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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駰,字龍駒,裴松之之子。南北朝時宋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縣)人。官至南中郎參軍。博學多才,主要著作為《史記集解》。

1代表作品

簡介
西漢司馬遷所著《史記》問世后,為之作注者歷代有之。最早注《史記》的是東漢延篤。發展到隋唐,已多達20來家。而流傳至今的,主要有3家,即裴駰《史記集解》80卷、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張守節《史記正義》,各30卷。3家之中各有特色又互為補充,成為受人稱道的好注本。

2生平成就

人物貢獻
當時,《史記》注本已有多種,經比較,他選擇晉宋之際學者徐廣的《史記音義》做基礎,然後博採九經、諸子、諸史和漢晉人的《史記》注說成果作集注,稱自己的註釋為「集解」。他所集解的工作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
1、並收諸說
裴駰認為徐廣的《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發明,而殊恨省略」。於是他廣泛地吸取了前人對《史記》有關諸書的研究成果,如賈逵、服虔、杜預給《左傳》作的注,如淳、張晏給《漢書》作的注,韋昭給《國語》作的注,凡是能補益《史記》的,全都抄入。抄寫中,首先引出作者,註明出處,然後將引文準確詳細地錄出,注意首尾完整、史實連貫,表現出一絲不苟的科學嚴謹態度,不僅準確地註釋說明了原文,方便了閱讀,而且為後人校勘輯佚舊籍,提供了大量的佐證,從而使注文具備了較高的史料價值。
2、未詳則闕
裴注與原文的關係,—般是謹守著「注不破經」的漢儒舊例,只管隨文作注,不對原文提出懷疑。他之所以提出「未詳則闕,弗敢億說」的原則,是認為「人心不同,聞見異辭」。自己「愧非晉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不敢以「妄言末學,蕪穢舊史」去評論解釋積德多學的司馬遷及其《史記》因此在文義可疑之處,往往並列數家之說,以全其「集解」之意。即使在「疏略抵牾」之處,也往往「依違不悉辯」。有時,對原文出現的明顯錯誤,裴注也只是稍作變通,客觀地引出他說,而自己不作決斷。
對所引注文,也基本取「未詳則闕」的原則,他舉例說:「《漢書音義》稱『臣瓚』,莫知民姓,今直雲『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這裡顯然是一種「依違不悉辯」的處理辦法。
3、刪浮取實
闕疑者雖可防止望文生義,主觀臆斷的弊病,但有拘謹之嫌,裴駰並不一味死守,而是以科學考證做為前提的。他往往是對前人所注之文句異同,悉心考訂辨正,「刪其浮辭,取其要實」。能下判斷的,則以己意斷之,用「駰案」標明。
對《史記》正文出現的謬誤,間或也作正面訂正。對正文的糾正及對注文的刪取,其苦心在於對《史記》起裨補作用。他將這種作用比喻成「慧星之繼朝陽,飛土之集華岳」。
4、補充史料
裴駰對《史記》的裨補還表現在對原文的史料補充上。即補充大量的歷史、地理、典章制度等史料,擴大註釋範圍,充實註釋內容。在傳統的訓詁注音之外,又繼承發展了其父裴松之補充史料的特點,形成《史記》註釋的新傳統。唐代司馬貞之《索隱》,張守節之《正義》又繼承了《集解》的這一新傳統,形成了《三家注》的特色,實際上是唐以前史籍註釋的綜合性總結。裴駰之開啟之功,不容忽視。
裴駰在中國史注歷史上,是繼裴松之之後,又一位做出重大貢獻的史家。唐代著名史學評論家劉知幾稱他「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承認了他在史註上的宗師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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