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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結構主要是中國政府在金融危機時期為保證中國經濟能夠平穩過渡,特提出「保增長、渡難關、調結構」的經濟發展方針。主要是針對中國目前沿海地區大部分是出口導向型企業,在人民幣沒有升值的一段時期,為中國的外匯儲備積累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這類企業的自主知識產權研發能力不足,過分依賴勞動力成本優勢和海外訂單,抵抗風險能力差,因此在面對金融危機的時候出現大量倒閉現象。為此,國家特針對此現象做出調結構的方針政策。同時,調結構還涉及到對於一些高能耗的企業調整。調結構就是要進一步優化三次產業比例,優化農業產業結構,優化工業支柱結構,優化傳統服務業與現代服務業結構,優化財政結構。「調結構」意味著市場的重新組織和利潤模式的轉換。
「調結構」至少具有以下三個層面的涵義:   其一,就整個經濟結構來說,應當由過分倚重外需向側重內需轉變。   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目前已達到60%以上,其中出口佔GDP的比重約為40%。這個數據不僅高於美、日等經濟大國,也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外貿依存度走高是中國經濟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反映,它直接拉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幷在帶動技術進步、解決就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經濟增長對出口的過分倚重,也導致我們更多地受到國際經濟、政治形勢變化的影響,安全風險不斷積聚。必須意識到,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大的內需市場,中國經濟的根本出路還在於國內市場的拉動,要由偏重外需轉變到內外需兼顧、更重內需的軌道上來。   同時,出口結構本身也需要調整。目前這種工資成本低、資源消耗高和污染高的出口產品結構,在此次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更加明顯地暴露出其脆弱性,已經到了非改變不可的時候。   其二,就內需的結構來說,應當校正投資與消費之間失調的關係。   「重投資,輕消費」是中國需求結構的長期痼疾。最近幾年,中國居民最終消費率持續下降,2006年首次降至50%以下。而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自2000年以來一直快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投資需求是一種中間需求,投資形成的生產能力,如果不能進入最終消費就沒有意義,只會造成產能過剩。正因為如此,中央在擴大內需的十項措施中著意突出民生,有六條措施與民生問題直接或間接相關,包括建設安居工程、發展醫療衛生和教育事業、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等。它所透露的政策信號是,要把擴大消費放在與擴大投資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的地位,想方設法促進人們消費能力和消費品質的提高。當前最重要的是確保這些措施落到實處,防止那種一提擴大內需,就首先想到大上基礎設施項目和重化工項目的傾向。   其三,就投資的結構來說,應當杜絕「兩高一資」項目抬頭,重點培育技術水平高、核心競爭力強、節能環保的產業。   高能耗、高污染、資源性產業的難以為繼,本已日漸成為舉國上下的共識。這種粗放、低端的產業結構,與前文所說的出口依賴型經濟模式相結合,把諸多的環境、社會問題留在了國內,留給了後代,嚴重製約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然而,由於這些項目具有投資大、見效快、回報高等特點,在本輪「保增長」的過程中假若把握不當,監控不力,很可能成為一些地方熱衷的選擇。針對於此,中央有關部門已在財稅、信貸政策等方面出台了多種防範措施。實際上,國際金融危機從外部對國內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產生了壓力,在此壓力下,市場和企業有自主調整的內生動力。政府要做的是順應這種趨勢,引導和推動產業的升級轉型。
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上接宏觀政策,下連微觀主體,涉及面廣,情況複雜。要調出速度、調出質量、調出效益,必須堅持用統籌之策研判形勢、化解矛盾、協調處理好五個方面的關係
既要重經濟增長,又要重結構優化
保增長和調結構並非「零和博弈」,二者應是相輔相成。常德目前仍處於爬坡追趕的發展階段,發展是硬道理,增長是硬任務,對此絲毫不能含糊。但是,調結構同樣是當務之急,更要統籌解決好保增長與調結構問題。要通過增量轉型積聚增長優勢。充分利用低碳商機,以發展綠色經濟、低碳經濟為重點,大力培育戰略新興產業,推動污染增量向綠色增量轉化,產值增量向效益增量轉型。要通過存量轉型拓展增長空間。目前,常德市工業經濟挑重頭的仍是煙草、機電、食品等傳統工業,必須把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作為調結構、擴總量的「重頭戲」,瞄準產業鏈高端,引導和支持現有企業突破核心技術,提升裝備水平,優化工藝流程,爭創名品名牌,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競爭力。要通過城市轉型生髮增長拉力。城市化是新時期結構調整的一條主線,要按照「區域中心城市、生態宜居城市、交通樞紐城市」的新型定位,大跨度拉開城市框架,大力度推進城市擴容與產業發展深度融合,用新型城市化拉動結構大調整、總量大擴張。
既要重局部突破,又要重整體推進
面對轉變發展方式這個宏大課題,選擇重要部位率先突破是必要的。但是,經濟結構是一個有機整體,不能只顧一點不及其餘。在經濟工作中,不少地方、單位仍不同程度存在片面追求重點突破、忽視整體提高的現象。比如,有的在一、二個支柱產業上單兵突進,而忽視了產業陣營的整體設計、協調發展;有的只注重在見效快的項目上下功夫,不願在打基礎、利長遠的事上花力氣;有的過於看重培植典型,而忽視面上推廣,等等。其結果,雖有「龍頭」,卻只是一枝獨秀;雖在局部節點上有所突破,卻形不成整體優勢。在調結構過程中,必須以點「帶」面,把重點突破與宏觀規劃、整體設計、系統優化緊密結合起來,統籌推進經濟結構全面轉型,而不能以點「代」面,抓重點忘一般。對於牽動結構調整全局的重大項目和重點部位、關鍵技術和薄弱環節、深層障礙和緊缺資源,要在精力投放、力量安排、資金支持上重點傾斜,用大投入、大改造、大改革促進大突破。與此同時,要做到胸懷全局,著眼帶活全盤,促進局部調整與全局調整、重點部位與其他部位、關鍵環節與相關環節有機銜接、協調共進。
既要重近期利益,又要重長遠發展
調結構的內容手段不同,產生的經濟效應也就不同。有的見效比較快,能直接拉動經濟增長,如擴大投資、增加產能等;有的則見效慢一點,或者要經過轉化才能變為現實生產力,但對區域經濟長遠發展有利,如轉換機制、研發技術等。調整結構必須堅持「近抓增長」與「遠謀轉型」相統一,既要重近期利益,又要重長遠發展。要在調優產業的同時更加註重調活資源。優化三次產業結構及其內部結構,是當前常德市經濟結構調整的重心,必須抓緊抓好。但深層次看,資源配置問題更帶有根本性、長期性。如果資源流動不暢,難以配置到高效益的部位和環節中去,經濟增長就缺少後勁。要通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消除影響資源自由流動的制度性障礙,為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夯實基礎。要在擴張產能的同時更加註重自主創新。要把自主創新作為增強經濟長遠競爭力的核心支撐,深入推進產學研合作創新,支持和鼓勵現有企業全面實施技術創新、產品創新、品牌創新和管理創新。要在抓好項目的同時更加註重「兩型」要求。堅持不污染環境、不破壞資源、不搞低水平重複建設的「三不」招商原則,著力引進輕污染、低能耗、高回報的重大項目、補鏈項目。發展循環經濟、治理環境污染,這是法治條件下政府和企業必須做的事情。要引導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強化環保意識,不能總在懲罰中清醒,總是被動地應付。
既要重經濟效益,又要重民生改善
發展經濟是改善民生的基礎,改善民生是發展經濟的終極目標;改善民生不純粹是個花錢的領域,同時也是促進消費、拉動增長的重要動力。調結構、保增長、保民生在本質上是內在統一的。在調整結構的過程中,要把改善民生作為處理三者關係的結合點,科學謀划、協調推進。要穩步擴大勞動就業。鼓勵發展有利於擴大就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和各類中小企業,不斷擴大就業容量,穩步提高人民收入水平。要科學引導消費需求。著眼於形成擴大消費的長效機制和持久動力,堅持短期刺激措施與持久治本措施相結合,在實施好「家電汽摩下鄉」、「購房稅收補貼」等一些刺激消費的臨時性、應急性政策措施的同時,更要順應中央投資向民生領域傾斜的趨勢,加大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的投入,築牢「社會安全網」,消除群眾消費的後顧之憂。
既要重政府引導,又要重市場運作
行政推動是結構調整的一種手段,過去曾發揮過重要作用。現在抓結構調整,行政手段仍然不可或缺。但應當注意的是,隨著政府職能轉變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政府直接配置資源的空間越來越小。在調結構中,市場是基礎,企業是主體,要保證調結構不偏離方向、不脫離正軌、不陷入低效,政府部門應找准角色位置,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要注重用發展規劃指導結構調整,引導生產要素流向效益相對較高的領域,主動退出低效、過剩和不符合「兩型」要求的領域。要注重用經濟手段引導結構調整,讓企業自身在競爭中權衡利益得失、優化資源配置,最終通過市場來淘汰落後企業和過剩產能。要注重用各類平台服務結構調整,為各個行業健康發展提供規範,為各類企業溝通協作牽線搭橋,為各種資源合理配置提供通道,推動經濟結構加快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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