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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康有為為儒家哲學著作《論語》所作的註解,共二十卷。

1作者簡介

文學才華
康有為一生致力於用文學武器為他所作領導的政治運動服務。他不僅是一位著名散文大家,同時也是一位傑出的詩人。他的詩歌,具有充實的思想內容和宏闊的藝術境界,汪國恆《光宣詩壇點將錄》對他的詩作出了很高的評價:「今詩人尚意境者宗黃、陳,主神韻者師大曆,錘幽鑿險,則韓、孟啟其宗風;范水模山,則謝、柳標其高閣。其純然乎古代出乎古人者,則南海康有為也。南海平生學術,不以詩鳴,徒以境遇之艱屯,足跡之廣歷,偶事歌詠,直有抉天心,探地肺之奇,不僅巨刃摩天而已也。反虛入渾,積健為雄,惟南海足以當之矣。」他的政治論文,都是直接地「為時而作」的,有著鮮明的時代性和戰鬥性,他飽含政治熱情,放言高論,筆鋒犀利,言人所不敢言,能夠強烈地震撼讀者的心靈。同時他的文章邏輯嚴密,說理透徹,往往先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揭示出問題癥結所在,繼而又大量列舉古今中外的事實,層層深入地去分析問題,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稱康有為是清代末期的散文大家,應是當之無愧的。
學術著作
由於康有為出生在一個世代官僚地主的大家庭中,從小就接受了嚴格的封建正統教育,打下了良好的中國傳統的學問基礎,對《論語》等儒家典藉更是十分熟悉。作者在《論語注》中旁徵博引,考證字句、闡發意義、發表議論,使得《論語注》成為一部具有很強政治性的學術著作。與他在《新學偽經考》中的觀點一樣,康有為仍從要用儒家經典作為變革現實的思想武器的實用目的出發,強調古文經學著作是「偽經」,對《論語》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如他在《論語注·序》中所言的:「其流傳,自西漢,天下世諷之甚久遠,多孔子雅言,為六經附庸,亦相輔助焉。不幸而劉歆篡聖,作偽經以奪真經,公、谷春秋,焦、京易說既亡,而今學遂盡,諸家遂掩滅,太平、大同、陰陽之說皆沒於是,孔子之大道掃地盡矣。
宋賢復出求道,推求遺經,而大義微言無所得,僅獲《論語》為孔子之言行所在,遂以為,遂以為孔學之全,乃大發明之,翼以《大學》、《中庸》、《孟子》,號四子書,拔在六經之上,立於學官,日以試士。……聖道不泯,天既誘予小子發明《易》、《春秋》陰陽、靈魂、太平、大同之說,而《論語》本出今學,實多微言,所發大同神明之道,有極精奧者。又,於孔子行事甚詳,想見肫肫之大仁,於人道之則,學道之門,中正無邪,甚周甚備,可為世世之法。自六經微絕,微而顯,典而則,無有比者,於大道式微之後,得此遺書別擇而發明之,亦足為宗守焉。其或語上語下,因人施教,有所為言之,故問孝問仁,人人異告,深知其意而泥其詞,是在好學深思者矣。」

2書籍介紹

《論語注》除有小序外,共包括二十卷,逐卷對《論語》進行註疏,內容依次為《學而第一》、《為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長第五》、《雍也第六》、《述而第七》、《泰伯第八》、《子罕第九》、《鄉黨第十》、《先進第十一》、《顏淵第十二》、《子路第十三》、《憲問第十四》、《衛靈公第十五》、《季氏第十六》、《陽貨第十七》、《微子第十八》、《子張第十九》、《堯曰第二十》。在註疏體例上,《論語注》每一卷先在開頭解題,然後註明《論語》原文中共幾章,再對每一章抄錄原文後進行詳細註解。註解時往往先解釋個別字詞的意思,然後引證前代儒學諸家如鄭玄、朱熹的註疏闡釋句義,然後再以大量筆力由此闡發開去,洋洋洒洒,發表自己的議論,頗有借他人之酒杯,澆心中之塊壘之勢,這些議論往往結合時事,有的不免有牽強附會之嫌。
如在《為政第二》的第二十三章進行註解時,作者在對原文「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也』」進行完文字疏通后,議論道:「蓋民俗新承,故后王之起,不能不因於前朝,弊化宜革,故一代之興,不能不損益為新制。人道進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為部落,而成國家,由國家而成大統。由獨人而漸立酋長,由酋長而漸正君臣,由君主而漸為立憲,由立憲而漸為共和。由獨人而漸為夫婦,由夫婦而漸定父子,由父子而兼錫爾類,由錫類而漸為大同,於是復為獨人。蓋自據亂進為昇平,昇平進為太平,進化有漸,因革有因,驗之萬國,莫不同風。……孔子已預知之。然世有三重:有亂世中之昇平、太平,有太平中之昇平、據亂。
故美國之進化,有紅皮土番,中國之文明,亦有苗、獐、黎。…太平大同之後,其進化尚多,其分等亦繁,豈止百世哉?……孔子之道,暗而不明,郁爾不發,為天下裂,豈可言哉!幸微言尚傳,賴修明恢復之。」康有為借孔子關於朝代更迭和歷史變遷的話,儘力發揮,在闡發孔子所謂「微言大義」的語句時,也清楚地表達了自己關於社會進化和時代變遷的觀點。註解時喜發議論,議論時喜結合時事,這是康有為《論語注》的最鮮明特點。如在為「巧言令色,鮮矣仁!」進行註解時作者議論道:「蓋亂之害,顯在人世,人易知之;巧詐之害,微在心術,人所難知,而其為害於人世人種則一也。此皆亂世之俗,而為害人尤甚。誤信惑之,不為反噬,亦為所累。孔子生當其時,故先惡之,若太平世,則自無此矣。」
表述了看待聖人言論也要因時因世而異而不要一昧墨守成規的觀點。雖然在本質上,《論語注》只是一部學術著作而不是針對清朝政府的政論文章,但這畢竟是唯新派的領袖人物康有為的著作。既如此,這部書在異國他鄉寫成后,輾轉傳回中國會遭到什麼樣的命運我們便可想而知了。早在1898年八月丁酉,慈禧太后便下諭說:「已革工部主事康有為,學術乖謬,大悖聖教:其所著作,無非惑世誣民,離經畔道之言。著將該革員所有書籍板片,由地方官嚴查銷毀,以息邪說而正人心」(《德宗實錄》卷四二七)。至二十六年正月,又下諭說:康有為、梁啟超「仍在沿海一帶,煽誘華民,並開設報館,肆行簧鼓。」
該逆犯等開設報館,發賣報章,必在華界。但使購閱無人,該逆等自無所施其伎倆。並著各該督撫,逐處嚴查,如有購閱前項報章者,一體嚴拿懲辦。此外如尚有逆等從前所著各逆書,並著嚴查銷毀,從伸國法而靖人心」(《德宗實錄》卷四五八)。從這樣的上諭發布以後,一直到宣統三年(1911)撤消禁令,凡康有為的著作都被統統銷毀,《論語注》(光緒年間上海大同譯書局刻本)自然也難逃劫遠。
另也有東漢鄭玄所作《論語注》,今已亡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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