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文心雕龍

《情采》是《文心雕龍》的第三十一篇,主要是論述文學藝術的內容和形式的關係。 全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論述內容和形式的相互關係。第二部分從文情關係的角度總結了兩種不同的文學創作道路:一種是《詩經》以來「為情而造文」的優良傳統,一種是後世「為文而造情」的不良傾向。第三部分講「采濫辭詭」的危害,提出正確的文學創作道路,是首先確立內容,然後造文施采,使內容與形式密切配合,而寫成文質兼備的理想作品。本篇是針對當時「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創作風氣而發的。

1原文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為彪炳,縟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發而為辭章,神理之數也。
《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偽,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雲「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雲「艷乎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艷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
研味《孝》、《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庄》、《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
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誇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采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泛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為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征?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經,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錦褧衣」,惡文太章;賁象窮白,貴乎反本。夫能設模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摛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贊曰: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既形,英華乃贍。吳錦好渝,舜英徒艷。繁采寡情,味之必厭。

2翻譯

古代聖賢的著作,總的來說都稱得上文采顯著,不是因為有文采,那是因為什麼呢?由於水性虛柔,才有波紋蕩漾;由於樹體堅實,才有花朵開放,這說明外在的表現形式依附於內在的實質。虎皮豹皮如果沒有斑紋,那就跟狗皮羊皮一樣了;犀兕雖然有皮,但製成鎧甲還要靠塗上丹漆才有色彩,可見內在的實質需要外在的表現形式。
至於抒發思想感情,鋪陳描寫萬事萬物,用文字刻畫內心活動,在紙上組織文辭,文章應當光彩煥發、文采繁複是很明白的了。所以構成文採的途徑有三條:第一種叫形中之文,是靠青、黃、赤、白、黑五色構成的;第二種叫聲中之文,是靠宮、商、角、徵、羽五音構成的;第三種叫情中之文,是靠喜、怒、哀、樂、怨五情構成的。五色相調,便會呈現漂亮的花紋;五音相配,就會形成美妙的樂曲;五情抒發,便會產生優美的辭章。這是天然的規律啊。
《孝經》傳下訓則,說祭祀死喪的文辭不應當有文采,因此知道君子平時說話不曾質樸無文。老子痛恨虛偽,所以他說「漂亮話不真實」,但他的《道德經》一書卻詞句精妙,這就表明他並不是一概厭棄華美的文采。莊周說「用巧妙的言辭刻畫描寫萬物」,指的是用辭藻來修飾;韓非子說「以華麗漂亮的言辭為美」,說的是有文采。用艷麗的言辭使文章達到綺麗,用巧言的雕飾使文章達到藻飾,文學語言的變化,至此已達到極端了。研究體味《孝經》和《老子》的意思,便可知文章華美或質樸都應依附於人的思想感情。細看莊周和韓非的話,就知道華麗和樸質的關係處理不當,錯在追求過分的艷麗。
如果能在清濁之流上選擇清流,能在邪正之路上選取正道,就可以在寫文章時駕馭文采了。那鉛粉和青黛是用來修飾容貌的,但女子的美目巧笑卻來啟天生的美麗姿質;文采是用來修飾語言的,但文章的美妙動人卻本于思想感情的自然。所以思想感情是文採的經線,言辭是思想內容的緯線。只有經線正了,用緯線才能織成布帛;只有思想內容確立了,語言才能通達流暢。這是作文章的根本法則。
從前《詩經》的作者寫的詩歌,是為了抒發感情而創作作品;後來的辭賦家寫作辭賦,是為了創作而故意造作感情。憑什麼知道他們是這樣的呢?因為《詩經》的產生,是由於詩人心中蓄積了憤懣不平之氣,因而吟唱出來,用以諷勸那些在上位的人,這就是為了抒發感情才創作文藝作品。後代辭賦家之流,胸中本來就沒有感情鬱結,卻隨意施展誇張文飾的手法,藉此沽名釣譽,這就是為了創作才造作感情。所以為了抒發感情而寫的作品,語言簡練而真實;為作文而造作感情的作品,文辭繁雜且空泛失真。可是後來的作者卻採用浮泛的語言,忽視真情實感,拋棄了古代《詩經》的傳統,效法近世辭賦的弊病,因此表現真實感情的作品日漸稀少,片面追求詞藻華麗的篇章卻越來越多。所以有人熱中於高官厚祿,卻空泛地吟詠田園的隱居生活;心裡老是牽挂著繁忙庸俗的政務,卻空洞地描述塵吐之外的情趣。真情實感沒有一點,寫的跟想的恰好相反。桃李從不自誇,人們自然會在樹下踩出一條條小路,那是由於枝頭有果實存在。相傳男子種出的蘭花不能發出幽香,那是由於他們沒有細膩的感情。象草木那樣微小的事物,尚且要依賴感情依靠果實,何況文章,以抒情述志為本。寫的作品與自己的心志完全相反,這樣的作品難道值得效法。
因此連綴文辭運用文采,為的是要表達思想;要是文彩浮濫、言辭虛偽,那麼思想內容會被遮蔽得愈加模糊。要知道用翡翠鳥的羽毛來做釣絲,用肉桂來作釣餌,反而是的不到魚的原因。「言語的真義被文采所掩蓋」,大概指的就是這種現象吧。所以有人穿著錦衣,外面還要再罩上一件單衣(出自詩經),是因為討厭文彩過於顯露;賁卦的最後一爻是白,這就說明事物貴在回復到樸質的本性。如果能夠根據創作的規範把要表達的思想內容安排妥善,在擬定文章的要求時把要抒發的感情處理妥當,感情明確瞭然后遣詞造句,思想確定瞭然后鋪陳詞藻,使華美的文采不致遮蓋文章的內容,博泛的徵引不致湮沒真情,使藍和朱紅等正色鮮明奪目,紫和粉紅等間色排除不要,這才可以稱得上是既有文采又有美質的好文章。
贊曰:言辭憑藉文采才能傳播久遠。確實呀,這是一個經得起驗證的真理。內心活動真實地表現出來了,文采才能豐富多彩。吳地產的錦帛容易變色,朝開暮落的木槿花白白地嬌艷,只有繁麗文采卻缺乏真情實感的作品,品味起來,一定令人生厭。

3說明

本篇首先提出文質並重的主張 ,認為「文附於質」,「質待於文」,優美的文辭,必須表現正確的思想感情;而正確的思想感情,又有賴優美的文辭來表現。兩者是相結合的。「情」即「質」、「采」即「文」。分指內容和形式而言。文中以經子書籍不廢辭採的事實,指出古代作者重視藝術形式的傳統;用「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的現象,說明自然流美,比照文學。所以說:「立文之道,其理有三」,「形」「聲」「情」必須配合得宜,才能交織成為完美的統一體。除了情而外,還有辭采和音調的問題。

4評價

在文質並重的前提下,劉勰進一步說明了兩者之間的主次關係。他把文章中的情意和辭采,比作一經一緯,認為「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文中用「鉛黛飾容」生動地比喻「文采飾言」的作用:適當的辭采,可以更好地表現內容;倘若內容可空虛,專從辭采上用功夫,則相反地會「言隱於榮華」,岩壁了真實的思想感情。因而文章之美,起決定作用的是「情」而不是「采」;是內容而不是形式本身。
這是劉勰文學思想的要點之一,它貫穿《文心雕龍》全書,散見於各篇內。如《徵聖》云:「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宗經》云:「義既極於性情,辭亦匠於文理。」《附會》云:「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採為肌膚,宮商為聲氣。」都是反覆說明這個意思。

5其他

基於這樣的觀點,本文下半篇提出了文學中「偽」與「真」、「要約」與「煩濫」的問題。並以此來評論具體文學歷史現象,而得出「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的結論。「為情造文」之可貴,主要是因為「志思蓄憤」,具有真摯而充實的內容,所以能動人;而在形式方面,量體裁衣,自然是修短適度,能夠「要約而寫真」。「為文造情」之所以令人厭棄,則由於「心非鬱陶」,甚至「言與志反」,本末倒置,必然削足適履,遺真逐偽,文章就「淫麗而煩濫」了。歸根到底,是內容與形式的關係問題。後來元好問《論詩絕句》中論潘岳一首,所舉例證,正好作為本文的註腳。

6特點

楊雄曾說:「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附麗以淫」(見《法言·吾子》)劉勰把這兩種現象從理論上加以闡發,指出了問題的實質所在,就顯得更為透闢。這對當時文壇「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不良傾向來說,是中肯的批判。

7出處

《情采》選自《劉勰·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是中國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創作的一部文學理論著作,成書於公元501~502年(南朝齊和帝中興元、二年)間。它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部有嚴密體系的、「體大而慮周」(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篇》)的文學理論專著。
《文心雕龍》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全書包括四個重要方面,由劉勰(xié)在江蘇省鎮江市南山寫下。上部,從《原道》至《辨騷》的5篇,是全書的綱領,而其核心則是《原道》、《徵聖》、《宗經》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於道,稽諸於聖,宗之於經。從《明詩》到《書記》的20篇,以「論文序筆」為中心,對各種文體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進行研究和評價。以有韻文為對象的「論文」部分中,以《明詩》、《樂府》、《詮賦》等篇較重要;以無韻文為對象的「序筆」部分中,則以《史傳》、《諸子》、《論說》等篇意義較大。下部,從《神思》到《物色》的20篇(《時序》不計在內),以「剖情析采」為中心,重點研究有關創作過程中各個方面的問題,是創作論。《時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則主要是文學史論和批評鑒賞論。下部的這兩個部分,是全書最主要的精華所在。以上四個方面共49篇,加上最後敘述作者寫作此書的動機﹑態度﹑原則,共5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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