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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光榮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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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革命是資產階級和封建貴族之間相互妥協的結果。英國成為君主立憲制國家。
1640年革命開始后,經過兩次內戰,到1649年英吉利共和國的建立,革命的發展呈上升的趨勢。但以克倫威爾為首的資產階級和貴族掌握政權后,即轉過頭來鎮壓以平等派和掘地派為代表的社會中下層民主力量,從而破壞了共和國賴以建立的社會基礎。這時上層統治集團把鞏固政權的希望寄托在克倫威爾個人身上。1653年護國公軍事專政制度建立后,行政、立法、軍事等大權都集中於護國公一人手中。但是他手下的高級軍官和議會裡的少數野心分子,爭權奪利,離心離德。1658年克倫威爾一死,這個唯一的權力集合點崩潰了,整個政治結構也隨之散了架。「垮了的狄克」——理查·克倫威爾繼位為護國公,他只在歷史舞台上露了一面,就在次年春從政壇上消失。當蒙克率軍進入倫敦后,仍然是群龍無首,一片混亂。許多人在無可奈何之餘,認為只有君主制復辟才是唯一的出路。
英國各界人士本來指望斯圖亞特王朝復辟能夠恢復各派政治力量的團結,緩解各敵對宗教派別的緊張關係,從而克服政治、經濟、社會的混亂狀態。然而查理二世即位不久,人們就發現他們的希望落了空。
1660年的復辟並不能將1640年革命開始之前的一切舊事物、舊形式照樣恢復起來,歷史車輪並不是轉了一圈又恢復原位。有人認為現在應該從過去的迷誤中清醒過來,尋找一個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過去20年中,各方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可能重新恢復原狀。不要說中下層人民,即使那些在革命時期曾經受益的資產階級和貴族,也不會心甘情願地放棄他們的既得權益。連查理二世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在「布列達宣言」及復辟后初期所頒布的一些法令,不得不承認過去20年中發生的一些事實。他手下的主要大臣克拉蘭敦等人,也認為必須執行溫和政策,對現狀不能作激烈的變動。
從另一方面來看,從1649年以來,歷史逆流就已開始出現,到1653年克倫威爾護國公制建立,這股逆流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實質上,它已為以後的王朝復辟開闊了道路。到1660年王朝復辟時,反動的歷史逆流像衝決了堤壩的洪水洶湧而來,它呈現出一種歷史發展的慣性力量。王黨分子一旦得勢,豈肯善罷甘休。過了一段時期以後,以查理二世為首的上層統治集團剛站穩腳根,立刻採取各種手段,力圖恢復不受議會約束的專制王權。與此相配合,他們又竭力想加強天主教的勢力,並採取措施使軍事力量處於國王的控制之下。
貫穿於復辟時期28年的歷史,主要是圍繞著兩個鬥爭焦點而展開的:第一,力圖實行君主專制的勢力與維護議會權利的勢力之間的鬥爭。國王企圖將軍事力量(先是民兵,後來是新建立的正規軍隊)置於自己控制之下的措施,也屬於這個鬥爭範圍。第二,國王用種種手段企圖恢復並加強天主教,而英國國教徒及其他新教徒則反對這種企圖。
圍繞著這兩個焦點所展開的鬥爭,遲早必然會以某種方式解決。在當時英國政治、社會力量的結構之下,不論是主張君主專制者或主張議會主權者,都不可能取得決定性的性利。至於矛盾的解決方式,也不可能是暴力革命,因為經過20年的革命起義、軍事專政等風風雨雨之後,到了60—80年代,中下層人民既沒有自己的組織,貴族、資產階級也對暴力流血深感畏懼。當蒙默斯起義和1685年、1688年事件發生時,就顯露出起義的力量既分散又軟弱,而且缺乏社會的廣泛支持。
因而,在當時的英國,不經暴力而經過妥協來解決上述的基本矛盾,是唯一可能的道路。1688年的「光榮革命」,實質上就是走的這樣的道路。從1640年革命爆發以來,經過了幾次反覆曲折,終於在「光榮革命」時找到了一個新的重心。以後的英國歷史就以這個重心為新的起點,以徐緩漸進的方式向前發展起來。
英國立憲君主制的世界歷史意義
英國在1688年「光榮革命」后建立起來的議會權利超過君主的立憲君主制度以及兩黨制度等,不僅對英國以後的歷史發展,而且對歐美許多國家的政治都發生了重要影響。在17世紀的西歐以及世界其他地區,君主專制是一種普遍的政體形式。西歐的法國、西班牙、奧地利以及丹麥、瑞典、德意志的一些公國,都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①在這些國家中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君權神授。至於東歐的俄國以及東方的中國等,則等級森嚴,絕對專制君主制更為強固。1688年後,英國的政治制度及由此而萌發的政治思想,對歐洲絕對君主專制制度和君權神授、君主萬能、臣民必須無條件服從等思想,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而對一些民主、進步的思想家,如18世紀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伏爾泰等則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雖然對東歐、俄國及東方的中國等國未發生直接影響,但當這些國家的改革運動興起的時候,英國的「巴力門」(議會)、「君民共治」(立憲君主制)就成了鼓舞他們進行鬥爭的現實源泉和效法的榜樣。19世紀末,中國的維新派在為改革而奮鬥的時候,就常常引用英國的民主政治制度作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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