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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文抑武是宋朝基本國策,即所謂:「重文教,輕武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八)。
公元960年,後周禁軍將領趙匡胤在開封附近的陳橋驛發動兵變,黃袍加身,輕而易舉地從後周世宗的孤兒寡母手裡奪取了政權,開始了宋代的統治。但是,這種奪取政權的方式,趙匡胤並不是始作俑者。早在趙匡胤之前的郭威(即後周太祖)就是利用這種模式登上帝位的。為了防止此類事件的再次上演,宋初的統治者制定了以下的重要制度,並作為基本國策予以執行。這些基本國策也為後世的宋代皇帝所奉行,影響貫穿整個宋代。
具體措施,第一步是通過杯酒釋兵權剝奪中央及各地節度使的兵權;第二步,派文臣到地方任職,剝奪節度使的行政權;第三步,派專人任轉運使,剝奪節度使的財權。這樣就初步解決了自唐後期以來的武人專橫,藩鎮割據的問題。進而對武將實行種種限制,如最突出的「更戍法」,時人曾這樣描述它的消極作用「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員仕伍未及識,吏民士俗未及諳,已復去矣」(張方平語),其結果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校往過正的結果是以後發展成為可笑的「恐武人症」。
開國之初,由於功臣宿將的存在,重文輕武政策的消極作用尚不明顯。對兵力較弱的南方諸國,包括北漢,還能取得軍事勝利。但在宋初的對遼作戰中,就顯出它的端倪了。宋太宗戰前對將領賜陣圖,不信任他們。所謂「權任輕而法制密」,使他們「不能奮於一戰」。對於他們進行限制、牽制,最終導致高粱河、雙歧溝戰役的失敗。在這樣的政權下,這樣的氛圍下,名將輩出確實是怪事。有宋一代,名將也確實是鳳毛麟角。象北宋初年的楊業,被逼得以死明志;曹彬雖被譽為宋初名將第一,也不過是能遵命耳;其子曹瑋,在丁謂的排擠下,只能默默無聞地死去;狄青雖功勛卓著,位至樞密,但由於出身武將,最終也只能是外調;最冤莫過於南宋抗金名將岳飛之死,「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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