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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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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羅爾斯,1921年2月21日生於美國巴爾的摩,先後在普林斯頓、康奈爾、麻省理工教過書,於1962年去了哈佛,此後畢生都呆在那裡。他的最終頭銜是哈佛大學的詹姆斯·布萊恩特·科南特榮譽退休教授。2002年11月24日逝世,享年81歲。他是20世紀美國乃至西方思想界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一生致力於研究和闡述政治哲學和倫理學的基本問題。他的著作被翻譯成27種語言。研究、批評他的理論的著作已經超過5000種。

《政治自由主義》是以《正義論》蜚聲世界的美國當代著名哲學家、被哈貝馬斯譽為當代實踐哲學史上"軸心式轉折點"的哈佛大學教授約翰·羅爾斯的又一力作。羅爾斯修正了他在《正義論》中發展出來的公正觀念,並對其哲學基礎進行了根本的修正。閱讀這本書,將幫助我們更深入的了解現代政治學。

人們經常討論公共理性的理念,這種討論也有漫長的歷史,在某種形式上它已為人們廣接受。我這裡的目的,是力求以一種為人們可以接受的方式來表達它作為政治正義觀念之一部的意義,而大致說來,政治正義觀念乃是一種自由主義的觀念。
首先,在民主社會裡,公共理性是平等公民的理性,他們——作為一個集體性的實體—在制定法律和修正其法律時相互發揮著最終的和強制性的權力。首先,公共理性所施加的限制不適用於所有政治問題,而只適用於那些包含著我們可以稱之為「憲法根本」和基本正義問題的政治問題。(這些已在第五節具體講過)這意味著,惟有這些政治價值才能解決這些根本性問題。如,誰有權利選舉;什麼樣的宗教應當寬容;應該保障誰有機會均等;應該保障誰的財產。這些問題及類似問題都是公共理性的特殊主題。
許多(如果說不是絕大部分)政治問題並不關涉這些根本性的問題。例如,大部分稅法和財產調節法;環境保護與控制污染的法規;建立國家公園、保護野生區域和野生動植物物種的法規;以及為博物館和藝術建立專用基金的法規。當然,這些政治問題有時候也包含著根本性的問題。對公共理性的充分解釋會考慮到這些問題,並比我在此所能做到的更為詳細地解釋。它們是如何區別於憲法根本和基本正義問題的,以及為什麼由公共理性所強加的這些限制可能不適用於它們;或者,如果適用於它們,又為什麼不是以相同的方式或不那麼嚴格的方式。 有些人會問:為什麼不說所有關於公民相互間發揮最終的和強制性的政治權力問題都隸屬於公共理性?為什總是可能越出其政治範圍?答案是,我的目的是首先考察最明顯的情形,在此情形下,政治問題關涉到最根本的問題。如果我們在這裡不尊重公共理性的限制,我們似乎就會在任何地方都不尊重這些限制。這些限制應該首先在這裡得到尊重,然後,我們才能著手考慮其他情形。而且我同意,通過求助於公共理性的價值來解決政治問題,通常都是人們極樂意的。然而,實際情況並不可能總是如此。
公共理性的另一個特徵是,它的限制並不適用於我們對政治問題的個人性沉思和反思;或者說,不適用於諸如教會和大學這類聯合體的成員對政治問題的推理,所有這些都是背景文化中至關重要的部分。顯而易見,許多宗教的、哲學的和道德的考慮都可以在此發揮作用。但是,當公民們在公共論上介入政治擁護時,公共理性就適用於他們,並因此適用於政治派別的某些成員,適用於這些政治黨派釣競選侯選人和支持這些侯選人的其他群體。當憲法根本和基本正義問題發生危機時,這種理想也同樣適用於公民在選舉中怎樣投票的情形。因此,公共
理性的理想不僅支配著選舉的公共辯談(public discourse)——在其所辯談的問題包含那些根本性問題的範圍內——而且也支配著公民怎樣對這些問題投出他們的選票(第二節之四)。否則,公共辯談就會有落人假設的危險,即公民們都會當面說一 套,背後投票卻是另一套。
然而,我們必須對如何把公共理性的理想應用於公民這一問題與如何將之應用於政府機關各種官員這一問題作出區分。它適用於官方論壇,所以,當立法者們在國會大廳高談闊論時,
它適用於立法者,也適用於執法者的公共行動和公共告示。在一特殊方面,它也適用於司法機關,而在具有司法審查機制的立憲民主社會裡,首先是適用於最高法庭。這是因為,司法官們必定基於他們對憲法和相關法規與慣例的理解,來解釋和證明他們的決定。由於立法和執行和行為不需要以這種方式來給予正當性證明,故而,法庭的特殊作用就使得它成為了公民理性的範例(第六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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