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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23~),南非女作家,1991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生於約翰內斯堡附近一座名叫斯普林斯的礦業小城中,父親是立陶宛的猶太移民,母親是英國人。戈迪默從小就具有很強的獨立性,醉心於讀書寫故事。13歲時,戈迪默在約翰內斯堡《星期日快報》兒童版上發表了一篇寓言故事《追求看得見的黃金》,從此開始了筆耕生涯,至今已著有20多部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集以及160餘篇雜文和評論。

1簡介

戈迪默(1923~ )
Gordimer,Nadine
南非作家。用英語創作。她生於南非德蘭士瓦的斯普林斯。先在德蘭士瓦受教育,后就讀於約翰內斯堡的威特瓦特斯蘭德大學。曾到過非洲、歐洲和北美許多地方,並在美國哈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講授現代非洲文學。她抨擊種族隔離制度,其作品被多次列為禁書。

2人物生平

戈迪默9歲開始寫作,15歲即在雜誌上發表作品 。1952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毒蛇的柔和聲音》,揭露了白人優越論造成的不公正現象。第一部長篇小說《說謊的日子》主要通過礦區一對青年男女的愛情悲劇,揭示出被種族政治扭曲了的人際關係,具有反種族歧視傾向。第二部長篇小說《陌生人的世界》描寫一個從英國來南非的外地人的所見所聞和感受,揭示出白人和黑人生活在貧富懸殊而且難以溝通的世界里。60年代后又創作了長篇小說《戀愛時節》,揭露由於南非種族政策禁止不同膚色成員間的戀愛、結婚,造成了男女主人公的悲慘命運。進入70年代,嚴酷的社會現實激起她新的創作靈感,長篇小說的創作達到高潮。《尊貴的客人》描寫一個原來的英國官員,現在又作為獨立后新政府的客人回來的故事。通過他的經歷與體驗反映了尚比亞獨立后的社會現實。《自然資源保護論者》描寫南非一個成功的實業家在實際生活中所遇到的無法解決的難題,再次抨擊白人將自己視為南非統治者的各種錯誤認識。《伯格的女兒》以1976年索韋托黑人學生流血事件為背景,描寫一個正直醫生的遭遇。80年代創作的《專制的人》即是反映作者政治構想的一部長篇小說。《自然變異》(A Sport of Nature)是一部主題思想和藝術構思都獨闢蹊徑的長篇小說。以一名叫希來拉的白人女性自幼離開南非到世界各地,最後又回到南非嫁給一位黑人將軍的人生道路為主線,描述了南非消滅種族隔離制度、建立黑人政權的偉大歷史進程,為廢除種族隔離后的南非提供了一種模式和美好前景。突出了「南非是全體南非人的南非,而不是少數白人的南非」這一公正的人道主義立場。全書分為各有小標題的20個部分,被譽為20世紀流浪漢小說。其行文優美,以描寫人物心理活動和感情美化見長。

3作品

戈迪默還創作了大量短篇小說,其主題和長篇小說相近。自50年代后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有《六英尺土地》、《星期五的足跡》、《不是為了出版》、《利文斯通的夥伴們》、《故事選》、《肯定是某個星期一》、《戰士的擁抱》、《那兒有什麼事》、《貝多芬是1/16黑人》(國內譯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等。其緊湊精心的故事結構,精練客觀的語言描述,都表明寫作技巧的純熟。其他著述有文學評論集《黑人解釋者》、《基本姿態》,以及與人合編的《今日南非創作》等。

4獲獎

戈迪默文學作品浩繁、成就卓著,自60年代先後榮獲國內外文學大獎10餘次。主要有W.H.史密斯文學獎、詹姆斯·台特黑人紀念獎、南非CNA文學獎、英國 布克獎、法 國埃格爾文學大獎、義大利普萊米歐·馬拉帕特獎、德國奈莉·薩克斯獎、美國班奈特獎等。此外,她還是法國文學騎士勳章獲得者、美國藝術科學院榮譽院士和國際筆會副主席。1991年,她在6次提名之後獲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辭稱:以直截了當的方式描述了在環境十分複雜的情況下個人和社會的關係,她的文學深入的考察了歷史的進程,同時又有助於歷史的進程。

5納丁·戈迪默談話錄

在一年一度的布拉格作家節上,作家節組織者邁克爾·馬奇與1991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南非著名作家納丁·戈迪默就從屬與放棄、自由與官僚主義、語言和藝術等問題進行了對話
邁克爾·馬奇:卡夫卡曾說過,在他生命里得出的唯一一個明智結論是:「沒有自殺,只有自殺的思想」。我們是我們思想的囚徒嗎?
納丁·戈迪默:我們當然是我們思想的囚徒,但是並不是所有人都像卡夫卡一樣堅決地要進行自我懲罰。我曾經寫過《來自他父親的一封信》,將卡夫卡和他的父親並列在一起,我的論題是:在他的成長和離家的過程中,卡夫卡一定曾經經歷過如同把脖子懸挂在屋頂上一樣的痛苦……
:對米蘭·昆德拉來說,「一個人反抗權力的鬥爭是記憶反抗遺忘的鬥爭」。我們在這場戰鬥中失敗了嗎?
:這是曾經有過的最誠實和最深刻的洞察力之一。記憶不是為了重複同一種野蠻的行為,雖然事情常常與此相反,這是一個永恆的矛盾。那就是為什麼人們要在南非,嘗試一種通向真理與和解的方式。某種程度上它是成功的,即使現在還顯得相當局限,但的確是值得做的。
:作家是一個「哪兒都不屬於」的人嗎?
:愛德華·賽義德在他不朽的自傳《不合時宜(Out of Place)》中寫過,在這個世界上這也許是一種讓個體與民族間更為相互理解的方式,並且有助於打破民族主義、宗教和封閉的文化枷鎖。
:如果說真話,人們會被自己居住的地方所否認或驅逐嗎?
:通常是這樣。這是我們正在說真話的唯一的證據。
:約瑟夫·羅斯寫過,「除了我的身體之外,我沒有家」。你的家在哪裡?
:身體是我們個人的家,語言是我們和其他人共同生活的家。
:語言或者身體是我們的家嗎?
:我的家是在非洲,矛盾的是,後來我的語言的家卻是在歐洲。
:自從蘇聯解體以後你所感覺到的「放棄的意義」是什麼?
:我沒有說我自己在蘇聯解體以後感覺到特別的「放棄的意義」。做一個簡單的聲明而不把它歸類似乎是不可能的。共產主義呈現了一種可能性,一種創造一個人類正義的世界、政治、道德和經濟的可能性。它在蘇聯和它的衛星國的土地上沒有成功,我們也沒有向這個分裂的世界提供任何解決的方法。所以「放棄的意義」是通過蘇聯那樣的左翼的失敗來認知的。所有針對一個世界的全新意識形態只是一種全球化的概念而已,這不過是一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的交易。
:你同意約瑟夫·羅斯和喬治·奧威爾說的「個體總是在最後被擊敗」嗎?
:我不同意。這兩個作家以他們個體的事實作為例子——有才華,獨立的思考——即使在悲慘的生活和死亡之後,通過他們作品不斷重新煥發的力量而最終可以獲得勝利。
:藝術買賣就是失敗的代價嗎?
:不是。藝術展現了失敗的真正的本性,那會引導它走向勝利的地方。藝術通過它確實的存在以及對生命慶典的描述來反抗失敗,不論有多少使它墮落並且試圖摧毀它的企圖。
:用你的話來說,在布拉格我們都是證人,是一種「愚蠢的官僚作風——20世紀的極具特色的悲劇」的見證。這種悲劇會過去嗎?
:愚蠢的官僚作風……我想它在一個民主政體中會處於一個非常低的程度,但是它似乎仍不斷在民主國家裡蔓延。但至少那裡有言論自由,人們可以對官僚作風抗議,有時還是有用的。一個人應該不懈地使異議被聽見,被記住。
:切斯瓦夫·米沃什(波蘭的諾貝爾文學獎詩人)表達了這樣一種困難的選擇,「不安於暴政,不安於共和,在前者中我期望自由,在後者中走向墮落的盡頭。」現在我們在哪裡?
:我們也在期望,和偉大的米沃什一起,期望墮落的盡頭。它表現出來的是自由的狀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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