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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唐以來帝王為講論經史而特設的御前講席。宋代始稱經筵,置講官以翰林學士或其他官員充任或兼任。 宋代以每年二月至端午節、八月至冬至節為講期,逢單日入侍,輪流講讀。元、明、清三代沿襲此制,而明代尤為重視。除皇帝外,太子出閣后,亦有講筵之設。清制,經筵講官,為大臣兼銜,於仲秋仲春之日進講。

1簡介

經筵,是指漢唐以來帝王為講經論史而特設的御前講席。它在宋代正式制度化,為元、明、清歷代所沿襲。經筵制度在清代持續時間很長。單就狹義的「經筵典禮」而言,順治十四年(1657)首開經筵,至咸豐十年(1860)最後一次舉行經筵大典,持續二百餘年。如就廣義的「經筵制度」而言,從皇太極崇德元年(1636)改國號為清起,至宣統三年(1911)止,整個清代都存在以「研經論史」為主要內容的御前講席。經筵制度是與中國古代社會最高統治者密切相關的一項教育制度。

2經筵進講

經筵之制雖於宋代已形成,但形式並未固定,非但歷代有異,即一代之中不同君主實行情形亦不盡相同。以明代為例,初無定日,亦無定所。明初諸帝勤政好學,講學雖未制度化,但於聖學猶無大礙。迨英宗以沖齡即位,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柄政,感於身負幼主教育之重責大任,上疏請開經筵。始制定經筵儀注,每月二日、十二日、廿二日三次進講,帝御文華殿,遇寒暑則暫免。開經筵為朝廷盛典,由勛臣一人知經筵事,內閣學士或知或同知經筵事,六部尚書等官侍班,另有展書、侍儀、供事、贊禮等人員。除每月三次的經筵外,尚有日講,只用講讀官內閣學士侍班,不用侍儀等官,講官或四或六,每伴讀十餘遍后,講官直說大義,惟在明白易曉。日講儀式較經筵大為簡略,或稱小經筵、小講。經筵講學自此制度化,每日一小講,每旬一大講,為帝王接受儒家教育的主要方式。
經筵的制度化,其用意在使帝王的講學不致間斷,以收持之以恆之效。明人十分注重經筵,視為講學第一事,認為:「經筵一日不廢,則聖學聖德加一日之進;一月不廢,則聖學聖德加一月之進。蓋人之心思精神有所繁屬,則自然強敏。經筵講學,正人主開廣心思,聳勵精神之所也。」但是講學一旦制度化后,便容易缺乏彈性而顯僵化。尤其每月三次的大經筵,典禮隆重,遇上不喜學問的皇帝,或是幼主與老臣情不相浹,便思逃避,使進講成為具文。明代君主常以聖躬違和或祁寒盛暑為由暫免經筵日講。每遇帝王怠惰棄學,百官總會上疏諫諍,認為「帝王大節莫先於講學,講學莫要於經筵」,堅持經筵不可一日稍廢。事實上,經筵進講,百僚侍班,實有深意,蓋「正以人主面與賢士大夫相接,則君臣之間有聚會精神之美,有意諭色授之益,氣質不期變而自變,德性不期成而自成」。其立論與漢儒置保傅的主張類似。而明代東宮制度廢而不存,經筵日講幾乎成為儒臣接近皇帝,影響其行為、涵養其德性的唯一機會,自然受到特別的重視。例如明孔貞運《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配夫人宋氏合葬墓志銘》:「壬戌三月,擢(袁可立)通政司左通政署司事,充廷試讀卷官,侍經筵。」不久,「上謂彈壓登萊非公不可,於是以節鉞授公。」袁可立遂以巡撫節鎮山東登萊。
清襲明制,仍以經筵日講為帝王教育的方式,康熙帝最重視這一制度。康熙好學出於天性,自五歲便知讀書,八歲踐祚,更知黽勉學問。年十七八尤篤於學,嘗因勤學過勞而咳血,猶不少輟。康熙十六年(1677年),改隔日進講為日日進講,雖避暑瀛台,未嘗間斷。三藩亂起,京師不安,機務繁重,翰林院請隔日進講,但康熙深切了解日講之重要,認為軍事或數日一至或數日連至,無法以日限計,仍令每日進講,以免荒疏學問。康熙學識超邁諸多帝王,以及清代君主能有相當的學問水平,大多得力於儒臣的進講教授。 經筵日講制的產生,使居於九重深宮的帝王儲君能夠經常性地接受儒臣教育,其增進君主品學的功用無可質疑。惟就師道而言,經筵制的進講儒臣已無帝師之名,官秩又卑,實無尊嚴可言。宋初,經筵講讀官皆坐,然自仁宗以十三歲幼齡即位,坐讀不相聞,於是講者立侍者坐,形成故事。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翰林學士兼侍講呂公著等請賜講者坐,而侍者可立。神宗交付禮官考議,詔太常禮院詳定。韓維等主張應賜坐講臣,使能敷暢經藝以明先王之道。龔鼎臣等則以為今之講臣不過解說舊儒章句之學耳,非有為師之實,豈可專席安坐,以自取重?因眾議不同,神宗問曾公亮,公亮但言侍仁宗書筵亦立。后賜王安石坐講,安石不敢坐,立講遂成故事。明代經筵儀注,皇帝御文華殿,廷臣均于丹陛上行五拜三叩首禮。太子出閣講學,侍講侍讀等官入見,亦行叩首禮。明代中葉以後君主多不好學,甚至有凌辱講臣者。景泰元年(1450年)詔開經筵,景帝每臨講幄,輒命中官,擲金錢於地,任講官遍拾之,號為恩典。君主待講臣如此,講臣地位之低落可知。而明代君主遇講官若說書之奴,其多昏庸荒怠之主,政治黑暗,與此不無干係。

3相關評價

陳東教授,曲阜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畢業,導師為郭克煜先生、李毅夫先生、駱承烈先生。其同門有魯東大學梁方健教授、社科院郭沂研究員、曲阜師大楊朝明教授、修建軍教授等。2002年考入山東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現為曲阜師範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院長,併兼任孔子文化學院專門史專業碩士生導師。陳東教授在《論語》等儒家文獻方向有精深研究和獨到見解。
陳教授首先簡單介紹了自己的求學、出國訪學、工作經歷以及專攻的學術領域。然後從自己的博士學位論文切入正題,談了經筵與講筵、經筵與視學、研究經筵的出發點以及經筵制度的沿革這幾個話題,並介紹了古代經筵制度在國外尤其是韓國、日本的傳播,最後得出了自己的幾點看法:
1.古代經筵制度是一種特殊的帝王教育制度,經筵的最終目的是革君心、正君心,是一種道德教育,但其結局基本上是失敗的;
2.古代經筵制度是一種政治制度,和歷代諫官制度、宰相制度、封駁制度、史官制度一樣,是對皇權的制約,強調道統高於政統,利用天道制約皇權的無限膨脹;
3.古代經筵制度是一種傳統的禮儀制度,但其背後有著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經筵制度的思想根源是理學,經筵和理學休戚與共、共生共榮的現象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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