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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鑒紀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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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鑒紀事本末》是有南宋袁樞(1131—1205)所撰,凡四十二卷。始於〈三家分晉〉,終於〈周世宗之徵淮南〉,共1300多年。文字全抄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原文,只是撰寫方式改易。取《通鑒》所記之事,區別門目,分類編排。專以記事為主,每一事詳書始末,並自為標題,共記239事,另附錄66事。開「紀事本末體」之先河。為了方便閱讀,分為戰國至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和隋唐五代四部分。

1史書簡介

《通鑒紀事本末》:是南宋袁樞依據司馬光《資治通鑒》編撰的一部史書。
此書是中國第一部紀事本末體史書,它開創了以「事」為綱的本末體史書先例。
通鑒紀事本末體

  通鑒紀事本末體

2詳細說明

背景
袁樞根據《資治通鑒》記載的重要史實,以事件為中心,按照《通鑒》原來的年次,分類編輯,抄上原文,把司馬光的史論也抄上,每事標以醒目的題目,而袁氏本人沒有發表意見,也沒有加上一句話。這樣,共編集了239個事目,始於《三家分晉》,終於《世宗征淮南》,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雖然只用了大約兩年的時間編寫《通鑒紀事本末》,但他熟讀《通鑒》卻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時間。他不但要熟讀《通鑒》,了解其全部內容,還要吃透司馬光的史學見解。袁樞跟司馬光一樣,始終恪守「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原則。因此他在編立標題,抄錄史料時,對於災異、符瑞、圖讖、占卜、鬼怪等絕少加以採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這種反對天命論神學,而重視社會現實的史觀,在當時無疑是進步的。對於統治者袁樞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樞在《通鑒紀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錄了「臣光曰」,批評了漢武帝「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由此可見,袁樞是有自己的政治見解的,這正如朱熹所說的,袁樞「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朱子大全》卷81)所謂「微意」,就是指袁樞的政治觀點。袁樞把有關封建政治的主要問題,如楊萬里(與袁樞同為太學官)所舉的內容,「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通鑒紀事本末敘》)之類,都作為全書的基本內容,使它成為當時及後世君臣的鑒戒。袁樞還十分重視漢族政權的恢復事業,對於「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書特書,而對於進據中原及舉兵南犯的少數民族上層統治分子,則視為「石勒寇河朔」,「趙魏亂中原」。當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到《通鑒紀事本末》一書時,立即推薦給宋孝宗。宋孝宗閱讀時,讚歎地說:「治道盡在是矣。」(《宋史·袁樞傳》)
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賜太子和江上諸帥,命熟讀之;還提升袁樞為大宗正簿。
袁樞最大的貢獻,是開創了以紀事為主的本末體,實現了史書編纂體的突破,從而出現了編年、紀傳、紀事本末三足鼎立的體例。以「時」為中心的編年體和以「人」為中心的紀傳體各有千秋,而檢索不便則是它們的共同缺點。而袁樞創立的以「事」為中心的紀事本末體裁,卻彌補了編年與紀傳體的不足,因而豐富了史學內容,正如清代著名歷史學家章學誠所評論的那樣:「因事命篇,不為常格,……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為神奇』。」(《文史通義·書教下》)章氏的評論是正確的,袁氏創立的紀事本末新體裁,的確是對中國歷史編纂學的一大貢獻。
雖然《通鑒紀事本末》原抄《資治通鑒》,但對《通鑒》的校勘卻起了一定的作用。由於《通鑒》流傳已久,傳抄刻印,難免會有錯誤。所以我們讀書時,可以把兩書互相校勘。
清代的張敦仁曾經用《通鑒紀事本末》大字本(即湖州版本;嚴州版本字小,又叫小字本),和明代萬曆年間杭州所刻《資治通鑒》元注本互校,
校出異文3000多條,寫成《資治通鑒刊本識誤》3卷,後來章鈺撰寫《胡刻通鑒正文校宋記》時,把張敦仁校勘《資治通鑒》的異文而無別本資印證處,列為附錄。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標點本《資治通鑒》,除了章鈺書中重要校勘都收入本書做注文外,還選錄了張敦仁書中的一些校勘做為注文。這就使標點本《資治通鑒》成為現有較好的一種版本。
版本
《資治通鑒》是一部濃縮了中國古代政治運作、權力遊戲的歷史巨著,但它採用編年體,事件分散,閱讀起來頭緒紛亂,難得完貌;南宋袁樞用完整記錄事件本末的方式整編《資治通鑒》,編著了《通鑒紀事本末》。《通鑒紀事本末》將1300多年的歷史,轉換為一個個完整連續的故事,給閱讀帶來極大方便。
市面上最近很火熱的柏楊所謂的《柏楊版通鑒紀事本末》完全是一個文學家的小說類創作,不管從史料來源,還是編寫體例、創作方法,都與歷史學著作相差甚遠,並不符合歷史學的學術規範,絕對不能將其當作史書。

柏楊版通鑒紀事本末封面(不全)

柏楊版通鑒紀事本末封面(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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