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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比興是詩經的主要三種表現手法。是中國古代對於詩歌表現方法的歸納。它是根據《詩經》的創作經驗總結出來的。最早的記載見於《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後來,《毛詩序》又將「六詩」稱之為「六義」:「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唐代孔穎達《毛詩正義》對此解釋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

1釋義

賦:平鋪直敘,鋪陳、排比。相當於現在的排比修辭方法。比:比喻。相當於現在的比喻修辭方法。興:托物起興,先言他物,然後藉以聯想,引出詩人所要表達的事物、思想、感情。相當於現在的象徵修辭方法。興就是以情寓於象中,此象乃是意象也,故興有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

2詳細解釋

比就是類比(賦比興中比的意思是類比,不同於網路上流傳的比喻,其中類比與比喻的詳細差別請另行查詢,這裡不作贅述)是其中最基本的手法,用得最為普遍。以彼物比此物,詩人有本體或情感,借一個事物作類比 一般說,用來作比的事物總比被比的本體事物更加生動具體、鮮明淺近而為人們所知,便於人們聯想和想象。形象生動,鮮明突出事物(事情)的特徵。《詩經》中比的運用很廣泛,比較好理解。其中整首都以擬物手法表達感情的比體詩,如《魏風·碩鼠》《小雅·鶴鳴》,獨具特色:而一首詩中部分運用比的手法,更是豐富。《衛風·碩人》,描繪庄姜之美,用了一連串的比「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漢代
漢代對賦、比、興的解釋:漢代解釋「賦、比、興」最具有代表性,對後世產生了較大影響的是鄭眾和鄭玄兩家。鄭眾說:「比者,比方於物……興者,託事於物。」
(《毛詩正義》引)他把「比興」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聯繫起來,認為「比」是修辭學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興」是「起也」,即托諸「草木鳥獸以見意」的一種手法。論述雖較簡單,但總的說,是抓住了「比興」這一藝術思維和表現手法的特點的。鄭玄的解釋則不同,他認為:「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毛詩正義》引)
這裡,除了講「賦」的特點是表現手法上的鋪陳其事,比較符合實際外,其他的解釋則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聯繫起來,這就把一定的表現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體的特徵,不免牽強附會。《毛傳》、《鄭箋》中對於《詩經》的解釋,常常在徑情直遂的詩歌中,離開藝術形象去尋求有關君臣父子的「微言大義」,例如把愛情詩《關雎》說成表現「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等,和這種對於「賦、比、興」的穿鑿曲解,是有直接關係的。所以後來孔穎達就不同意鄭玄把「比興」分屬「美刺」的說法,指出:「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者也。」(《毛詩正義》不過,鄭玄把「比興」提到美刺諷諭的高度來看待,對唐代陳子昂、白居易等所標舉的「美刺比興」說,是有啟迪作用的。
南北朝時期劉勰論述
劉勰對「比興」的論述,曾受到《毛傳》和《鄭箋》牽強附會說詩的影響,如他說過「《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指《召南·鵲巢》貞一,故夫人象義」(《文心雕龍·比興》)等等。但他同時又繼承了鄭眾的見解,並作了進一步的發揮,認為:「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認為「比」的要求是「寫物以附意,□言以切事」。這就概括了「比興」作為藝術思維和表現手法的特點。他還指出「詩人比興,觸物圓覽」。即認為「比興」的思維和手法必須建立在對外部事物觀察、感觸的基礎之上。這些意見,都是很可取的。
唐宋時期的論述
唐代評論家對「比興」的論述,又有新的發展,即不僅僅把它看作表現手法,而是賦予了美刺諷諭的內容要求。這跟鄭玄的說法,是有繼承關係的。不過,鄭玄是用政教美刺去牽強附會地解釋「比興」的本義和《詩經》的篇章;唐人則是運用「比興」的概念來表述自己的創作主張,強調詩歌應發揮美刺諷諭的作用,這就不存在牽強附會的問題。劉勰、鍾嶸談論「比興」,有時也是涉及內容的,如劉勰所說的「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文心雕龍·比興》),鍾嶸所說的「興托不奇」、「托諭清遠」(《詩品》卷中)等。唐代評論家更進一步把「比興」稱之為「興寄」,如陳子昂批評齊梁詩風「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修竹篇序》,元稹批評唐初「沈、宋之不存寄興」(《敘詩寄樂天書》),而認為自己的詩「稍存興寄」(《進詩狀》)等,所說「興寄」,也就是「比興」。陳子昂又說:「夫詩可以比興也,不言曷著?」(《喜(嘉)馬參軍相遇醉歌序》)殷□也批評齊梁詩風說:「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比興,但貴輕艷。」(《河嶽英靈集》序)所說「比興」,也就是「興寄」。可見,唐人論「比興」,大都是從美刺諷諭著眼的。柳宗元就明確地指出:「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楊評事文集後序》)白居易甚至還把「美刺興比」作為一個片語來使用,如說:「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謂之諷諭詩。」(《與元九書》)他們標舉「興寄」或「比興」,強調詩歌要有社會內容,要發揮社會作用,這對於促進唐詩的健康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明清時期的研究
明清時期關於「賦、比、興」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夢陽和清代的周濟。明代前七子的首領李夢陽曾引王叔武的話說:「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於情寡而工於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興焉,無非其情焉,斯足以觀義矣。」(《詩集自序》)在當時缺乏真情實感的詩文普遍流行的情況下,李夢陽雖然也提倡擬古主義,但他又指出「比興」出自真情,真詩乃在民間,主張正統詩文應該向民歌學習,這一意見是正確的。清代的周濟則將「比興」用之於詞論,提出了「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的著名論點(《介存齋論詞雜著》)。「寄託」即「比興」的藝術思維和表現手法在創作中的運用。詩詞寫作,既不能沒有寄託,又不能刻意追求寄託,不然的話,就會影響作品的感染力。這意見也是比較精闢的。此外,像王夫之所說的「興在有意無意之間,比亦不容雕刻」(《□齋詩話》),強調了「比興」的運用應當自然渾成;陳啟源所說的「故必研窮物理方可與言興」(《毛詩稽古編》),強調了廣博的生活積累對於「比興」運用的重要性;沈祥龍認為「興」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以寓其意」,要求「比興互陳」(《論詞隨筆》),則把「比興」和藝術描寫中的情與景結合了起來。但這些論述,大都比較零星,缺乏特別值得重視的見解。在專門的研究著作方面,陳沆的《詩比興箋》和姚際恆的《詩經通論》,較有可取之處。

3意義

總之,關於「賦、比、興」的研究,除了穿鑿說詩的消極影響外,它的積極意義是:通過長期地研究和探討,不僅認識到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藝術表現方法各自的特點,它們在文學創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響;而且認識到廣博的生活閱歷、真摯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現等等對於它們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濃郁詩味對於讀者產生強烈美感的重要性,這樣,就使得關於「賦、比、興」的藝術思維和表現方法在理論上的認識日趨深刻和完善,在創作中的表現和運用日趨豐富和完美。這些對於創作規律的認識,大大豐富了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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