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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是為迫使僱主答應所提要求或為達到其他目的而暫時停止工作。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工人們對僱主的通常從屬關係的公開決裂。在整個19世紀(經常也在以後),在大多數國家中,罷工是非法行動,從而至少含蓄地地表示對國家的一種蔑視,罷工經常構成工人階級不滿的比較普遍的爆發的一部分。

 罷工(strikes)
  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工人們對僱主的通常從屬關係的公開決裂。在整個19世紀(經常也在以後),在大多數國家中,罷工是非法行動,從而至少含蓄地地表示對國家的一種蔑視,罷工經常構成工人階級不滿的比較普遍的爆發的一部分。
  罷工引起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對工會的熱情評價。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論證說,英國的罷工經常遭到失敗,但預告「社會戰爭」的到來,罷工「是工人的軍事學校,他們就在這裡受到訓練,準備投入已經不可避免的偉大的鬥爭中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2頁)。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認為,孤立的衝突自然而然演變成「真正的內戰」,使無產階級作為「一個自為的階級」形成起來。同樣的啟示出現在《共產黨宣言》中。後來,第一國際(參看國際條目)的大量實際工作涉及對罷工工人的物質支援(在19世紀60年代罷工人數不斷增加)。但是馬克思承認,罷工可能只是比較保守的工會為了有限的目的的慣例行動。他提醒國際組織中的工會「不應當忘記:它……只是在反對結果,而不是在反對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意思是說,工會成員過去對「只局限於這些……必然經常出現的游擊式的搏鬥」感到滿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03頁)。
  巴枯寧及其支持者闡述了關於罷工的另一種觀點,包括總罷工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832年本鮑關於「全國節日」的建議)。1868年,國際批准了抵制宣戰的罷工策略,使馬克思很不高興。後來,巴枯寧分子制定了革命總罷工的原則,它後來成為工團主義的中心口號。總罷工對於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也是一個重大問題,雖然只是作為一種有限的策略,特別是爭取或維護選舉權的擴大。1893年比利時的榜樣為許多歐洲國家所仿效,雖然政治罷工的信譽由於德國工會的日益反對以及1909年瑞典勞工的失敗而受到破壞。1914年8月,關於舉行總罷工來反對戰爭的任何殘餘幻想都破滅了。
  改良主義的總罷工的沒落(1926年英國的情況是一個證明)與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的重大發展是一致的。1905年俄國的革命高潮引起盧森堡的小冊子《群眾罷工、政黨和工會》的問世。她強調運動的自發性:「革命的生動的節奏,同時還有它最強有力的主動輪」。她論證說,這種自發的行動推翻了工會的陳規陋習,打破了政治和經濟之間的改良主義界限,而顯示出階級鬥爭的內在統一性。
  列寧也受到1905年事件的深刻影響。19世紀50年代,他曾經響應馬克思和恩格斯強調罷工提高階級意識方面的重要性。但是,脫離政治組織和鬥爭的罷工不可能推翻資本主義的控制和國家政權,甚至總罷工也不可能。這一限制條件成為《怎麼辦?》的一個中心論點。「階級政治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給工人,即只能從經濟鬥爭外面……灌輸給工人」(《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76頁)。然而,他承認,1905年在國內一些地方,運動在幾天之內就已從單純的罷工演變成驚人的革命發動。和盧森堡一樣,他從此堅持認為,群眾罷工與革命意識的提高有著辯證的聯繫。
  在俄國革命后,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在工人國家中罷工工人是「對自己舉行罷工嗎?」列寧在1921年論證說,「在無產階級執政的國家裡採取罷工鬥爭,其原因只能是無產階級國家中還存在著官僚主義弊病,它的機關中還存在著各種資本主義制度舊殘餘」(《列寧選集》第4卷,第585頁)。在斯大林統治下,罷工雖未被正式禁止,實際上卻被作為違紀、曠工行為,甚至「反革命破壞行為」,加以鎮壓。
  在西方,早期的一些共產黨極其強調罷工在政治鬥爭中的作用,特別是在「第三時期」(共產國際規定為1928年以後歐洲革命高潮的新階段)。但是,隨著1934年向「人民陣線」策略的轉變,這種強調減弱,在1941年以後,在俄國的參戰國中共產黨很快反對罷工。自戰爭爆發起,共產黨人的工會在許多國家中經常舉行全國罷工作為一種政治示威運動(與第二國際在20世紀初類似)。同時,鼓吹以罷工推動階級鬥爭的,主要是托洛茨基集團和其他集團,甚至包括「正式的」共產主義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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