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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權」簡言之,就是說話權,即控制輿論的權力。話語權掌握在誰手裡,決定了社會輿論的走向。在當代社會思潮中,話語權指影響社會發展方向的能力。

1要素

1,你站的位置足夠顯眼,大家都能看到你。2,你的聲音足夠大,大家都能聽到你的話。

2掌握

話語權是掌握在媒體控制者的手裡,掌握在擁有經濟權的人手裡。他們一般學有所成,控制著媒體和其他經濟實體,而他們想說的,一定和自己有關。

3主要方面

話語權是文化與傳媒研究中出現頻率甚高的一個詞。葛蘭西的「領導權」、福柯的「權力話語」、哈貝馬斯的「合法化」、羅蘭·巴特的「泛符號化」、鮑德里亞「仿像」等思想極大地豐富了話語理論,為研究媒介話語提供了理論基礎.隨著社會的發展,話語理論研究的多元化趨勢使得我們有必要從傳播的角度來思考媒介話語權對傳播信息內容的影響以及對社會行為產生的作用。
作為社會意識形態工具的話語權
話語權是指一種信息傳播主體的潛在的現實影響力,中國古代並有「一諾千金」,「一言九鼎」、「君無戲言」之類的古語。傳統中,話語研究的主要領域是修辭學和詩學,主要研究演講和文學藝術,古希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的典範性研究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隨著印刷媒介和電子媒介的傳播方式超越人際交流,話語概念及含義有了很大變化,其表現在,一是超越了對話語的工具性認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 在對話語的認識上,西方馬克思主義及其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以意識形態批評為中心),索緒爾、羅蘭·巴特的符號學(以語言、文本為中心)以及後現代各種文化理論形成匯流,使話語成為當代文化與傳媒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話語理論為當代文化研究和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後現代的視角。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較早從意識形態鬥爭的角度涉及話語及話語權的問題,他認為,「社會集團的領導作用表現在兩種形式中——在統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領導』的形式中。」[1]前一形式表現為上層建築的國家機器,后一種形式則體現為文化領導權或曰話語權。突破了基礎——上層建築二元結構的意識形態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礎。後現代思想家福柯進一步指出,人類的一切知識都是通過「話語」而獲得的,任何脫離「話語」的事物都不存在,人與世界的關係是一種話語關係,「話語意味著一個社會團體依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傳播於社會之中,以此確立其社會地位,並為其他團體所認識的過程。」[2]
意識形態是由一個人、一個集團或一種文化支持的一系列相互連接在一起的設想和期望——一系列關於世界是如何運轉的想法,一種價值體系。它與某種哲學思想不同,一種意識形態很自然成為一個行動的方案。就大眾傳播的意義上說,它對一種文化的灌輸十分徹底,以至於其成員根本意識不到還可以分享其它一些人的設想。一種意識形態能被想當然地認為,那就是世界運行或是世界應當如此運行的自然法則。馬克思認為意識形態是觀念的上層建築,是從系列即定的物質利益中派生出來的一系列的思想,對意識形態的批判表現為在革命實踐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批判。[3]並且,所有的意識形態都有是對物質生產關係的反映,屬於意識範疇之內,作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就是將統治階級內部的關於世界的看法和基本觀點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上,將其制度化,固定化。並讓被統治階級成員接受下來,作為一種基本的世界觀。而在社會生活中的信息傳播過程中,此類意識形態就會有意無意的傳播出去,意識形態的內容也會有形無形的隱含在信息內容之中,在整個傳播過程中,意識形態作為一種傳播中最基本的潛在力量無時無刻的存在著,而且在不斷的改變受眾的觀點。現代批評家伯頓(1990)認為:意識形態附加著對世界和人、集團之間權力關係的獨特看法的一系列信仰。每個人都有某類意識形態或世界觀,對他們來說,意識形態是一種關於什麼是對與錯、世界是怎樣一回事以及他如何才能被改造成更好的地方的觀念,這些世界觀受到生活中的文化因素的影響,而實際上,在社會生活中大多被認為是平常的東西,其中也蘊含了意識形態的內容.例如:在信奉基督教的國家中,人們普遍認為,自殺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行,自殺者死後會進地獄。在這種普遍觀點的認識中,如果有人提出說自殺是一種善行,大多數人就會對這種觀點持以抵觸的態度,所以在基督社會中,這種觀點只能是處於弱勢地位。除非當這種觀點普遍為人們所接受的時候,才有可能成為強勢話語權。
媒介話語權與媒介價值
媒介的話語權是指媒介在對受眾人產生傳播效果的潛在的現實影響力。一般來說,在信息傳播活動中,話語權的產生一般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信息傳播主體的話語權,比如,隨著信息傳播國際化進程的加速,媒介帝國主義開始產生,媒介帝國主義指的是一個國家通過信息傳播的不平等而向另一個或幾個國家傳播本國的意識形態。媒介帝國主義的產生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到了冷戰期間,東西方之間也分別用無線電波傳播自己的思想意識,以此互相抗衡。到了20世紀80年代晚期,美國之音(VOA)用66個超大功率的發射台對全球廣播。而且,由於衛星技術的發展,西方的意識形態還在第三世界得到強化,導致本地文化的喪失,而發達國家的電視媒介有迎合消費主義的大都市裡的中產階級要求,媒介所倡導的品位、志趣、時尚、生活方式都有全部西方化。據統計,世界上大多數報刊發表的國際新聞,有90%來自西方「四大通訊社」:合眾國際社、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合眾國際社的新聞報道71%關於美國,9.6%關於歐洲,關於非洲的報道不到1.8%[4].坦尚尼亞前總統尼雷爾曾經諷刺的談到:發展中國家的居民應該被允許參加美國的總統選舉。因為他們與北美公民一樣受到同樣多的有關候選人信息的媒體轟炸;另一種是媒介之間的話語權控制,傳統四大媒體:廣播、電視、報紙、雜誌中電視曾獨佔鰲頭。1924年,英國科學家貝爾德發明了第一台電視機。不到80年的時間,從黑白電視機到彩色電視機,從有線電視到衛星傳輸,電視如今日漸成為人們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在中國,至2003年止,全國共有49套衛星電視節目(中央台13套,教育2套,省級34套)有廣播電台1272家,電視台3540家,電視的人口綜合覆蓋率93.65%,覆蓋人口10億[5]。在傳統的四大媒體中,電視媒體從其面向社會,面向家庭,傳播速度快以及不受年齡文化限制而成為信息傳播的重要工具。隨著媒體發展的「第三次技術革命」的到來,網路傳播變得越來越具有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傳統意義上的電視媒體的影響將變得有限。
媒介價值有兩層含義:一層是指媒介傳播所引起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而另一層是指媒介傳播信息過重中隱含的一些價值觀或社會意識形態。語言學家索緒爾將符號分為「所指」與「能指」。能指(signifier)是物理形式,所指(signified)是與能指相互聯結在一起的心理上的概念。所指與能指只是由於要分析的目標才被截然分開的。而在現實生活中,它們結合得如此嚴密,以至於它們的關係顯得極其正常與自然。由於符號的所指與能指,一些媒介在傳播信息的時候並會隱含一些價值觀,儘管看起來是客觀公正的,而實際上或多或少的隱含有深層次的內容。羅蘭,巴特在他的《神話學》中描述到:「…在封面上,一個穿著法國軍服年輕黑人正在敬禮,眼睛上揚……但是我看得非常真切,我清楚地看見它對於我的意指:法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我因此面對一個更大的符號學系統:有一個能指,它自身已經憑著前一個系統(一個黑人士兵正在進么法國式的敬禮);還有所指(在這裡是法國和軍事的一種有目的的混合);最後,通過能指而呈現出所指——法蘭西帝國,」[6]對於巴特而言,這張照片歪曲了法國殖民剝削的歷史事實,從而構成了一個神話「法蘭西帝國它僅僅是一個事實,看這位優秀的黑人,他正像我們的孩子一樣行禮。」 不僅如此,議程設置理論認為,媒介所傳輸外界的信息是由把關人控制的。一些個人主觀傾向不可避免的滲入信息當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其報告《多種聲音,一個世界》中曾指出:「美聯社每天通過世界通訊服務從紐約向亞洲發送9萬個單詞,反過來亞洲每天只向全世界傳送1.9萬個單詞。一個對於1977年某一天委內瑞拉本土的新聞只有7條,並且這些新聞是經過美聯社或合眾國際社轉發的,而這兩者也都是美國機構。」所以媒介價值中無可辟免的隱含有一些傾向性的價值觀。而當這種傾向性的價值觀傳播給受眾時,並起到了話語權的現實作用。
媒介傳播內容中隱喻的價值觀
議程設置理論認為受眾對前重要的判斷與大眾傳媒反覆報道和強調的問題之間,存在著一種高度的對應關係。這是我們在研究電視傳播活動中運用的一個重要的理論。英國的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組對此進行研究,它們發現電視傳播內容中,信息表達的不是充分的公正,而是和一定階級相關的先驗假設和觀點,並且在對於70年代的晚期產業關係的研究中,格拉斯大學媒介研究小組挑選了三種類型的偏見。首先,媒介的偏見在對社會「現實」的誤導中顯示出來:例如過分強調罷工對於英國糟糕的經濟經狀況所承擔的責任,在這些誤導之中,汽車廠之類的產業被給予大量的新聞報道。第二,媒介是在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的一致 中發揮著作用。第三,媒介認為工人階級的聲音應從新聞的製作中清除出去。我們由此可以看出,所謂的客觀公正背後隱藏的偏見。我們說,任何媒介所傳播的信息都是經過把關人的。

4背景

大衛·麥克奎恩的觀點
大衛·麥克奎恩在《理解電視》中曾說:「所有的再現在任何時刻都只能有一個單一的視點。」他認為,媒介所傳播的信息(1)都是有選擇性的;(2)有限制,受鏡框制約的;(3)單意性的(只有一個視點);(4)是機械性加工潤飾的結果。展現給觀眾的信息遠非整個情景或背景,而是包含了全體中非常有限的部分。
理查·戴爾的觀點
理查·戴爾(1985)也提出了電視表現四個方面: 電視表現作為世界真實的一種再表現,它首先要服從於電視的選擇和藝術的審美,電視表現的第二個方面是作為代表性的典型的現實世界,電視表現的種族矛盾、婦女兒童問題都是現實生活中有代表性問題,電視表現的第三個方面是每時被平等再現的民主概念,第四個方面並是觀眾方面,既電視表現給誰看,為誰而表現。
媒介傳播出的信息都經過把關人取捨
由此可見,媒介傳播出去的信息都是經過把關人取捨的再現的真實世界的一部分而已,這裡的「把關」就是按照一定標準對新聞信息進行取捨選擇,它體現的是媒介組織的立場和方針,個人也一般是從媒介組織的角度定位出 行使「把關」權的,因而個人因素在其中所引起的作用是相對次要的。總的來說,對「把關」影響最大的主要有三個定位角度,即社會角色定位、專業角色定位和傳播對象定位。社會角色定位關注的是媒介的社會責任和政治責任,從把關的角度而言主要體現在對信息的傾向性及其傳播效果的質量上:專業角色定位關注的是業務水準,真實性、準確性、明晰性、時效性、組合性是其決定取捨的主要標準,傳播對象的定位角度:關注的卻是信息的服務,它是從滿足目標群體需求和興趣的角度出發對信息進行取捨。三個定位角度決定把關人如何對信息進行把關取捨。

5價值觀

聲音上
粵語已經成為中國極流行的地方方言,在電視劇或電影的表現中,一旦節目匯中的某個角色發音中帶有粵語語音,大多的電視劇或電影都把他(她)放在一個富有的商人位置。事實上,更由於粵語地區經濟的發展推動了粵語的流行,而媒介的這種表現,更加推進了粵語的流行,從而極易給受眾造成一種印象:能說粵語是一種象徵。在好萊塢電影中,偏有東方口音的亞裔表現的都是一些反面角色:犯罪、妓女、下層員工,而相反,能說一口純正美語的人必定是一個上流紳士。這種語音表現極容易給受眾造成一種刻板印象。

文字編排上

按照對文體的重視程度,報紙編排次序不盡相同。在伊拉克戰爭爆發的同時,世界上還發生了許許多多的事情,但由於伊拉克戰爭的爆發,人們只將注意力集中在這次戰爭中,其他的國際事件大多被忽略了。在文字編排上的自我審查制度也有助於在不同媒介,同類媒介不同載體中實現『異口同聲』,對於同一事件的不同報道可以讓觀眾產生不同的心理反響。

6研究指出

對這些基本程式的書寫造成了意識形態的巨大飛躍。道格拉斯媒介研究小組曾指出,在關於工人罷工的報道中,動詞「拒絕」「要求」在涉及工會和工人的報道中常被使用。而「提議」或「許諾」等更為肯定積極的詞語則出現在僱主身上。研究小組把這種偏見出現的原因歸因於無意識的職業習慣和媒介從業人員的階級背景,他們得出的結論是:電視中表現的偏見相當嚴重,已經違背了它理應均衡報道的職責。通過研究我們發現了電視機構的過度等級化,發現了在他們與「官方的」和「可接受的」信息來源之間存在的緊密的聯繫,而這導致了新聞總是傾向於給予某些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優先權。
話語權是一種潛在的現實權力
話語權作為一種潛在的現實權力,更多程度上體現的是一種社會關係。對於權力的理解,以科爾曼為代表的「信任——權威」模式認為,權力只能存在於群體中,權力是個人基於利益的權衡由信任(儘管在具體個體上並不總表現如此)而出讓對自身一定行動的控制所形成的外部管理約束機制,也就是說個體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出讓自身的一部分利益由他人掌控的一種社會行為。
媒介價值和社會輿論影響社會行為
媒體的話語權就是受眾出於對個體自己或整個社會發展的形勢考慮,將自身的一部分利益由媒體來間接控制(儘管有時候是非自願的),而這種控制是潛在的,它通過社會的職能部門來完成最終的行為,因為人們並沒有給予媒體直接的權力,他只是通過媒介價值和形成的社會輿論影響了社會行為。
公司高管代表公司決策層的一些言論
補充一點,還有公司高管代表公司決策層的一些言論和代表決策層利益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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