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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公諫厲王弭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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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里的這篇文章記載了周厲王被逐的過程。他執政時,由於殘暴無道,遭到人們的譴責,然而他非但不思改弦易轍,反而採取高壓手段堵塞輿論的批評。結果,人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舉起反叛的旗幟,把他從國君的寶座上拉了下來。它告訴人們一條真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用今天的話說,如果統治者濫施暴政,且又堵塞言路,終將自食其果。全篇文字簡潔,敘述有條有理,邏輯性強,很有說服力。

1 邵公諫厲王弭謗 -作者

《國語》

《國語》的作者,舊說是魯國史官左丘明,其根據是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過:「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后

邵公諫厲王弭謗左丘明

人據此認為《國語》和《左傳》同出左丘明之手。然而《國語》所記內容又多與《左傳》重複、抵觸,因此「兩書同出一人之手」的說法難以令人信服。近人認為是戰國時人把各國的史料彙編而成。
《國語》是中國最早的國別體史書,共二十一卷,全書按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分國編次,記載了從周穆王到周貞定王(公元前990年-公元前453年)前後共五百餘年的史事,反映了從兩周到春秋時期廣諸侯各國的交往、爭戰等情況。全書以記言為主,與《左傳》重記事不同。文章說理嚴密,刻劃人物也比較形象生動,對後代散文有很大影響,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

2 邵公諫厲王弭謗 -原文

厲王虐(1),國人謗王(2)。邵公告曰(3):「民不堪命矣(4)!」王怒,得衛巫(5),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6),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7)。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8),為民者宣之使言(9)。故天子聽政(10),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11),瞽獻曲(12),史獻書(13),師箴(14),瞍賦(15),曚誦(16),百工諫(17),庶人傳語(18),近臣盡規,親戚補察(19),瞽、史教誨,耆、艾修之(20),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21)。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22),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23)。行善而備敗,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24)。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25),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26)?」
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27)。三年(28),乃流王於彘(29)。

3 邵公諫厲王弭謗 -譯文

周厲王殘暴無道,老百姓紛紛責罵他。邵穆公對厲王說:「老百姓已不堪忍受暴虐的政令啦!」厲王聽了勃然大怒,找到一個衛國的巫者,派他暗中監視敢於指責自己的人,一經巫者告密,就橫加殺戮。於是人們都不敢隨便說話,在路上相遇,也只能以眼神表達內心的憤恨。
周厲王頗為得意,告訴邵公說:「我能制止毀謗啦,老百姓再也不敢吭聲了。」邵公回答說:「你這樣做只能堵住人們的嘴。可是防範老百姓的嘴,比防備河水泛濫更不易。河道因堵塞而造成決口,就會傷害很多人。倘使堵住老百姓的口,後果也將如此。因而治水者只能排除壅塞而加以疏通,治民者只能善於開導而讓人說話。所以君王處理政事,讓三公九卿以至各級官吏進獻諷喻詩,樂師進獻民間樂曲,史官進獻有借鑒意義的史籍,少師誦讀箴言,無眸子的盲人吟詠詩篇,有眸子的盲人誦讀諷諫之言,掌管營建事務的百工紛紛進諫,平民則將自己的意見轉達給君王,近侍之臣盡規勸之責,君王的內親外戚都能補其過失,察其是非,樂師和史官以歌曲、史籍加以諄諄教導,年長的師傅再進一步修飾整理,然後由君王斟酌取捨,付之實施,這樣,國家的政事得以實行而不背理。老百姓有口,就象大地有高山河流一樣,社會的物資財富全靠它出產;又象高原和低地都有平坦肥沃的良田一樣,人類的衣食物品全靠它產生。人們用嘴巴發表議論,政事的成敗得失就能表露出來。人們以為好的就儘力實行,以為失誤的就設法預防,這樣社會的衣食財富就會日益豐富,不斷增加。人們心中所想通過嘴巴表達出來,朝廷以為行得通的就照著實行,怎麼可以堵呢?如果硬是堵住老百姓的嘴,那又能堵多久呢?」
周厲王不聽,於是老百姓再也不敢公開發表言論指斥他。過了三年,人們終於把這個暴君放逐到彘地去了。

4 邵公諫厲王弭謗 -註釋

(1)厲王:周夷王之子,名胡,在位三十七年(前878前842)。 (2)國人:居住在國都里的人,這裡指平民百姓。 (3)邵公:名虎,周王朝卿士,謚穆公。邵,一作召。 (4)命:指周厲王苛虐的政令。 (5)衛巫:衛國的巫者。巫,以裝神弄鬼為職業的人。 (6)弭(mǐ米):消除。 (7)障:堵塞。 (8)為川者:治水的人。 (9)宣:疏導。 (10)天子:古代帝王的稱謂。 (11)公卿:指執政大臣。古代有三公九卿之稱。《尚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九卿指少師、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列士:古代官員有上士、中士、下士之分,統稱列士。位在大夫之下。詩:指有諷諫意義的詩篇。 (12)瞽(gǔ鼓):盲人。因古代樂官多由盲人擔任,故也稱樂官為瞽。 (13)史:史官。書:指史籍。 (14)師:少師,樂官。箴:一種具有規戒性的文辭。 (15)瞍(sǒu):沒有眼珠的盲人。賦:有節奏地誦讀。 (16)曚(méng蒙):有眼珠的盲人。瞍曚均指樂師。 (17)百工:周朝職官名。指掌管營建製造事務的官員。 (18)庶人:平民。 (19)親戚:指君王的內外親屬。 (20)耆(qí其)艾:年六十叫耆,年五十叫艾。這裡指年長的師傅。修:整理修飾。 (21)悖(bèi倍):違背道理。 (22)原隰(xí席):平原和低濕之地。衍沃:指平坦肥沃的良田。《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井衍沃」。疏:「衍沃並是平美之地。衍是高平而美者,沃是低平而美者,二者並是良田。」 (23)興:興起、表露之意。 (24)阜:豐盛。 (25)夫(fú扶):發語詞,無義。 (26)與:語助詞,無義。一說為「偕從」之意,句謂老百姓跟從你的能有多少?亦通。 (27)國人:「國」下原無「人」字,據別本補。 (28)三年:周厲王於公元前842年被國人放逐到彘,據此邵公諫厲王事當在公元前845年。 (29)流:放逐。彘(zhì智):地名,在今山西霍縣東北。

5 邵公諫厲王弭謗 -解讀

周厲王暴虐無道,沒有接受召公的勸諫,所以遭到可恥的下場;但作者記載這段歷史,卻是為了警告後來的統治階級(特別是最高統治者),應該多看看自己身上的缺點,多聽聽底層社會的意見,天下才能長治久安。這就是文章真正的命意所在。
第一段寫弭謗的由來。厲王所以要「弭」謗,是由於「國人謗王」;而「謗」的由來則緣於「厲王虐」,可見亂由上作,社會真正動亂的原因仍出於高高在上的專制君主。這一段寫厲王共四層,只用了四個字,暴君的面目就勾畫得一清二楚了。一是「虐」,二是「怒」,三是「殺」,四是「喜」。作為矛盾對立面的「國人」,作者著墨更少。開始是「謗」,不過是口頭上的不滿而已;而在厲王的淫威之下,人們最後只能用「道路以目」來表達內心的憤怒和悲怨。至於這些被迫害者身受的痛苦,作者卻借召公的口說出「民不堪命」來點明,筆墨經濟而有力。由於厲王用殺頭的辦法堵住了「國人」的口,從而感到高興,正寫出昏暴的統治者因取得暫時的成功而心滿意足的淺見陋識。厲王得意忘形地說的那句「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的狂妄之言,正與上文的「道路以目」相呼應。把一場嚴峻的社會矛盾只用這短短几句話交代得如此周詳而深刻,不能不說作者的文字素養是相當卓越的。
第二段的一、三兩節先後用了兩個比喻,這是藉助於形象思維加強說服力。金聖嘆在他選批的《才子古文》中說:「前說民謗不可防,則比之以川;后說民謗必宜敬聽,則比之以山川原隰。」前一層以「川」喻「民之口」,是從消極方面打比方;后一層以「土有山川」和有「原隰衍沃」來比喻「口之宣言」,是從積極方面進行比喻。看似兩喻並列,實則后一喻乃是前一喻的深入,即不僅不應消極被動地「防」,而且應該積極主動地「宣」。前一喻以「防川」與「防民之口」對舉;后一喻則把土有「山川」和有「原隰衍沃」分作兩層說,以與「宣言」對舉,文勢亦見出畸側之姿態。從修辭用字看,「防」有雙關義,擋水稱「防」(由名詞堤防轉為動詞),堵嘴也稱「防」(用其引申義);召公說「防」,以與厲王所說的「弭」相對照,其所以用「防」而不用「弭」,正是借「防」字的雙關義為喻以闡述防民之口的危害性。然後更用「壅」「潰」和「決」「導」為喻:「壅」和「潰」與「宣言」的性質是對立的,是從反面對照著說;而「決」和「導」與「宣言」的道理是相通的,是從正面對照著說。最後一節是結論,總承以上三節全部的內容,說明民之「言」只能「宣」而不能「壅」,在上文「弭」「障」「防」「壅」這幾個詞義近似的字里獨選出「壅」字來用,其目的在於暗中點醒厲王,「壅」的結果乃是「潰」,一潰則不可收拾,王朝的政權也就不存在了。這正是作者用字遣詞大費斟酌、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
第二節是正面陳述,用以結上一喻,啟下一喻,最見出說理文邏輯嚴密,層次分明的特點。「故天子聽政」句以「故」領起,是承上啟下;接著用了個「使」字,然後羅列若干結構相同的並列句,至「耆艾修之」,用一「之」字截住。再用「而後」「是以」兩個轉折連詞把道理講完,顯得很周密完整。這裡面又分幾個小層次。「獻詩」「獻曲」「獻書」,這是使王覽讀的;「箴」「賦」「誦」「諫」,這是使王聆聽的。這些見和聞的內容,都是在正常情況下提供的一般性意見,是從正面指出一個做國王的應當怎樣怎樣做。下面的「傳語」「盡規」「補察」以及帶有小結式的「教誨」和「修」,卻是由於國王有了過失而進言,是在非常情況下不得不講的特殊性意見,從反面指出做國王的一定不能怎樣怎樣做。可見這些句子雖同屬於並列的動賓句型,依舊有微細的差別,卻又層次井然,有條不紊。如果「聽政」的統治者真能把這些意見「斟酌」採用,自然會「事行而不悖」。至於相反的情況則略去未說,這是由於第一節已用比喻點透,無須重複了。
召公說的「天子聽政」一節話,我以為是有根據的。這大約是西周初年為了鞏固王朝政權,統治階級才如此周詳地設官立法,從各個不同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對「天子」加以告誡和監督。到厲王時,這些規定可能早已廢墮不修了。召公之所以不憚煩地仔細陳述,其目的不外兩個:一是希望周初的既定之法重新恢復,二是對「文武之道」、「成康之治」有所憧憬,看似「發思古之幽情」,實帶有理想願望的成分。具有正統儒家思想的唐代大詩人杜甫,也提倡「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與此正是一脈相承的。
最後一段寫厲王不聽召公之諫而一意孤行所造成的後果,只有三句話。一句說厲王,一句說國人,最末一句說明國人和厲王之間的矛盾終於爆發,被統治階級的各個階層聯合起來對暴君進行了懲罰制裁。這中間有多少事情都被作者略去,只把事實的結局告訴了讀者,文筆簡勁到無以復加,而讀來卻餘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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