕種的詔令:五年為限,歸還田地;從外藩歸來的,十五年為限。當然,目的是「貢納稅租」(《舊五代史》). 這不能和「毀佛」斷然分開。    
顯德二年五月,「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也就是,只有國家認證的寺院才可存在,私辦的被廢了。 想要出家的男女,必須得到家中的同意,然後經過嚴格的讀經考試,才能去國家指定的「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戒壇剃度。而在同時,「棄背父母、逃亡奴婢、奸人細作、惡逆徒黨、山林亡命、未獲賊徒、負罪潛竄人等」都不能做和尚。如果寺院一不小心剃錯了頭髮,也會受到嚴厲的懲罰。(《新五代史》)   

從中可見得世宗處事的明察與精細。私度者的源頭被緊緊的掐住了,於是乎,寺院也就不需要那麼多了。措施保證了耕作的基本單位—家庭;有了更多人能夠種田,和尚有了飯吃;有了更多人服役,國家的兵源也有了保證;更多作姦犯科的人不能夠明目張胆的混入出家人的隊伍,社會一定程度上安定了些,為將來的征戰打下基礎。   

儘管廢除了大量的寺院,世宗對佛教是有著尊重的態度的,正如其五月詔令中的前四句。於是,沒有出現如同後世宋徽宗般轉僧入道的行為。革除寺院的矛頭並不指向真正的和尚。因而對於那些高僧們,或說是寺院的管理者們,唯一的約束就是:看清了再剃。和尚的成分清澈了,一起討論佛法經文的都是志同道合者。這種氣氛,自然要比先前的魚龍混雜來得好。那麼於這種氣氛下的討論,大概會更有效。    
不僅如此,詔令還說到,「僧尼俗士,自前多有捨身、燒臂、鍊指、釘截手足、帶 鈴掛燈、諸般毀壞身體、戲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稱變現還魂坐化、聖水聖燈妖幻之類,皆是聚眾眩惑流俗,今後一切止絕「(《舊五代史》)。唐末五代佛教發展中產生的紊亂,在世宗手上有個很好的梳理,儘管這很可能主要是為了梳理民風,安定社會,為征討四方做足準備,而他的舉措,畢竟凈化了渾入佛教的妄幻妖惑的成分。    
 其二,從世宗的經歷來看,他一生縱橫四海,從追隨太祖郭威時起,做事便雷厲風行,果斷剛毅。而他的做事風格,從郭威身上也能找到影子。同時也影響了後來的趙匡胤。所以要分析他毀佛,不能不說他的性格,要說他的性格,不能不說郭威給他的影響。   
 郭威本人一生,崇尚節儉,特別是他臨死之前,和柴榮說的一些話,(那時柴榮是晉王,也就是儲君了),的確打動人心---我死後,給我穿紙做的衣服,用瓦棺裝殮,喪事從簡從速,墓穴中不用石頭,只用磚。工人要出錢僱用,不要因此而騷擾百姓。免除各種瑤役,不設守靈宮女,只立一碑~~~~云云。   
史書中並無有關世宗信仰的記載—有人因此說其為無神論者,沒有記載不代表沒有;而世宗一代梟雄,即使信,也不可能如唐代宗般每逢夷狄入寇時,「必合眾僧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為禳厭」。 其禁止私度,減毀寺院,詔毀佛像,看似毀佛運動如浪濤般砸向北地佛院;然而,正是這些舉措,得以篩選出合格的僧人—其虔誠於悟性暫不考慮,並有了僧人日常生活的來源,寺院真正成為清靜之所在,僧人得以群聚而論道。世宗之初衷,自然是為了安定國土以定四方;現在且不談世宗的信仰與初衷,僅觀其實效,何毀之有?並且他對大臣親口說過"你們不要因為毀壞了佛像而產生懷疑,佛用做好事的道理來感化人,如果立志做好人,就是信奉佛了,那些銅像不是佛!!我聽說佛總是使別人得到利益,即使是自己的頭和眼也可以施捨給別人,如果朕的身體可以救濟百姓,朕也不會顧惜。   
    


參考書目---資治通鑒,舊五代史,新五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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