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的字源來自民主,通常指的是從其他政權型態轉變成民主體制的過程。不少人主張民主化可以被視為一種長期而且連續的歷史過程[1],而且可以發生在各種社會領域,例如經濟民主化、家庭民主化等等,[2],近來也有學者討論全球化的民主治理議題[3]。但是在一般人與大多數社會科學研究的理解中,民主化通常是指從威權主義或極權主義等其他各種政治體制轉變成自由民主制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政治權威的組織方式可能會出現本質上的改變。
虛擬訪談:亨廷頓視野中的中國轉型
作者:劉軍寧 來源:南風窗雜誌 日期:2009-01-18 瀏覽:950
問:亨廷頓教授,你的每一部主要著作幾乎都已譯成了中文。你不關注中國,但是你的著作卻在中國產生巨大的影響。中國讀者對你的想法有很大的興趣,積累了許多問題想向你請教,但你竟匆匆離去。現在只有通過虛擬的訪談,中國讀者才有機會聽到你的答疑解惑。這裡請允許我先從一個小問題開始。為什麼在有生之年竟未能訪問中國?
答:應該承認,這一輩子未去中國是我一個很大的遺憾。其實,我有幾次機會去中國看看,但是由於當時手頭忙於其他事情,最終還是未能成行。我去得比較多的是南非。為了南非的民主化,我去了那裡十幾次。其中主要是南非外交部邀請安排的。如果中國外交部邀請我去為你們的民主進程出謀劃策,我會毫不猶豫。當然現在說這些,權當是玩笑。一切都太遲了。
問:你從未聲稱你是威權主義或民族-民粹主義的軍師,但是卻有許多中國人以你為他們在這方面的軍師。從你的《第三波》中看得出,你更願意做民主化的軍師。我記得,你在書中說,如果你給民主派的建議使你看上去像胸懷大志的民主馬基雅維利,那就隨它去吧。與後來的《文明衝突》一書不同,《第三波》在中國讀者中沒有引起什麼爭論。這本書來到中國使你的影響衝出了以政治學為代表的中國學術界。
答:我也聽說《第三波》在中國很受歡迎。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成為民主的馬基雅維利,或者用你們的話說,民主化的軍師。但是,如你所說,我很樂意做這樣的軍師。
民主化趨勢不會變
問:你認為人類歷史已經經歷了第三次浪潮,能給我們簡單說說目前的態勢嗎?
答:各國民主化轉型的模式各有不同,遇到的種種困難也不勝枚舉,但是邁向民主化的趨勢卻是不會逆轉的。雖然世界上還有一些尚未完成轉型的國家,包括中國,但是我對民主化已經取得的成就還是非常滿意的。
在經歷了第一次民主化長波之後,上世紀20年代,世界上約有30個作為今日世界之主導政體的自由民主國家。後來,法西斯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崛起,使得30年代的民主國家的數量減少到12個左右。二戰之後,民主國家的數量又回升到30個以上。到60年代末,世界上約有1/3的國家是民主國家。經過隨後20年的民主化浪潮的衝擊,民主制度在南歐、非洲、拉美、前蘇聯和東歐以及東南亞的土地上紮下根來。今天世界上約有60%以上的國家是民主國家。在當今世界的總人口中,只有22億人生活在非民主的體制下。民主政治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急速成長,這毫無疑問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壯觀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變革。
問:中國也正面臨這樣的緊迫性。為什麼威權國家要轉向民主?難道威權政體終將被民主政體所淘汰嗎?
答:是的,威權終將被淘汰。對此有很多抽象的道理可以講。但是,作為經驗政治學家,我認為,威權統治的合法性危機是導致民主轉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推動力。威權國家之所以必然要啟動轉型走向民主,就是因為威權政體有著不可克服的合法性危機。合法性的概念很難把握,政治分析家們通常都盡量避免使用它。然而,這一概念對於討論威權政權在當今所面臨的問題卻是必不可少。這裡所說的合法性(legitimacy,也稱正當性)是民眾對一個政權的統治權利的認可。這裡的「法」是指在老百姓心中的不成文「法」,而非統治者制定的「法」。中國今天所面臨的許多重大難題與危機與合法性問題也是分不開的。
威權政體的特點是沒有程序合法性,只有政績合法性。威權統治者常常把政績當作合法性的唯一源泉。這樣,威權政府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施政績效來為自己提供合法性。但是政績合法性有一個兩難:如果政績不能帶來人們所期望的成就,如穩定的秩序和有效的經濟發展,就難以換取他們對威權統治的容忍,那麼政績合法性就喪失了;如果政績帶來了經濟發展和政治秩序,那麼,威權政府所採行的專政式統治就是多餘的,不再為民眾所需要,其統治方式就會遭受挑戰。所以,對一個穩定的、可持續的政權來說,不僅要有政績的合法性,而且還要有程序的合法性。
合法性問題
問:一些威權主義者認為,只要有政績合法性就夠了,程序合法性是多餘的。因為民眾對政府的一切要求,最終都要用政績來回答。你同意這樣的看法嗎?
答:這樣的想法有些一廂情願。因為,政績的合法性是非常靠不住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實現永遠高速的經濟增長,能夠迴避一切經濟危機。在所有經濟發展的前頭,都有經濟危機在等著。經驗與常識都表明,經濟增長不可能無限持續,即使能夠持續,也不能自動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制度瓶頸與難題。一旦陷入經濟衰退,威權統治的合法性就會迅速地、徹底地流失。威權政府的衰敗並不僅僅是因為它們變得腐化並無法滿足其民眾的需要和期望。
當威權政權不能持續拿出像樣的政績時,施政的失敗就可能成為變革的催化劑。推動第三波許多轉型的就是這種失敗:希臘、阿根廷、烏拉圭、菲律賓、東歐、貝南、尚比亞、印度尼西亞以及塞爾維亞、喬治亞和烏克蘭的顏色革命。決策上的猶豫不決反過來對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推波助瀾。在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壓力下,印度尼西亞持續30年的驕人的經濟發展僅僅在幾個月時間內就破滅了。在[1]998年5月,當印尼政府宣布減少燃料和電力補助時,普遍的騷亂爆發了。新秩序在大街上崩解了,所以,蘇哈托被迫下台,民主轉型開始了。
威權統治者也常常靠增加難以實現的期望值來維護統治的合法性。公民一旦對政績失望,威權統治的合法性就會遭到削弱。如果威權政府無力自我更新其合法性,及時填補合法性的虧空,其統治就將搖搖欲墜。
問:那麼,民主政體在處理合法性的問題上與威權政體有何不同,其優越性何在?
答:與威權政體不同,民主政體的合法性由兩個部分組成,一個是程序的合法性(即政府民選、權力受到法定程序限制),一個是政績的合法性(選民對政府工作是否滿意)。這兩種合法性是相互獨立的,不會一榮俱榮,也不會一損俱損。選民對政府工作的不滿意不會轉換成對政體本身、對政治程序的不滿意。選民即便對某屆政府及其執政者的政績不滿意,也不會要求改變政體,最多是要求更換領導人。
威權體制下情形就不同了。對政績的任何不滿,隨時會轉化為對政體的不滿。這種不滿的結果,不僅是要求改變領導人,而且是要求改變體制。其結果,對統治者來說,穩定就變成壓倒一切的了。歸結起來,威權政體的最大軟肋,就是沒有程序的合法性。其所行使的統治權沒有通過選舉的程序來徵得民眾的自願同意。當作為唯一合法性的政績合法性岌岌可危了,威權統治也就岌岌可危了。
威權統治者應該明白,政體的合法性與執政者的合法性是不同的,應該分開。不同的統治者,在具有同等的程序合法性之後,政績合法性才有發揮作用的前提。沒有程序合法性的統治者,一切政績合法性最終都將失效。
中國現象
問:你知道,中國剛剛紀念了國家改革開放30周年。那麼請說說,你所說的合法性問題,與中國所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有什麼樣的關係?
答: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合法性問題與中國改革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在整體上可以說,中國的改革所要解決的,正是其在改革前出現的政績與程序合法性的雙重危機。對應起來,經濟改革所要解決的是政績的合法性問題,政治改革所要解決的是程序的合法性問題。哪一項改革進行得好,哪一方面的合法性問題解決得就好。哪裡存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就說明那裡已經面臨程序合法性的難題。
一個合法性基礎牢固的政權須具備三重合法性。一是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即政權所代表的價值主張必須被社會成員普遍自願認同。強制的意識形態灌輸不能維持這方面的合法性。二是程序的合法性,政權的產生、更迭和組成、運行方式,必須得到選民以投票的方式來進行檢驗,統治的權力是有限的,並受到憲法法律和政治程序的約束。三是政績的合法性,一個得到民眾支持的政權必須有良好的政績。
建立在政績單一合法性基礎之上的政權,一旦政績出現問題,民眾就會質疑這個政權所賴以建立的價值基礎和這個政權在建立過程中所依據的程序。比較政治的研究也表明,當一個政權沒有經過民選的程序合法性,在遭遇經濟衰退時,會遇到更大的社會動蕩。經濟危機是威權政權跨不過去的政治門檻。就算是對政績合法性的追求能夠產生積極的後果,或者說,不論政績的合法性多麼牢固,都不能永久遮蓋和彌補在意識形態與程序合法性方面的根本缺陷。
如果一個政權在前價值系統和政治程序兩個方面的合法性正在消退而且不可再生,那麼,政權的合法性只剩下一根支柱了,這就是政績的合法性。當三根支柱支撐一個平面變成一根支柱支撐一個平面的時候,這個政績合法性的支柱必須耐用且粗大。GDP無疑是最看得見摸得著的指標。我還沒有發現,哪個國家像中國那樣給GDP賦予那麼大的重要性。所以追求GDP的背後,是追求政績的合法性。
帶來短期政績合法性的改革雖解決了一些舊問題,但是同時又在累積新問題。一旦追求政績合法性的努力失靈,其統治的合法性將陷入總體的危機。
經濟與文化因素
問:中國在過去30年經歷了高速的經濟發展,民眾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你認為,這樣的經濟發展對中國的民主化前景有何影響?
答:民主化像個不挑食的人。經濟危機和經濟發展,民主化都喜歡,都有利於民主化的實現。過去30年的高速經濟發展,對中國未來的民主化當然很有好處。縱觀第三波,我認為民主化的動力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經濟因素,一個是文化因素。就經濟因素而言,在民主化與經濟發展的水平之間存在著極高的相關性。除產油國外,絕大多數富裕的國家都是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絕大多數窮國多是由威權主義者統治的國家。
可見,經濟發展對民主化有重大促進作用。總之,如果想要實現民主化,就請促進經濟發展。
問:您剛才還提到了文化因素。你所說的文化因素,指的是什麼?你認為儒家文化是中國民主化的障礙嗎?
答:所謂文化因素,我指的是一個國家的主導政治文化對民主政治的接受程度。接受的程度越高,民主化就越容易實現,反之,則越難。第三波的一個成就,就是使得起源於西方的自由民主成為一種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
關於儒家文化與民主化的關係,我知道關於這個問題爭論已久,似乎各方都有響噹噹的理由。根據我有限的知識,儒家文化強調權威勝於強調自由,強調責任勝於強調權利,強調集體勝於強調個人,強調和諧勝於強調競爭,強調一致勝於強調分歧,強調等級勝於強調平等,這些都是與民主政治文化有抵牾的。坦率地說,我認為,儒家(教)的民主(Confucian democracy)是個自相矛盾的說法。
第四波
問:你的分析給我們增加了一個理解中國改革的新角度。你雖然主張民主政體應該取代威權統治,但是你似乎並不主張激烈的變革。
答:你或許知道,我一輩子都是個保守主義者。我希望變革越小越好,越溫和越好。雖然有些一廂情願,我還是喜歡漸進溫和的民主化。審慎是一種政治大智慧,是政治家和政治學家都應該具有的美德。在《第三波》中,我也表達了這樣一種傾向:我不喜歡暴力流血的轉型,最好的變革是來自內部的良性變革。如果雙方間能在妥協與和解中實現民主轉型,那就再圓滿不過了。因此,我是一個溫和的、漸進的保守主義者。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民主轉型是一件急不得的事情。
當然,政治領導也是非常重要的。經濟發展使得民主成為可能;政治領導使得民主政治成為真實。
對未來的民主國家來說,未來的政治精英起碼必需相信民主體制對他們的社會、對他們自己來說是一種最好的政體。歷史是不會直線前進的,但是當有智慧有決心的領袖勇敢地推動歷史的時候,歷史是會前進的。
問:我喜歡《第三波》,因為這本書是一本手冊,而不是一本寫給同行看的學術專著。我很欽佩你具有敏銳的問題嗅覺,其能夠在紛繁複雜,千變萬化的局勢中捕捉到一些具有重大價值的問題並進行深入的探討。80年代末90年代初,雖然有一些學者開始零星研究世界範圍內的民主化趨勢,但是只有《第三波》才是最有影響的、最有價值的一本。
答:我承認我把握住了當今人類最重大的政治潮流。自第三次浪潮以後,世界上有2/3的國家的領導人是通過自由的、競爭性的差額選舉方式產生的。顯而易見,在這個世界上不民主的國家越來越少了,越來越孤立了。在某些地區,不民主的國家形隻影單,變成了被民主國家所「包圍」的「飛地」。
這次民主化浪潮,幾乎遍及世界上每一個大洲,也是最為壯觀的、最重要的政治變革。儘管民主化不是人類一切問題的萬靈藥,民主化時代仍然可能是動蕩不定的多事之秋,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說民主化已經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潮流。發達國家的民主制度將更完善,新興工業國的民主制度也將更成熟,而落後國家的專制統治必將會被民主政治所代替。此可謂,民主的潮流浩浩蕩蕩。
面對這一民主化的潮流,所剩無幾的非民主化國家也面臨著日益嚴峻的抉擇:是順應,還是抗拒?順應者居多,抗拒者也並非沒有。所以,民主化更是非民主國家所必須面對的緊迫課題。儘管民主遭到了種種的指責,民主化遇到了不遺餘力的抗拒,在一波高過一波的民主化浪潮推動下,民主政治成了抗拒者的唯一政治出路。
讓我遺憾的是,民主化的第四波我已經看不到了,讓我高興的是,民主化一定會有第四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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