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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資源,是指金融領域中關於金融服務主體與客體的結構、數量、規模、分佈及其效應和相互作用關係的一系列對象的總和或集合體。

1基礎信息

金融格局
現階段,中國的金融格局仍然是國家或者政府掌握金融資源,這不僅表現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國有政策性銀行佔領了中國金融市場的絕大部分(70%以上),而且表現為股份制商業銀行,地方商業銀行以及其他金融機構也是國家或政府控股。它們的業務活動不僅受政府監管,而且受政府指揮,有人說監管部門接二連三地發文件具體指導商業銀行的業務操作,簡直成了銀行的「業務總監」。在這種狀況下,全國金融系統的業務操作「全國一盤棋」。金融資源的分配呈現為「要緊都緊,要松都松」,基本上沒有原則。
產生這種狀況的原因,歸根到底是中國的金融制度性質和體制設計決定的。中國金融制度體制改了這麼多年,改了什麼呢?改變了機構設置,改變了名稱,但性質沒有變,機制沒有變,也就是說國家或政府統一掌握金融資源的性質沒有變,按級別運作的一套機制沒有變。在這種情況下,商業銀行的負責人既是老闆,更是官員,既要完成利潤目標,更要完成政府目標,甚至在有些情況下,放棄自身追求利潤的目標,首先服從大局需要。有人說,在中國沒有真正的商業銀行,因為它不完全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最終目標。這種說法,是否符合實際,可以討論。但有一點能肯定,在中國商業銀行沒有完全按「商業化」運作,也不可能完全按商業化運作。換句話說,完全按「商業化」運作,要有個過程。
在實際中,非商業化運作的表現是:貸款失誤,不是按市場原則去處理,而是要受到政府、上級處分;對民營經濟發生業務帶來的風險大於對國有經濟發生業務帶來的風險;對國有經濟貸款收不回來,能夠大事化小,說得清楚,平安無事,而對民營經濟貸款收不回來,就涉嫌賄賂,而要追究責任等。這種做法,雖然少見,但它有力地證明:在國家或政府掌握金融資源的條件下,商業銀行的經營還沒有完全的自主權。
資源分配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但在中國金融成了國有經濟的「錢袋」,不僅企業缺錢找銀行,政府缺錢也找銀行,銀行成了填補資金缺口的「蓄水池」,似乎這個「蓄水池」不會幹竭。其實這個「蓄水池」的量是有限的,因它所積蓄的資源主要是「老百姓」的錢,「老百姓」的錢來自「老百姓」的貨幣積蓄,在老百姓的貨幣收入有限從而貨幣積蓄有限的情況下,要銀行成為資金缺口填補的蓄水池,只有增加貨幣供給,發票子,導致貨幣貶值。
當前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老百姓投資沒有回報,老百姓的經營也沒有回報,股市連續下跌,老百姓投資股市沒有賺錢,而是總體虧損。在這種狀況下,人們為什麼仍然向銀行存款,使銀行存款繼續增長呢?通常的解釋是為了安全,其實僅此解釋是不夠的,比較全面的合理解釋是:(1)老百姓的趨利性弱,求安全性強;(2)對貨幣的隱形貶值不覺察(因為存款未成為現實的購買力);(3)有額外貨幣收入,可彌補。有人說當前中國進入了負利率時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負利率不利於儲蓄轉化為投資,不利於人們的選擇,不利於金融產品創新,不利於金融市場發展,不利於金融業的運行,可是在中國這樣的負面影響呈現得不明顯。怎麼解釋,應當說與國家或政府掌握金融資源的條件下,能夠不按市場價格去配置金融資源,能夠無視利率在配置金融資源中的作用。這表明:中國現階段金融資源的分配仍然基本上不受市場供求關係的影響。並且可以不講效益。

2金融相關率

人們在研究金融與經濟的關係時,常常以金融相關率(rpe/GDP)去表明經濟貨幣化的程度,其實「m2/GDP」能夠表明什麼,不能表明什麼,需要研究。金融相關率FIR(Financialinterrelationsratio)是美國經濟學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提出的,戈斯認為「金融理論的職責就在於找出決定一國金融結構、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經濟因素,並闡明這些因素怎樣通過相互作用,從而形成金融發展」。他認為一個國家的金融發展狀況要以金融結構去衡量,金融結構是一國的金融上層結構。一國的經濟基礎體現在擁有的國家財富中,金融上層結構與經濟基礎的關係體現在金融相關率上。戈德史密斯設計出的計算FIR的基本公式的內容並不簡單,但人們為了簡化,便以m2/GDP去代表。這樣的公式:
首先,市場經濟條件下融資的市場化程度。
也就是說,通過FIR考察當家庭、企業、政府的資金短缺時,多大程度上需要外部融資,多大程度上靠內部融資。外部融資靠發行債券和銀行借款,如發行債券和銀行借款占國民產值的比率越高,表明儲蓄與投資的分離程度越顯著,而二者的分離程度越顯著,反映融資的市場化程度越高。市場化與貨幣緊密相連,經濟貨幣化意味著實體經濟與貨幣經濟的關聯程度和對市場的依存度,所以經濟貨幣化的金融解釋,其含義應當是融資的市場化。而融資市場化的程度反映金融業的發展,所以,FIR與其說是表明經濟貨幣化的程度,不如說是表明金融業的發展程度。經濟的發展與融資的市場化相關。
其次,經濟發展與金融資產的市場價值相關。
金融資產的市場價值決定於供求,而供求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利率。當金融資產的市場價值上漲時,意味著利率下跌,利率下跌,有利於投資,投資擴大使國民產值增長;相反,當利率上升時,金融資產市場價值下跌,利率上升,不利於投資,投資縮減,使國民產值降低。所以,概括的說,這種相關性是:資產價格——利率——投資——經濟等這組經濟變數的互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變數的互動(包括金融資產的市場價值)取決於人們的心理預期。從這個意義上說,FIR反映了人們的心理預期的變動,比例趨高,反映人們的心理預期「利好」,金融工具作用於有形財富的力度增大,相反,力度縮小。可以說,FIR是人們的一個信心指數。
第三,要表達的是金融資源的利用程度。
這些年來,中國m2/GDP的比值持續上升,其數值已遠遠超過了發達國家的水平。有人由此認為中國經濟貨幣化的程度迅速提高,其實,這只是一個認識誤區,m2/GDP值的迅速提高,難以真實地反映中國經濟貨幣化的程度,相反,它集中地反映了中國金融資源配置的浪費,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提出了一個指標,即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這個指標的分母是GDP的增長,分子是資本增長,也就是投資,其含義是增加1元錢的產出,要增加多少投資。如果m2/GDP的值以增量表示,並假定噸的增量轉化為投資,則金融相關率與增量資本產出率的含義趨同。中國m2/GDP的值大約在5—8之間,即增加1元的GDP,要增加5—8元的投資,而西方發達國家這一比值一般保持在1—2.5左右,這表明中國投資效率低下,金融資源的配置並不節約,而是浪費。

3效用最大化

總體上看,中國經濟與金融運行都呈現出明顯的非均衡特徵。一方面是金融體系中的流動性過剩,另一方面是農村、中小企業等經濟領域仍難以獲得足夠的金融支持。一種有益的思路,是從促進金融資源的供求均衡著手,探索實現金融資源使用效率最大化的路徑與原則。
金融是現代經濟中最具魅力而又變幻莫測的領域,某種程度上已成為人類社會的存續基矗進入2007年,金融創新產品的推出、外資銀行的進入、農村金融的放開等重大事件,使金融問題成為最吸引眼球的話題之一,而中央政府也把金融改革重要性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毋庸置疑,在二十多年的市場化進程中,中國金融發展之路是迅速而雜亂的,亟待改革之處也是千頭萬緒。

4非均衡特徵

居民方面
其一是對居民的金融資源供給失衡。我們常常羨慕美國人的富裕,因為美國人能獲得空前豐富的金融產品,以此在時間和空間上最大化自己的福利。對於現代市場經濟國家來說,社會福利的不斷提高是目的,金融資源對居民的可得性是重要手段。而在中國金融體系中,居民可獲得的金融資源有限,表現在可用於個人投資、理財、經濟便利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極其匱乏。此外,政府金融政策對居民的重視也有所不足,如在股市改革、金融產品設計中,仍然偏重企業和政府的利益,其結果就是金融應帶來的財富效應嚴重不足,個人難以分享經濟與金融發展的好處。強化居民利益導向的金融改革與政策選擇,才能使金融具有更多的現代服務特徵。
地方政府
其三是對地方政府的金融資源供求失衡。在快速城市化時期,需要不斷完善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加上現有政府政績考核機制,地方政府的融資需求自然很大。由於稅制體系不完善,以及沒有發債權,地方政府只能通過銀行貸款、賣地或者用各類投資公司來獲得建設資金。前兩種途徑會受到中央政府調控政策約束,而通過投資公司採取信託、證券化、項目融資等各種手段來籌集資金,也在一定程度上帶來經濟秩序混亂和金融風險積累。應該說,這種金融失衡不僅會影響當前經濟穩定,而且會通過影響城市化進程而產生深遠的負面後果。我們堅持認為,儘快賦予地方政府以發債權,使地方隱性負債得以顯性化,總是利大於弊。此外,應針對城市化需求,發展多樣化的城市投融資產品,包括正確看待打包貸款在內的結構金融產品。

5加強有效供給

從金融資源供給來看,應該同時加強間接金融資源與直接金融資源的有效供給。
一則,促進信貸資金配置的優化,需要多方面配套改革。除了制度和政策因素,從技術的角度看,有必要在規範和調控信貸一級市場的同時,儘快發展和完善信貸二級市常在發達國家,信貸資產轉讓非常普通,已成為銀行資產管理和風險控制的重要手段,客觀上使信貸資源在高速流動中獲得更好的配置效率。中國自2002年開始批准銀行同業信貸資產交易,信託、財務公司也逐漸介入,但總體上交易規模有限、資產質量不高,很多交易僅僅是基於規避監管的目標。從長遠來看,逐步建立起規範的全國性信貸資產二級交易市場,無論對銀行改革還是間接金融結構優化來說都是有益的。
二則,增加直接金融資源的有效供給,除了繼續發展傳統的股票、債券等市場之外,加快各類金融衍生品創新也是必要的。我們要強調的是,金融創新應同時關注體制內和體制外創新。首先,當前國內金融創新的一個典型特點是政府主導,在金融機構自主創新能力普遍不足、金融市場尚不完善的情況下,這種政府主導創新體現出成本低、效率高的特徵,在一定時期內具有合理性。這種政府主導創新通常集中在銀行業市場,因為該市場包括了銀行、保險等最大的資金主體,同時又吸納證券公司、投資基金、財務公司乃至眾多法人企業。除此之外,政府還應給與體制外的民間金融創新以更大空間,因為民間自主創新畢竟是金融自由化的源泉,如私募基金、合作建房融資等理應獲得更多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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