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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帶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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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中的「裙帶現象」,最初指某人因自己妻子或其他女性親屬的關係而獲得官職。后泛指因血親、姻親和密友關係而獲得政治、經濟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領導人對效忠者、追隨者給予特別的庇護、提拔和獎賞。保羅·克魯格曼將裙帶資本主義定義為「商界和政府通過合作使國民福利最大化」。他認為在經濟發展的某個階段這種合作固然可以把整個國家的力量引到最有利於經濟發展的途徑上,但隨著日積月累,它會造成監管不力和貪污盜竊的「道德風險」。

1 裙帶資本主義 -簡介

「裙帶」在英文中有一個意思大致相當的詞:crony。據《朗文當代英語詞典》,Crony是指一個集團中的成員,這個集團中的成員們之間交往密切、互相支持,並為彼此利益不惜採取不誠實的行動。   

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后,Crony capitalism(裙帶資本主義)一詞在學術界和媒體中迅速流行起來,它又被稱為關係資本主義、朋黨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密友資本主義。   

最先被較為系統地揭露出來的個案是菲律賓馬科斯執政時期的「密友資本主義」。1986年馬科斯政權垮台,馬科斯家族和菲律賓政治經濟體制中的弊端立刻成為國際社會的熱門話題。按國際社會普遍存在的「為尊者諱」和「痛打落水狗」的習慣,儘管蘇哈托是馬科斯是同一個時期的家族統治、貪污腐敗的典型,但蘇哈托的問題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才得到普遍的揭露和批評。   

外國投資者在亞洲裙帶資本主義環境中學會了一個詞:「關係」(因其含義深厚而在英語中找不到對應的詞而只好直呼「Guangxi」),例如他們在印尼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要想在印尼獲得投資利益,必須尋求有勢力的合伙人,最理想的合伙人就是蘇哈托家族成員,最低限度也是蘇哈托最親密的朋友。沒有他們的直接參与,外國投資商就很難簽訂投資協議,即使簽署了協議,經營起來也是寸步難行。

2 裙帶資本主義 -其它理解

關於裙帶資本主義,保羅.克魯格曼將它定義為「商界和政府通過合作使國民福利最大化」。他認為在經濟發展的某個階段這種合作固然可以把整個國家的力量引到最有利於經濟發展的途徑上,但隨著日積月累,它會造成監管不力和貪污盜竊的「道德風險」。 

按吳敬璉、錢穎一等人的理解,裙帶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是指一種畸形的或壞的市場經濟,其中一些人通過權勢和關係網尋租致富,在成為既得利益者后,對種種合理的市場化改革以各種方式大加阻撓。 

按保羅.薩繆爾森的說法,裙帶資本主義在全世界是一個普遍現象,美國也有,在韓國、印度尼西亞、泰國和馬來西亞等地流行的是一種亞洲式的裙帶資本主義。 

3 裙帶資本主義 -主要特點

1、權力集中在政府手中,以及運用政府的職能機構將經濟特權授予私人部門中的一些小集團。馬科斯的密友在經濟的一切部門都很活躍,他們的勢力主要來自政府配給的壟斷權。農業出口、銀行業、房地產業、服務業、賭博業、酒店業、面向國內市場的製造業、建築業和伐木搬運業等等總是分配被那些同馬科斯夫婦親近的人。   

2、這些所謂密友是總統或總統夫人的親戚或親密夥伴,這些人在馬科斯上台之前並不出名也不特別富裕,其中有的人是馬科斯在法律學校的同學,如糖王羅伯托·本尼迪克托,有的則是馬科斯第一次競選總統期間的捐贈者(也許相當於「開國元勛」)。   

3、這些密友對總統的支持既可能是政治上的也可能是經濟上的,或兩者兼有。一個以農產品為主的出口集團控制著經濟的要害部門以及眾多的選民。這些人成了地區的政治頭目,負責控制他們的地盤並向馬科斯提供選票。   

4、每一位馬科斯的密友都有一批追隨他的小密友。   

5、不是馬科斯密友(或密友的小密友)的企業家都在不公平的競爭中遭受了損失。

4 裙帶資本主義 -其它特性

亞洲式裙帶資本主義特點
一、前現代性。
以保護人—被保護人、恩主—扈從關係這種前現代的政治文化作為支撐。無權勢者缺乏獨立人格,依附心態非常嚴重。

二、體制性。
體制上的諸多缺陷,如政治上的威權主義統治,經濟生活中過多的政府干預,法制不健全等等,為亞洲裙帶資本主義提供了深厚的體制和政策土壤。這也導致了亞洲裙帶資本主義的形式更為豐富多樣,如政策性的行業壟斷、侵吞、回扣、在企業和基金會兼任職務、利用大型公共工程牟利、非法佔有國家土地等等。

三、家族性。
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沿著血親、姻親、部族關係畸形地集中起來,無論是政治領導人的家族還是政治領導人的密友們的家族,均能在這種裙帶資本主義體制中成為超級富豪家族,家族、密友利益超然於法律和市場經濟的應有秩序,貪污金額普遍巨大。在這樣的國家中,只有私人政治,沒有公共政治。

四、全社會性。
上行下效,各種層次的朋黨關係、密友關係從低到高形成了全社會性的金字塔式的網路結構,公務員乃至全社會的道德水平下降。特別是精英和權貴階層的大面積腐敗,使市場經濟秩序極度混亂,社會發展陷入惡性循環。

5 裙帶資本主義 -主要根源

根源之一:根深蒂固的前現代政治文化傳統 

卡爾·馬克思在分析「亞細亞社會」時指出,在這種社會類型中個人對社會不是獨立的。東南亞從殖民者到來之前直至今日(今日的新加坡例外),有一個引人注目的政治文化現象,即「保護人─被保護人(Patron-client )」之間的「庇護制」或「信託制」。一個有一定財富和權力的人(即所謂「恩主」),允諾利用其財富和權力去幫助和保護某些人,後者則成為其附從,以忠誠、感恩的態度對恩主提供支持來作為回報。整個國家就是由這樣大大小小的金字塔結構所編織成的一個巨型金字塔。

在這種嚴密、穩定而又畸形的結構中,普通民眾喪失了個人的獨立性,成為政客的私人擁躉,他們僅服從於這樣的大大小小的「恩從關係」,對政治家族、官員的效忠程度遠遠超過對國家和政府機構的效忠,政治立場私人化,政治活動非制度化,現代公民社會難以形成。所以,儘管家族腐敗、官員腐敗現象嚴重,只要最低限度的溫飽能夠解決,下層民眾就已經感恩戴德,默認現實。而社會中層以上,由於已經躋身於既得利益者之中,並且需要來自上一層的庇護和恩賞,自然願意維持現狀。 

印度尼西亞是亞洲裙帶資本主義的一個典型個案。用新加坡資政李光耀的話說,統治印度尼西亞達32年的前總統蘇哈托更像是一位君主。蘇哈托在印度尼西亞建立起龐大的盤根錯節的家族統治,並通過巧取豪奪聚斂了巨額家族財富。他的子女、心腹、密友或壟斷行業獲取暴利,或在政界、軍界掌管要害部門。當時的副總統哈比比即使不是如民間傳說中他的私生子,但二人關係也同父子關係差不多。在蘇哈托時期,印度尼西亞的政治秩序和經濟秩序都家族化、私人化了。 

馬科斯的裙帶資本主義是鐵腕式的,埃斯特拉達的裙帶資本主義則是江湖式的(靠在一起吃喝玩樂和共同貪污來培養密友之間的「義氣」和「信用」),所以當菲律賓的社會中上層(他們擁護具有美國背景的阿羅約夫人)起來反對埃斯特拉達的時候,埃既不敢動用軍隊逮捕彈劾他的國會議員,也沒有機靈地仿效馬科斯坐直升機逃跑(這倒符合埃的草莽性格)。埃斯特拉達垮台事件的發生,可以看作是菲律賓社會的一個進步。沒有獨立的現代公民意識、公民個人和公民社會,自然會有腐敗借前現代的關係網路橫行、泛濫。 

根源之二:威權主義體制下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度 

二戰後東亞普遍流行以發展為導向的「威權主義體制」(Authoritarianism Regime),一些相近的說法包括「有領導的民主」、「有選擇的獨裁」、「開明專制」、「賢王政治」等等。東南亞國家的一些「威權領袖」還創造出一套「亞洲價值觀」學說,為這一體制提供理論上的辯護。 

這種體制最大的特點是組織一個「好人政府」,對社會事務實行較多控制,以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實際成效作為政府的合法性基礎,有自由投票體制但不鼓勵政治競爭和意識形態多元化。與西方國家的政府的合法性來自其成立過程的合法性有所不同,威權主義體制的合法性主要來自政治領袖的個人威望和政府的施政績效。威權主義體制下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壓減公民的政治權利,而以收入和福利水平的不斷提高作為補償。為了求得經濟高速增長和把蛋糕做大,威權政府的第一個直覺就是強化宏觀經濟調控和積極干預市場。

隨著亞洲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管理經濟與社會事務的範圍不斷擴大,市場中的政策因素和權力因素加重,從而引發了眾多的行賄動機。從政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職業,這又鼓勵官員們和行政部門擴大對市場的干預以獲得更多、更持久的利益,此即所謂「造租運動」——把更多的權錢交易的可能性製造出來。於是,各種配額、優惠、補貼、減免稅、政策性貸款、大型工程以及各種收費、證照等紛紛介入市場,於是體制性的腐敗大面積發生,官員和企業家互為密友,互為依靠,貪贓枉法,官員違反職業操守庇護企業家密友,企業家則紛紛積極「認養」官員。  

政府的過度干預和大量「特殊公司」進入市場,不僅加重了企業的經營成本,而且也妨礙了企業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的生長,從而最終不利於經濟的持續增長。 

根源之三:自由的選舉制度與薄弱的法治基礎 

亞洲威權主義體制畢竟與極權統治有所不同,它並不排斥公開的多黨競爭、議席競爭,甚至執政黨內也有競爭,譬如馬來西亞巫統黨內除黨主席職位長期不受挑戰之外,其它職位都可以是差額競選。 

從經驗上看,亞洲國家一輪輪金錢政治高潮與定期的自由投票選舉有密切的關聯。法治基礎薄弱和失序的自由選舉體制構成了亞洲裙帶資本主義的另一個制度根源。美國的種種選舉也是要花錢的,而且其金額堪稱世界第一,但由於對政治家的經濟狀況有著嚴格的監督,對競選資金的獲得和運作有嚴格的法規管制,並沒有因選舉而釀出驚人的或大面積的腐敗。亞洲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套用競選模式,如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韓國等等,但由於國民整體的法治意識和國家整體的法治基礎薄弱,引發了「惡的自由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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