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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權:是以自然人的性命維持和安全利益為內容的人格權。我國《民法通則》第98條規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權」,《民法通則》里所表述的生命健康權,實際上是生命權、健康權與身體權的總稱。

1釋義

內容
1、關於人的出生的權利.
2、關於人的死亡的權利.
3、免於飢餓的權利.
4、反對種族滅絕和集體屠殺的權利.
優先性
綜述
面對利益衝突法律必須作出優先劣后的選擇,當生命權與其他法益衝突時,生命權應具有優先性,這種優先性在規範上表現為:
生命防衛權
現代法中,為保全生命權,自然人有權緊急避險、正當防衛,即便由此對他人的財產權、生命權以外的人身權造成侵害,也可在民法、刑法上構成免責事由;行為人甚至對危及生命權的不法侵害享有無限防衛權,在緊急情況下,可採取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的防衛措施。對此,中國《刑法》第20條第3款有明文規定。
是不可克減的權利
生命權屬於不可克減的權利,即使為了社會公共利益或者在緊急情形下也不能被限制和徵收。
受害人同意無效
為維持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這一私法的根本原則,在侵權法中,受害人同意一般可成為阻卻違法事由,可免除行為人的責任。然而,以生命權為客體的受害人同意通常不產生法律效力。
並非絕對優先
生命權具有優先性並不意味著生命權是優先於任何法益的絕對優先權。在公眾道德觀中,生命權並非絕對優位,所謂「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也一直為人們津津樂道。在法律上,生命權也絕非在任何情況下均優位於所有其他權利,例如,國家可在刑法上設置死刑,依法剝奪生命權。應該特別指出的是,由於自然人的生命處於同樣等級,不同的生命權之間也不具備優先性。
首先,生命價值不存在質的差別。為保全自身生命權而侵害他人生命權的行為不具備免責效力,法律不承認為保護自身的生命權而犧牲他人的生命權的行為的合法性,即便在緊急狀態下也不例外。其次,生命價值無法在量上比較,即不得根據自然人生命的數量進行權衡,不能說為了挽救多數人的生命,少數人負有犧牲生命的義務。最後,數人陷入共同生命危險中,客觀上已無法確保全體的共同生存,而任何一位或數位的犧牲可能導致其他人的存活。此時,並無理性標準確定危險共同體中的某人存在犧牲義務,無論在倫理、法律上均存在選擇難題。
綜述
生命權的優先價值須從相對方的保護義務體現出來。保護生命權的義務不能僅限於結果義務還應包括那些嚴重危及身體健康安全的行為義務,無論侵害生命權之死亡結果既遂或未遂,只要行為上存在害及生命的可能或目的,均屬於違反了保護生命權的義務。這些義務可分為公法上的保護義務及私法上的保護義務。這些保護義務既包括了消極的不作為義務,也包括了積極的救助義務。以下側重分析積極的保護義務。
私法義務
特殊行業工作人員依法負有積極救助生命的義務,醫師不能因為患者未交醫療費等理由而見死不救。按照誠實信用原則的要求,合同當事人負有保護相對人生命權的附隨義務或先合同義務等。從事經營活動的民事主體未盡安全保障義務導致生命權受侵害的,需要承擔侵權責任。在勞動法上,用人單位應採取積極的安全保障措施預防工傷事故發生,避免職業病,一旦發生工傷,用人單位應採取措施使其得到及時救濟。
綜述
侵權法以實現矯正正義為根本宗旨,其規範目的主要在於通過對權益侵害的事後補救,將救濟限定在補償原告的損害所必需的範圍內,以恢復被不法行為擾亂的原狀。生命權被侵害時,矯正正義的依託主體已不存在,恢復原狀的目的已無法實現,侵權法的功能註定要落空。
對策
首先,侵權法制度內的對策。侵權法不能對生命價值提供全面救濟的根本原因是生命本身難以獲得賠償。顯然,制度內對策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案應該是將生命本身納入損害賠償範圍。然而此一方案會因為與「受害人主體資格喪失后就不能享有請求權」等民法內設前提構成衝突,硬要推行反而會破壞民法制度的體系性、安定性,改良成本過大。在維持現有制度框架基本不變的前提下,特別是為解決「撞殘人不如撞死人合算」(生命損害賠償額低於健康損害賠償額) 、「同命不同價」等不合理問題,法官應將加害行為所造成的財產上的及非財產上的損害視為不可分的整體,藉助非財產損害賠償的彈性機制補充現有制度的缺陷。具體而言:其一,應該提高生命損害賠償中的非財產損害賠償的額度,使生命損害賠償的總額最起碼超過造成嚴重傷殘的損害賠償總額。其二,如果因受害人生前實際收入與平均收入間有差距等原因導致生命損害賠償額過低時,應提高非財產損害賠償額。其三,如果在同一案件中存在多位死者,因為死者身份不同導致死亡損害賠償總額存在明顯差別時,法官應發揮自由裁量權提高總額低者的非財產損害賠償的數額,以盡量實現同命同價。
其次,侵權法制度外的對策。生命權是兼具公權私權性質的權利,需從公私法多層面考察才能折射出其價值。尤其針對故意殺人等惡性犯罪行為,單純靠侵權法提供救濟明顯不足。即便「侵害生命權的損害賠償額是極巨大的天文數字」也難以彌補當事人的損失。同時,極高的賠償數額往往遠高於侵權人的實際償付能力,最終法律不得不採取有期徒刑或死刑等刑罰措施作為補救。在承認刑事責任對侵害生命權的救濟的不可或缺性的同時,在必要的情形下法律應適度承認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的互相轉化機制,對於非故意侵害生命權致死的情形,將損害賠償的額度及執行情形作為降低刑罰措施的情節。
此外,為克服矯正正義之弊,特別是在分配正義理念及福利國家思想影響下,現代國家多通過在侵權法制度外設立商業保險、社會保險、社會安全制度等,以形成多層次的綜合性損害救濟體系。通常情況下,綜合性救濟體系中存在多種損害救濟之間的協調問題,以避免使受害者獲得不當利益,但是在生命損害賠償中,不應過多考慮多種救濟間的協調,應允許它們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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