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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09~公元1882
自然選擇生物進化論的創立者查理·達爾文於 1809年 2月12日出生在英國什魯斯伯里(亞伯拉罕·林肯也恰好出生在這一天)。他十六歲進入愛丁堡大學就讀醫學,但是他感到醫學和解剖學都是枯燥無味的學科,不久便轉入劍橋大學改學神學。在劍橋,他感到象騎馬、射擊這樣的活動遠比所學的課程更令人賞心悅目。但是他給他的一位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位教授推薦他擔任英國獵犬號軍艦探險航程上的博物學家一職。起初父親反對兒子接受這一職務,認為這樣的旅行只不過是這個青年人推遲安心做正經工作的另一個借口。好在老達爾文被說服了,他同意兒子做這次旅行,因為這是西方科學史上最有價值的海洋航行之一。
1831年,二十二歲的達爾文乘獵犬號起航。在隨後五年的歷程中,獵犬號做環球航行,以從容不迫的速度環繞南美海岸,考察荒無人煙的加拉戈斯群島(即科隆群島),訪問太平洋、印度洋和南大西洋的一些其他島嶼。在這次漫長的航程中,達爾文目睹許多自然奇迹,發現了大量的化石,觀察過無數種植物和動物,而且他對所觀察到的一切都做了詳細的筆記。這些筆記幾乎為他後來的全部工作打下了基礎;他從中得出了許多主要的思想,找出了能使自己的學說被普遍接受所需要的豐富證據。
1836年,達爾文返回故鄉。在隨後的二十多年間,他發表了一系列的論著,使自己享有英國主要生物學家之一的盛譽。早在1837年達爾文就確信動物和植物種類並不是一成不變,而是在地質史的過程中進化。但是當時他並不知道這種進化的原因是什麼。1838年他讀到了托馬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該書對他建立起通過生存競爭而進行自然選擇的觀念給予了極其重要的啟發。達爾文甚至在系統闡述了自然選擇原理之後,也沒有急忙發表他的思想。他認識到他的學說註定要引起強烈的反對,因此他花費長期的時間來為他的假說認真地收集證據和充實論證。
達爾文早在1842年就寫出了其學說的綱要,1844年他正在著手寫一部巨著。但是1858年7月正當達爾文仍在補充和修改他的偉大著作時,他收到了艾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一位英國博物學家,當時在東印度群島)送來的一份略述華萊士自己的進化論的手稿。在每個要點上,華萊士的學說都與達爾文的相同!華萊士完全獨自地提出了自己的學說,他把手稿送給達爾文,目的是想在發表前徵得一位有名望的科學家的意見和評論。這是令人窘迫的,完全可能引起一場令人不快的優先權之爭。但是華萊士的論文和達爾文的綱要於翌月作為一份共同的論文遞交給了一個科學團體。
出乎意料,這份論文的遞交並未引起高度的重視。但是達爾文翌年發表的論著《物種起源》卻引起了一場強烈的反響。事實上可能沒有哪一部科學論著象《通過自然選擇的物種起源即物竟天擇適者生存》(簡稱《物種起源》那樣引起科學界內外同樣廣泛而熱烈的爭論。這種爭論在1871仍在激烈地進行著,當年達爾文發表了《人類的祖先和性選擇》。該書提出了人類是由象猿一樣的動物演變而來的思想,給正處在白熱化的爭論潑上了一層油。
達爾文沒有參加有關其學說的公開辯論。有一個原因是他自從乘獵犬號航海以來健康狀況一直不佳,也許是一種複發病──恰加斯氏病(南美洲錐蟲病)作用的結果。他在南美由於受昆蟲叮咬而患上了這種病。此外,進化論的支持者們擁有一位達爾文學說的得力的申辯人和衷心的捍衛者──托馬斯·H·赫胥黎。1882年在達爾文去地下安息時,絕大多數科學家都承認他的學說基本上是正確的。
達爾文並不是物種進化學說的創史人;在他以前就有不少人提出過這種假說,其中包括法國博物學家讓·拉馬克和查理自己的祖父伊拉茲馬斯·達爾文。這些假說從未得到科學界的承認,因為其申辯者對進化方式所做的解釋沒有說服力。達爾文的偉大貢獻就在於他不僅能提出進化的可能方式──自然選擇,而且也能提出支持其假說的令人信服的大量證據。
值得注意的是達爾文學說的發明沒有依賴於遺傳學說,實際上沒有依賴任何遺傳學說的知識。在達爾文所處的時代里,人們對特別特徵從一代傳給下一代的方法都一無所知。雖然在達爾文撰寫和發表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的那些年月里,雷戈爾·孟德爾正在從事研究遺傳規律,但是孟德爾的著作──對達爾文的著作做了如此完美的補充──卻一直被忽略到1900年,此時達爾文的學說已被牢固地建立起來了。因此我們現代對進化學說──把遺傳和自然選擇相結合──的了解比達爾文的學說更加完全。
達爾文對人類思想的影響是巨大的。當然從純科學的角度來看,達爾文使整個生物學科發生了革命。自然選擇確實是一項非常廣泛的原理,人們試圖把它應用到許多別的領域中去,如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和經濟學。
也許甚至比達爾文學說具有的科學或社會學意義更為重要的是其對宗教思想的影響。在達爾文生活的時代及其以後許多年間,很多虔誠的基督教徒認為達爾文的學說會逐漸使宗教信仰遭致毀滅,他們的擔心也許不無道理,雖然許多其他因素對宗教感情的總體下降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達爾文自己變成為一個不可知論者)。
甚至從非宗教的觀念來看,達爾文學說也使人們認識世界的方法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看來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再不象曾一度那樣在事物的自然體系中佔據著中心地位。我們現代不得不把自己看作是許多物種中的一個,我們承認我們有一天會被取而代之的可能性。由於達爾文的工作,赫拉克賴脫「除變化外再沒有永恆可言」的觀點得到了遠比從前更為廣泛的接受。進化論對人類起源的總體解釋所獲得的成功,大大地加強了人們對科學有能力回答一切物質問題的信念(雖然不是所有的人類問題)。達爾文的術語「生存競爭」和「適者生存」已進入了我們的語彙。
顯而易見既使沒有達爾文,他的學說也會有人提出來,事實上華萊士的成果,也許與本書的其他類似情況相比,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然而卻是達爾文的著作使生物學和人類學發生了革命,且因而改變了我們對人類在世界的位置的看法。
摘自:湖北教育出版社《歷史上最有影響的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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