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鄉土雲和中國祥和

鄉土文學,又稱鄉土小說,它的出現溯源於魯迅的《故鄉》上個世紀20年代,現代文壇上出現了一批比較接近農村的年輕作家,他們的創作較多受到魯迅影響,以農村生活為題材,以農民疾苦為主要內容,形成所謂「鄉土文學」。代表作家有彭家煌、魯彥、許傑、許欽文、王任叔、台靜農等。鄉土文學是在「為人生」文學主張的影響和發展下出現的。

1簡介

進一步發展
1936年,茅盾更進一步指出「鄉土文學」最主要特徵並不在於對鄉土風情的單純描繪:「關於『鄉土文學』,我以為單有了特殊的風土人情的描寫,只不過像看一幅異域圖畫,雖能引起我們的驚異,然而給我們的,只是好奇心的饜足。因此在特殊的風土人情而外,應當還有普遍性的與我們共同的對於運命的掙扎。一個只具有遊歷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給我們以前者;必須是一個具有一定的世界觀與人生觀的作者方能把後者作為主要的一點而給與了我們。」

2文學特點

在上個世紀20年代,一些寓居於京滬大都市的遊子,目擊現代文明與宗法農村的差異,在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的啟迪下,帶著對童年和故鄉的回憶,用隱含著鄉愁的筆觸,將「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顯示了鮮明的地方色彩,從總體上呈現出比較自覺而可貴的民族化的追求,開創了現代文學史上堪稱一大創作潮流的風氣。代表作有彭家煌《慫恿》,王任叔《疲憊者》,許欽文《瘋婦》,台靜農《地之子》等。
開放的鄉土
鄉土文學中,粗獷的陽剛之氣與纖細的陰柔之美同在,化外之境的淳樸人性和波瀾壯闊的階級鬥爭都可以為鄉土文學所容納,而愚昧與文明的衝突,在中國鄉土文學的發展歷程中,更是形成了一個越來越突出的主題。至於鄉土文學的作家,如沈從文,自命為「鄉下人」,劉紹棠,自稱為「土著」,他們的鄉土作品的視野,表面上看,似乎只專註於鄉土間的純美故事;細究起來,現當代任何一位以鄉土文學為題材的小說家,幾乎都無法完全迴避關於現代意識和外部世界對鄉村的影響。這種影響有時以直接衝突的方式表現出來;而在另一些的鄉土文學作品中,作家的敘述可能間接地表達對於現代文明的某種否定態度。但是,不管以鄉土為題材的作家對現代文明取何種態度,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的「鄉土文學」並非封閉的「鄉土文學」,這一題材的文學類型,總是直接或間接應對著現代文明的挑戰。

3文學流派

其它流派
魯彥、許欽文、蹇先艾、台靜農、許傑、彭家煌、沙汀、艾蕪等一批現代鄉土作家,以樸實細密的寫實風格書寫老中國兒女在各自的鄉土上發生的種種悲劇性故事:宗法制的農村中的世態炎涼和無產者的不幸,封建等級制度延伸出的生活邏輯和社會心理對賤者、弱者不動聲色的毀滅,封閉的邊遠鄉村中原始野蠻習俗對人民的播弄和控制,等等。在這些鄉土文學中,被台靜農稱為「地之子」的現代中國農村的老百姓們,承受著巨大的苦難,而小說敘述者所營造出的愚昧與冷漠、悲哀與陰鬱交織著的鄉村氛圍,表現出這批鄉土作家對當時中國最低層社會的強烈使命感。當然,這批鄉土作家同時還是農村痼疾的解剖家,如沙汀,以尖銳的諷刺的筆法,寫出了「半人半獸」「土著」人物把持的鄉鎮中的黑暗和無常。
沈從文
與具有進步色彩或直接參加革命的鄉土作家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另一批陶醉於田園風光的現代鄉土作家,其中成名於20、30年代的廢名和沈從文最有代表性。廢名的鄉土文學作品中,少年和姑娘在夕陽下逗留嬉戲,行人挑夫在楊柳樹下乘涼喝茶,農家樂的一派祥和而繁忙的快樂景象完全抹去了現代農村中血腥的一面,譜寫出一曲遠離塵囂的田園牧歌。至於沈從文的創作,也多注意刻畫鄉土中的「粗糙的靈魂」和「單純的情慾」。沈從文描繪的山寨、碼頭寧靜而秀美,宛如一副副古樸奇幻的風俗畫。特別是在這些「化外之境」中發生的愛情故事,更有令人一唱三嘆之妙。《邊城》中少女翠翠的愛情
邊城

  邊城

觀和愛情經歷,單純而美麗,有著未受現代都市文明污染的清澈和微妙。在沈從文的鄉土文學世界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靈性的,禽獸在做夢,草木能談吐,大自然的「神性」成為鄉土世界沉默的主宰。那麼,沈從文意圖在他的寧靜超脫的鄉土作品中寄寓什麼樣的主題呢?是「人性」。沈從文在他《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中言明:「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那麼,我們有必要追問的是,沈從文是不是以「人性」的小廟的構造迴避可能存在的殘酷現實,從而「美化落後」「詩化麻木」呢?如果這樣看待沈從文的鄉土文學作品,確實是過於粗暴簡單了。
在沈從文詩意神話的長廊中,即使是最精美的篇章,也在述說著某種無法抗拒的悲涼。翠翠那一雙「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在親人的死亡和情人的離去的現實面前,不也宣告了詩意的神話的破滅了嗎?而沈從文的另一名篇《丈夫》,幾乎完全可以將其視為關於鄉村底層人物的一曲悲歌。進入鄉土文學純美境界的沈從文,未必就不懂的社會的苦痛,只不過他是以率真淳樸、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的邊緣性異質性的鄉土文化的敘述,顯示處於弱勢的邊緣文化中沉靜深遠的生命力量,從而內在地對所謂文明社會的種種弊端構成了超越性的批判。在新時期的鄉土文學寫作中,依然可以看到沈從文式鄉土文學寫作類型的延續。在汪曾祺等作家的鄉土文學作品中,沈從文式的清澈空靈被賦予更為樂觀明朗的特徵。
正名
1977年4~5月間,《仙人掌》、《中國論壇》等雜誌先後刊出若干討論鄉土文學的文章和尉天驄主編的《當前的社會與當前的文學》專欄。銀正雄在《墳地里哪來的鐘聲》一文中針對黃春明、王拓等的小說,指稱1971年後的鄉土文學有「逐漸變質的傾向」一一變成表達仇恨、憎惡等意識的工具,從中再也找不到原來樸拙純真、溫熙甜美的「鄉土」精神,而是看到這些人的臉上赫然有仇恨、憤怒的皺紋。而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二十世紀台灣文學發展的動向》等文卻明確提出文學要「正確地反映社會內部矛盾,和民眾心中的悲喜」、「文學運動必須能發展為一種社會運動,或與社會運動相結合」,有效地發揮其社會改良功能。這些針鋒相對的觀點形成了鄉土文學論戰的第一次正面交鋒。此後報刊雜誌和一些大學紛紛舉辦座談會和發表相關文章,文壇氣氛漸趨熱烈。可以看到,這階段鄉土文學陣營所受的外來壓力還不是很大,它同時也進行著對鄉土文學本身的檢省和討論。
論戰的平息
「鄉土文學論戰」延續至翌年已漸趨平息。從有關聲明中可以看出當時輿論。1978年元月舉行的所謂「國軍文藝大會」上,「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王升在大會上發出「團結」的呼籲:「純正的'鄉土文學』沒有什麼不對,我們基本上應該『團結鄉土』愛鄉土是人類的自然感情,鄉土之愛,擴大了就是國家之愛,民族之愛,這是高貴的感情,不應該反對的。就算是有些年輕的鄉土作家們偶或偏激了點,他們要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過去流傳下來的某些不合時代的東西,反對社會上某些黑暗與不公平,這也可能出自年輕人的一種天賦的正義感,只要是動機純正的,我們就應該聽,應該諒解,應該善意的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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