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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9年,湯象龍出生於湖南省湘潭縣。16歲考上清華大學,他學習十分勤奮、刻苦。他不知疲倦地閱讀史書史料,從中認識到人類歷史的發展經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政治、軍事、文化各方面無不受其影響,從而立下了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的志願。1929年他畢業留校當研究生,其時年僅21歲。他選定"鴉片戰爭的經濟背景"作為研究課題,一年後寫出了《道光時期的銀貴問題》。這篇論文用豐富的史料論證了道光時期外國鴉片大量輸入,中國白銀大量外流是導致清政府嚴禁鴉片的一個根本原因。而外國侵略者為維護其既得經濟利益,不惜訴諸武力,因而導致了鴉片戰爭的爆發。這在當時是學術上的一大創見,也是中國第一篇從經濟角度研究鴉片戰爭爆發原因的專題論文。


  湯象龍教授於1930年7月離開清華大學,應聘到北平社會調查所,繼續從事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兩年後擔任該所經濟史組組長,任務是主持全組研究工作和主持選抄整理清政府財政經濟檔案工作,並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他在《中國經濟史研究集刊》發刊詞中曾寫道: "過去研究歷史的範圍僅限於政治,英國有名的歷史學家Freeman甚至說'歷史是過去的政治'。現在我們認識到經濟在人類生活上的支配力並且現代經濟生活佔據個人、民族、國際的重要地位的時候,我們便不得不說歷史的大部分應該為經濟史的領域。"這時他還是一位年輕的史學工作者,但對研究歷史已經先後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的見解:(1)歷史科學應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發展。他在1936年給羅爾綱先生所著《太平天國史綱》一書的序言中寫道:"歷史科學隨著時代的進步常常需要改造。二十五史不但數量浩大,不是人人可得而讀的歷史,那些帝王的本紀、英雄的傳記和名臣的記載,總之歷史的內容和著者的眼光,與現在我們所要敘述文化的進步、經濟的變動、社會的變遷等等的歷史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以往的歷史是以帝王朝代為聯繫,目的只在記載與帝王有關的言行,此後的歷史應以整個民族或各民族的發展為主體,記載他們多方面的活動。"(2)寫歷史應該求實傳真,要以史實為依據,從實際中發現問題,研究問題,提出見解。他反對理論脫離歷史實際的浮泛議論,他要求自己以後所寫的一系列經濟史論著都必須是在掌握翔實資料的基礎上,以嚴謹的態度寫成。(3)收集和掌握資料是研究歷史,尤其是經濟史的頭等重要的工作。要做到求實傳真必須要有充分的資料。而中國經濟史研究起步較晚,史料的收集非常困難,因而必須重視資料的收集和整理。


  1935年,湯象龍在《食貨》(半月刊)上發表論文,對於研究中國經濟史的認識,認為「研究經濟史不能圖急功近效,因為這種研究的第一步仍然是一種開荒的工作。……經濟史的範圍太廣了,同時資料的收集是異常困難的。就拿外國比,他們研究經濟史的人曾經有過幾人寫過大部的有系統的經濟史?甚至有研究一生的如英國的Goorge Unwin、美國的Edwin Francis Gay,他們都是有名的經濟史學者,但他們的成績只有幾篇零星作品。再如英國有名的Willian Cunningham寫的那部大書《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是費過12年精力的,而且有一個條件,他用的資料許多是經別人整理的。所以我們研究經濟史的人不應圖急功近效,只能一步一步的走,將來中國經濟史的寫成不一定要在我們的手。我們目前的責任最重要的仍是收集資料,這種收集資料的工作雖是一種不成名不討好的事業,可是我們不作這種工作,中國經濟史將永遠沒有寫成的日子。"他的這些看法與當時一些史學工作者在治學方面的傾向不同,曾一度遭到某些非議,但今天看來卻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史學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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