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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興於唐,盛於兩宋,至明代已經衰微。其原因,主要是由明代特定的社會環境所造成,同時也與明詞作家不專工、不當行相關。

1 明代詞 -明代詞

 

2 明代詞 -正文

  詞興於唐,盛於兩宋,至明代已經衰微。其原因,主要是由明代特定的社會環境所造成,同時也與明詞作家不專工、不當行相關。明代統治者,在思想文化上推行封建專制政策,以八股取士,嚴格箝制人們的思想。所謂「以經術程士」、「悉屏詩賦」,正是八股取士后的一種社會風尚。明代文士中,儘管有的並不為時俗所囿,也曾填詞,但在他們當中,「求其專工稱麗,千萬之一耳」(錢允治《國朝詩餘序》),有成就的作家不多。明人填詞,或者「才為句掩,趣因理埋,體段雖存,鮮能當行」(同前);或者連句讀也分辨不清。所以,況周頤指出:「明詞專家少,粗淺、蕪率之失多,誠不足當宋元之續。」(《蕙風詞話》卷五)不過,明代詞壇也出現了有一定影響的詞作家,留下了一些較好的作品。
  明初詞壇,劉基、楊基、高啟等人,由元入明,在政治上遭受挫折,所作詞能自成家數,各具特色,尚存宋元遺風。劉基,曾佐朱元璋定天下,任御史中丞,封誠意伯,后因被詆毀,憂憤而死。所作詩文,閎深頓挫;所作詞,有的「感喟激昂」而又表現得十分凄婉,有的於委宛摹寫中,並寄深意,尚多可讀篇章。楊基的詞有的帶有托意,所感甚深,頗為縝麗並有一種清氣行乎其間,亦耐玩味。高啟的詞或「以疏曠見長」,或「極纏綿之至」(沈雄《古今詞話》),並有宋元風韻。在明初文壇上,楊基、高啟與張羽、徐賁齊名,世稱「吳中四傑」,張、徐不以詞名,楊、高的詞卻頗有影響。此外,瞿佑等人「風情麗逸」,所作詞「多偎紅倚翠之語,為時傳誦」(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也不失詞的本色。
  明代中葉以後,詞風日下。楊慎、王世貞、湯顯祖等人,多所製作,卻都不是當行作家。楊慎、王世貞博聞廣識,堪稱一代通儒,其所作詞也有過人之處,只是逞才恃博,「強作解事」,與樂章多有不諧(朱彝尊《詞綜·發凡》)。湯顯祖是著名的傳奇戲曲作家,出其餘緒而填詞,雖偶有佳作,卻「患在好盡,而字面往往混入曲子」,與兩宋蘊藉之旨相距甚遠(吳衡照《蓮子居詞話》)。楊慎等人的創作實際上已將明詞引上了歧途。此外,錢塘馬洪雖然以布衣終身,並精於詩詞,自謂四十年僅得百篇,但其所作詞,名為《花影》,不過「月下燈前,無中生有,以為假則真,謂為實猶虛」,氣骨輕浮,缺乏新意。明代還有一種風氣,兩宋諸名家詞,不很顯於世,而《花間》、《草堂》諸集,卻獨盛一時,成為文士填詞的樣板。明人的填詞托體不尊,有的人還將填詞當作酬應獻諛的手段,更使詞格愈趨卑下。因此,明中葉以後,詞的創作已漸凋敝。
  到了明末,由於社會發展變革,才給詞的創作帶來一線生機。明代末期,滿族貴族集團統兵入關並建立清朝,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的社會矛盾。陳子龍在抗清鬥爭中英勇犧牲,其門生夏完淳,年僅十七,也以身殉國。陳子龍的詞托體騷辨,所指甚大,「言內意外已無遺義」,早期所作風流婉麗,婀娜韶秀出於剛健之中,後期所作綿邈凄惻,神韻天然而又有不盡風味。陳子龍是轉變風氣的第一人,允為明詞大家。夏完淳所作《玉樊堂詞》,「慷慨淋漓,不須易水悲歌,一時凄感,聞者不能為懷」(沈雄《柳塘詞話》)。他的某些作品,「聲哀以思,與蓮社詞《雙闕中天》闋,托旨略同」(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五)。與陳子龍同時,入清后猶有創作活動的屈大均、王夫之、金堡(釋澹歸)等人也是能詞者,他們的創作,同樣不可與一般「批風抹露者」並論。因此,陳子龍、夏完淳以及屈大均、王夫之、金堡等人的出現,使得明末詞壇煥發光彩,不僅挽救了一代詞運,而且也為清詞中興開了風氣。
  明代除了出現若干較為出色的詞作家外,在詞學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有關詞譜、詞韻專書,明代傳有張的《詩餘圖譜》、程明善的《嘯餘譜》、徐師曾的《詞體明辨》(附詞譜)以及沈謙的《詞韻》;詞的選本,有楊慎的《詞林萬選》、陳耀文的《花草粹編》、董逢元的《唐詞紀》以及卓人月的《古今詞統》;詞話有楊慎的《詞品》、陳霆的《渚山堂詞話》、俞彥的《爰園詞話》、賀裳的《皺水軒詞筌》等數種。此外,毛晉汲古閣刊行《宋六十名家詞》和《詞苑英華》,吳訥彙輯《唐宋名賢百家詞》,也為詞的輯佚作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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