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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國家關於法的基本理論的一門學科。又稱法律哲學。在英美等國往往又稱法理學。

1簡介

法哲學是關於法的最高形式的理論思維。法哲學所研究的是法的各個層次中的最高抽象及其現實化運動。法哲學,即法律哲學(PhilosophyofLaworLegalPhilosophy),是從哲學的角度和用哲學的方法來研究和思考法學問題的一種綜合學科。它既是應用哲學(或部門哲學)的一個門類;又是理論法學的一個分科。
西方國家關於法的基本理論的一門學科。又稱法律哲學。在英美等國往往又稱法理學。
法哲學的內容早在古希臘、羅馬時代就已存在,其名稱18世紀末19世紀初才開始盛行。1798年歷史法學派的首創人胡果將其出版的著作定名為《作為實在法,特別是私法哲學的自然法教科書》。1821年,G.W.F.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出版。那時科學還不發達,哲學作為「科學的科學」而代替一切科學,特別是一些唯心主義哲學家力圖建立一個包羅萬象的哲學體系,將其他學科都作為這一體系中的一個環節。黑格爾的哲學可以說是這種體系的最後嘗試,他的法哲學是他的龐大的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從19世紀中期起,隨著資本主義立法和司法的廣泛發展,法學才逐步與哲學、政治學相分離而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與此同時,哲學家或政治學家的法哲學也逐漸成為主要是法學家的法哲學,法哲學也就相應成為法學的一個分科。抽象的法本身雖然是純粹的思想創造物,但是它的產生不是沒有客觀基礎的。思想的抽象最終來源於客觀存在。關於法的抽象思維根本上是實證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實證法的發展決定了法的抽象思維的客觀性。當作為客觀存在的實證法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就出現了進行高度理論概括的需要。法的客觀存在的各種屬性和聯繫構成關於法的抽象思維的內容。法哲學的存在和發展不外要表現現實法的存在和發展的必然性。抽象的法只是現實法的存在的反映。現實法通過理性的中介,將自己對象化為抽象的法的概念,由自在的法發展到自為的法,由感性的具體形式達到理性的普遍形式。法的客觀存在決定了關於法的思維,同時它又在自己的對象中獲得了升華,存在決定思維的辯證唯物主義規律將在法哲學中得到充分的印證。
抽象的法根源於現實法的存在,同時,它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它本身是主觀化了的客觀存在。相對於人的思維來說,法是一個設定的自在自為的主體,這個主體有其相對獨立的發展過程,需要人們通過理性去認識它。從這種意義上說,人們關於法的認識只是這一自在自為的主體產生的對象。抽象的法的發展表現為人的思維對它的認識。離開它的相對獨立性,離開它的自在自為性,法哲學的進展就會寸步難行。法作為理性的存在具有規定性、多樣性,其規定性和多樣性的展開便反映在人類思維對它的認識過程中。從法的發展過程方面看,法是自在自為的主體,人類思維關於它的認識只是它產生的對象;從人類思維的認識方面看,作為觀念存在的法便成為思維認識的對象,而人類關於它的思維又成為認識主體。法與人類思維關於它的認識形成對立的統一,二者均在各自的對象中得到了印證。
法的不同規定的全面展開,是一個由潛在到實在、由自在到自為的發展過程。其中,法的內部矛盾的對立統一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法不是由空洞的普遍性所構成。作為特定的客觀實證法的普遍抽象,它本身就是特殊的存在,是一個特殊的類。在法的發展過程中,始終包含有普遍與特殊的對立統一,全體的普遍包含在發展過程的各個環節的特殊之中。法的內在矛盾性是客觀存在的反映。法在其自身的前進中不斷由客觀到主觀,再由主觀回到客觀,表現出否定之否定的辯證發展規律。因此,法哲學所研究的法,不是靜態的單一化的,而是動態的由諸多對立統一的矛盾相互轉化環節構成的系統。確切地說,法哲學所關注的法自身運動,是法漫長的自我表現的進程。在法的運動過程中,人們將發現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

2各方理解

前蘇聯法學界
(二)前蘇聯法學界對法哲學的理解
前蘇聯法學界大體上也傾向於上述第二種理解,而且認為法哲學的外延涵蓋了法學原理、法社會學等。《蘇聯大百科全書》稱:「法哲學即法律哲學,是資產階級法學的一個分科,它的任務是研究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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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律的一般規律。在資產階級法學界,只有某些代表人物使用這個名稱,大多數法學家更喜歡用另外一些名稱,如:法學原理、法社會學、法律百科等。」並舉例說,俄國法學家謝爾森涅維奇,就把自己的著作《法律一般原理》看著是法哲學的理論部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俄國大學教學提綱中,則把關於國家和法的一般科學稱作「法律百科」,而把關於政治和法學觀點的歷史稱作「法哲學史」。由此可得出如下印象:
第一,以往的蘇聯法學界對法哲學帶有一種貶意和否定的態度,認為它乃是資產階級法學的分科,其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是不足取的,所以《蘇聯大百科全書》引恩格斯的話評價說:「法哲學各派代表的顯著特點是,他們想給法律概括地下個定義,不考慮具體的社會關係,而用邏輯抽象的辦法來研究法律。『在這第二,因此,前蘇聯法學界一種頗具代表性的觀點就認為,法的一般原理,或國家與法的一般原理,是可以和法哲學相替代的。也就是說,如果需要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研究法哲學,那麼它就存在於馬克思主義的關於法的一般原理,或關於國家與法的一般原理之中,因此沒有必要另外單獨存在一門法哲學學科。所以十月革命以後,直到50年代就理論法學而言,前蘇聯(以及後來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就只存在「國家和法的理論」,60年代以後,前蘇聯的理論法學在與國家學說分化開后便逐漸轉向了以「法的一般理論」的方式存在——它是一個包容量和涵蓋面極廣的理論領域,包括了法哲學、法社會學、法律實證論(或專門法學理論)三方面的內容和特徵,在理論結構上是三者的統一體。這種情況也一直影響著建國以來中國的理論法學,開始是完全模仿甚至照搬前蘇聯的「國家和法的理論」,80年代以後在理論法學領域獨領風騷的也只是「法學基礎理論」(雖然也有人提出了要用法哲學、法社會學、比較法學等來豐富理論法學,但都遠未達到法學基礎理論的顯赫地位),但「法學基礎理論」並沒有前蘇聯的「法的一般理論」所具有的作為法哲學、法社會學和專門法理論之統一的特點,而主要還是專門法的理論,或者可稱為法學原理,它顯然是與法哲學有很大差別的。
第三,前蘇聯法學界在早期實際上是認為,法哲學的外延大於法學原理或法律一般原理;後來他們又主張法的一般原理的外延大於法哲學即包括了法哲學。前者是指資產階級的法哲學,法律一般原理不過是它的理論部分;後者是指馬克思主義的法的一般理論,法哲學即存在於或包含於這種法的一般理論之中。
法觀念與制度
大功利的生存解釋方式的成功,使西方文明在近、現代史中輕易地獲得了霸主地位。這意味著,他們因之確立起了一種--人類生存、生活方式、行為模式的--標準2。它還意味著,藉助著殖民地、掠奪性貿易、傳教等方式,他們可以將這樣的"標準"傳遍他地域,或強迫他人接受,或改變土著的標準,或形成標準對峙狀態。"標準"的確立和"標準"的擴張,使舊有的世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人們把這樣的變革稱為現代化。
對法學家言,只要你接受了這樣的"標準",就會以新的眼光注意到許多秩序現象的奇異性:某些地區延續了幾千甚或幾萬年的同樣實現了社會秩序的規則被判別為原始習俗;某些地區精心設計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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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學說和制度體系經過幾千年的流行以後,忽然間被指稱為非法律的異物……。總之,除了"標準"本身之外,其他諸法現象、秩序規則已被確定為了不符合"標準"的他物。
面對這樣的標準和制度體系,幾乎所有的非西方的法學家們都困惑了。其情形在本世紀的中國表現得最為突出。出於生存的需求,明智的人已認識到,必得接受西方的標準和法治體系,然而,如此作為,實亦是求死的另途。因為,中國故有的秩序體系和標準與西方的體系和標準無異於水火相向,縱令不你死我活,也缺少型體上的相容性。
很顯然,法哲學作為一種幫助民眾確立法之世界觀和生活之依賴的學問,它得進行深層次、全面、客觀的解釋工作。脫離國情的"西化"和固守舊章的"國粹"都是法哲學未及擔當其實質性任務的不當表現。不幸的是,過去的一百多年中,這樣的幼稚和膚淺卻頻繁發生著。
傳統中國的法律體系和觀念是由周公、孔子及早於他們的政治家們共同建構的,3後世法學不過是損益而已。這種法律以人為中心,從形式言,這與近代以來的反神的西方法律是一致的,然而,權利之人、主體之人與政治之人、倫理之人的本質差別,又使中國的法律體系大異於西方的法律體系。
中國文化、中國法觀念、法律制度中的人,首先是一個非個體的社會學概念,它意在a.與鬼神的不同,b.與他生物的不同,c.同類意識的聚合。從法學的角度言,個體之人的意義僅在其違法的責任承擔方面才有表現。人的社會化和群化,是一種由來已久的生物生存法則,如果沒有特殊的中間因素的加入和環境變故,它會直接成長為人類的社群主義和天下一家的同類意識。其法形態當是群化的人身法。
這是一種線性的智覺。因為是線性的,缺少複雜化、非線性的比較、鑒別和錘鍊,所以也隱含了一種可能性:一當有早慧的人或集團試圖用政治方式來強迫這樣的群或社會,人之間的力量對比就特別懸殊,聰明的人會成為強者並因之統治單純、遲鈍的弱者。即統治狀態是由人為的主觀意志所追求,而不是生存競爭漸次選擇的。
中國人關於人的理解和認知大體符合這一理路。於是,這樣的不幸也成為了中國社會的現實:政治統治的人為性,使得政治的意義被特別地提到了社會意識形態的核心地位,結果自然導致了文化的政治化。就生存的邏輯言,這種新生的文化價值形態(文化的政治化)對原有的文化價值觀(文化的合群性)的排擠和變通是不可避免的。把自己置於核心、第一價位,是政治本能使之然,可它又離不開原價值形態對它的支援和背景照應(因為客觀上如果沒有群體,就不可能有統治的結果),這便導致了新生文化價值形態對原有文化價值形態的利用和置換--一切以群、公、民為文飾,實行自利、自私、非法之為。法律的政治化也由之成為框架。公元前11世紀的周公姬旦是這一文化和框架的集大成者,後來的法家則使此意登峰造極。
至春秋時代,文化政治化的負面作用全面表現出來。政治慾望、政治方式、政治結構、政治世界觀本身導致了中國的分裂割據局面和對生命的毀損、蔑視。這激起了一些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反思和再解釋。放下道家和墨家不論,僅就儒家而言,孔子之被後世尊為正統思想的祖師,不外有二,一是他繼承了周公的若干概念和教條、框架,但不為其政治化所惑;二是他創化地詮釋了人的原始合群本能,使之成為一種人之所以為人的性智共識(仁),從而使中國文化在政治化之外又開出了倫理化的新視野。可以說,文化的倫理化既高揚了人的本能天性,也可認為是中國特有的一種抗衡學說。它抗衡了意識形態中文化政治化的單一性,也抗衡了現實生活中政治統治的單一性。從孔子以後,才有了孟子的"民貴君輕"、"獨夫"、"民賊"4,董仲舒的"神道制約"5,眭孟的"讓賢"6等學說。
文化的倫理化,也使中國法律的倫理化進入了一個新的歷程。法律的倫理化,意味著法律要接受善的評價,要以善為內容,要能夠幫助人們為善、向善。用現代語言講,就是法律要鼓勵人們對社會、對他人的義務承擔、責任承擔,而淡化權利要求。如此,社會才有和合諧一的可能。
法律的政治化是使絕大多數人沒有權利,甚至為權力所壓迫、奴役,社會秩序是由權利的剝奪和權力的壓制實現的;法律的倫理化是使人們不主張權利、放棄權利,社會秩序和社群的和睦是由利他無私、禮讓奉獻實現的。這二者共同構成了傳統中國法理念和制度體系的基本內涵。
面對這樣的傳統和歷史事實,中國的法學家,特別是法哲學家們有著極沉重的時代責任――使中國的法觀念、法律制度現代化。沈家本是做這一工作的先行者,他試圖通過制度現代化的方式實現中國法現代化的目標。為此,他成功地創造了一些名詞、術語,使西方法律制度得以在中國生根,他也儘力保留了一些舊有的原則、條設,使中國法的價值觀和內質能夠徑直成為現代法的內涵。沈家本是一位務實的法學家,本世紀中國法律制度、法典的現代化都是在他的基礎上成就的。然而,他並不是一位法哲學家,他未能及時地從學理上作出解釋,使法治成為一種中國人的世界觀,也沒有改變中國人對法、對秩序的故有看法。
沈家本失敗了嗎?作為一位先行者,我們不能對他用失敗這樣的詞去作輕率的評判。如此艱巨的任務不是一個人或一代人所能完成的。面對存亡變故,沈家本等人所崇尚的理性方式,很快被激進的革命、政治解決的方式所排斥,現代化的事業更加複雜化了。除了政治家們的急功近利之外,幼稚的"西化"派和膚淺的"國粹"派也惟恐天下不亂。諸多因素使中國法觀念和法律制度現代化的任務難以完成。
本世紀30~40年代,一些法學家,如吳經熊7等人試圖作一些沈家本未及做的工作:從學理上解釋中國法現代化的問題。這一作為實已扣住了法哲學任務的主脈,只是開展不夠,且復為一場更深刻的革命所中斷。
又近半個世紀過去了。很長時間中,不要說法哲學的使命,就連法哲學的概念也不曾耳聞8。最近十幾年的中國學術史,是一段高度濃縮了的學術由附庸轉而追求獨立學格、由幼稚走向成熟、由膚淺進入深刻的歷史。藉助著已有的積累和他人的經驗,學者們在短短的十幾年中完成了大跨度的轉變和躍遷。這是一令人賞心悅目的奇觀。
在法哲學領域,我們首先注意到一批介紹性的著作論文9。其次我們更注意到一批承著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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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思考而作出的解釋性的著作10。最後,我們又有幸注意到一些有所創化的著作11。中國法哲學由介紹而解釋而有所創化,不僅支援了中國法觀念和法律制度的現代化,本身也標示出了中國法哲學的成長之路。今天,法學家們思考的已不是"西化"或"國粹"如此簡單的問題,也沒有停留在介紹觀點和學說的階段,經過比較充分的解釋之後,如何使西方法的價值與中國法的價值融並不二,使中國人的秩序觀念與西方人的秩序觀念同一,使中國的習慣有與成文法或國家法比肩的意義,也已成為一種引人注目的學術趨勢。
在今天的法學學者眼中,傳統、習俗不再是死的遺物,而是可以從中激活公平、正義的文化生命;本土資源也不再一無是處,經過全新角度的解釋,一樣可在新的環境中支援法的價值索求。
當然,這些並不意味著中國法觀念的現代化與制度的現代化已功成業就,作為一項使命,中國的法哲學還要走漫長的道路。然而,中國法哲學在研究中國法現代化的領域中已趨向成熟,卻是十分明顯的。
至此可作要求的是,法哲學應該對類似於中國這樣社會的法學和制度的現代化給出一個確切的標準。不論標準是否足夠精確,看來這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
依上文可知,中國法與所謂現代化的法(法治或契約法)的主要衝突有二,一是法律被完全政治化了,法律成了政治統治的工具而不是它自身。這是極其嚴重的狀態,它首先是歪曲、篡改了法的價值本原,其次又阻礙著法的價值向其本原的回歸。在人域的範圍內,法律應是當事人的合意或自由意志的妥協,其意在實現自然人權利、自由、人權、安全的良好狀態,它利用惡與惡的抗衡效應,協調以利益交換利益的公平、正義、有效、正當,終致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社會的和諧與秩序。然而,在政治化的法律體制中,所有這些幾乎隱沒不見,人們感其身,受其意的均是得勢政治集團對弱勢民眾的壓制、暴政、專橫和恣意妄為,是政治中心主義。而這,對中國言,不是近日之薪,乃是數千年之積。
第二種衝突是法律的倫理化。本來,法律的倫理化並不是一個令人困擾的問題,就世界法律進化的大趨勢言,如今各國及國際的法律正在快速地倫理化。新興的像環境資源法自不待言,縱是傳統的若民商法,也日益依賴倫理原則為其支撐12。這裡所說的衝突不是基於法治或契約法的立場和角度並預言其發展而言說的。一個沒有經歷過法治或契約法歷程的社會,在不知法治本身為何物的前提下,僅依賴其故有的倫理原則和規則傳統,法律的現代化實是不可期許的。傳統倫理的價值核心是群的和諧,可它既不計較責任的明確界線,也不鼓勵權利的錙銖毫末,結果是模糊不清掩蓋著清晰明白,反致不利於社會的協調與秩序,更不利於個體自由、權利的需求,甚至還會為統治者所假藉篡改。
當然,與上述法律的政治化故意追求的不公正、非正義的秩序不同,法律的倫理化則可理解為好心未得好報。對事實上並沒有完善起來(尚處在兒童期或剛剛站立起來的動物)的人類言,倫理作為主要的或唯一的秩序依憑,實在是過高的要求。這意味著法律的倫理化有超前和方法失當的過錯。具體說,當代契約法的倫理化是經歷以後不得不作出的選擇,它已充分地保障了權利、自由、人權的實現,且是對這種實現過份的一種救濟,是完成後的拯救現象。傳統倫理化的法律則首先是一種血緣群原善本能的提升和理性化,它只以合群為唯一價值取向。正因為此,當後世有政治中心主義的異化力量破壞、歪曲這一價值時,它才進而發展成為一種抗衡的法的世界觀和制度形態。嚴重的是,無論其原善狀態還是抗衡狀態,它都不以鼓勵和協調個性的發展、完善為意,任其掩藏起來,不受風雨霜雪日露的磨難和鍛造,不使惡惡衝突、抗衡進而理性化。故一當西方的器物文明、精神文明一朝突破疆域界線,洶湧奔來,攪動了本土居民潛藏的惡的人性之後,局面往往都不可收拾。傳統的倫理規則、秩序顯得蒼白虛脫,反而要不時地乞求可惡的政治力量來維繫局面,以求暫且的安息。未得充分鍛造、發展、完善、理性化的人性,既不利於個體的生存、自由,也不利於社會的和諧大道,更不利於對強勢政治力量制約、抗衡目標的實現。這是一現代化過程中的斷層現象,它在器物文明、精神文明中表徵突出,在制度文明中亦急需補救。
這意味著,制度文明的設計不能高起點、超前化,反應當低起點、底線化。如此,方可培養和鍛造出理性化的人性。而理性化,恰是一個社會進入現代化界域不可缺失的前件。
現在不難理知,非但中國,所有從傳統試圖步入現代境域的社會,均有一法哲學的使命亟待完成:解決法律政治化、法律倫理化與法治秩序的衝突與危機。或即,使法律擺脫政治和倫理兩種不正常力量的鉗制,使法律從政治工具和倫理載體的困境中獨立出來,成為它自身,成為獨立的、文明的資格者――法律法律化。如是,方有真正的自由、人權、平等、公平、正義。
人域與人際秩序
許多法哲學家會斷然認為,法哲學的使命不會超出人域之外,它只需要滿足人域問題的理解、解決、解釋即可。應當說,這曾經是一正確的看法。現在的問題是,如果繼續堅持這一觀念而不作變通,則可能是錯誤,甚而是有害的。

3相關著作

G.W.F.黑格爾政治思想的主要代表著作。全名《法哲學原理或自然法和國家學綱要》。發表於1821年。中譯本由范楊、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61年出版。黑格爾在序言中申明,該書是以國家學為內容的。作為哲學著作,它把國家作為一種理性的東西來理解和敘述,不是要闡明國家應該怎樣,而是要說明應該怎樣認識國家。此外,本書還涉及法、權利、道德、倫理和社會等內容。
本書形式上較抽象、晦澀,但內容卻是對德國近代國家和政治現實進行批判性的分析。它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見解,是一部思想深刻、影響深遠的政治哲學著作。

4作者簡介

黑格爾(1770-1831年):德國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家。生於德國南部斯圖加特的一個紳士家庭。1788—1793年在圖賓根神學院學習,畢業后當過六年家庭教師,后在紐倫堡中學當校長。1816年任海德堡大學哲學教授。1830年任柏林大學校長,1831年死於霍亂。主要著作有:《精神現象學》、《邏輯學》、《哲學全書》、《法哲學原理》》、《哲學史講演錄》、《歷史哲學》和《美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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