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倫·伯爾
阿倫·伯爾 Aaron Burr(1756~1836),紐約州人,1801~1805年期間任美國副總統。出生於新澤西州紐華克,幼年時失去雙親,由一位叔叔撫養成人。1772年畢業於新澤西學院(現普林斯頓大學),學過法律,之後在美國獨立戰爭中擔任軍官,曾隨阿諾德將軍遠征加拿大,勇冠三軍,在曼哈頓戰役中立過大功,是公認的戰爭英雄。戰後,在紐約從事律師職業,並迅速進入政界。
合眾國成立后,紐約的政治由聯邦黨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民主共和黨的喬治·柯林頓把持。伯爾投身民主共和黨,入選州議會,遷居紐約。伯爾是一位非常能幹的政治家,在紐約他大得人心。1789年,州長柯林頓任命他為紐約州檢察長。兩年後,他又擊敗漢密爾頓的岳父菲利普·斯凱勒成為聯邦參議員。在1797年的參議員改選中,漢密爾頓終於設法把伯爾擠下了台。
伯爾是美國競選政治的鼻祖,被稱為現代競選之父。在紐約,伯爾把一個社會下層的社交團體塔姆尼改造成了一個強有力的競選機構。在1796年的競選中,傑斐遜和伯爾作為民主黨候選人同聯邦黨的約翰·亞當斯與查爾斯·平尼克競選總統。結果,亞當斯獲71票,傑斐遜68票,伯爾30票。於是,亞當斯成為總統,傑斐遜為副總統。到了1800年,傑斐遜和伯爾再度作為民主黨候選人同亞當斯競選總統,結果傑斐遜和伯爾都獲得了73票,亞當斯63票。當時的憲法規定,選舉人要投票給兩個總統候選人,得票最多的為總統,次多的為副總統。於是,伯爾認為自己有了成為總統的機會。這時聯邦黨人成了競選的關健,他們的選票將決定誰將是美國的第三任總統。聯邦党參議員艾米斯認為要投伯爾的票,因其沒有原則,可以為聯邦黨所用。而傑斐遜則是強硬派,根本不可能與聯邦黨合作。艾米斯在聯邦黨內勢力很大,漢密爾頓見勢不妙,他必須出面阻止艾米斯的錯誤策略。於是在1800年12月24日,漢密爾頓給參議員古維納·莫里斯寫了一封信。信中把伯爾說成是一個只有野心沒有原則的人。
由於最後的表決是每州一票,因此儘管最小的特拉華州只有一票,但它的作用也很大。1801年1月16日,漢密爾頓給特拉華州參議員詹姆斯·巴亞德寫了一封信,希望巴亞德投傑斐遜的票。同時,漢密爾頓又向傑斐遜傳話,如果傑斐遜答應某些條件的話,他將使聯邦黨人投傑斐遜的票。但傑斐遜表示,他不願意成為一名被捆住手腳的總統。這樣,漢密爾頓只能無條件地單方面作出選擇。他選擇了傑斐遜。結果,在眾院第36次投票時,通過了由傑斐遜任總統,伯爾為副總統。
傑斐遜並不信任伯爾這個副總統。1804年,尚未卸任的副總統伯爾決定競選紐約州州長。伯爾的競選對手是同為民主黨的摩根·劉易斯。伯爾把寶押在聯邦黨人身上,漢密爾頓再次出來攪局,勸其黨人不要投伯爾的票,伯爾敗選。
1804年4月,紐約州法官泰勒在家中宴請漢密爾頓和庫伯等人,席上談到了州長競選。事後,庫伯給友人寫通道「漢密爾頓把伯爾說成是一個危險的人,不應當給以信任。肯特法官也有同感。」庫伯在另一封信中寫到「漢密爾頓認為伯爾是個危險的人,他甚至對伯爾有更鄙視的看法。」不知為何,四月二十四日的《阿爾巴尼紀事報》上披露了這兩封信。於是一場無法收拾的風波因之而起。
伯爾認為,漢密爾頓對他一直不公平,但他都容忍了,漢密爾頓不但沒有收斂,還變本加厲,這次他決心算總賬。6月17日,伯爾把朋友范內斯請到家中,讓他把一封信交給漢密爾頓。信中附有《阿爾巴尼紀事報》的剪報,伯爾要求對「漢密爾頓認為伯爾是個危險的人,他甚至對伯爾有更鄙視的看法」做出解釋,還要求漢密爾頓對庫伯說的那些話迅速地無保留地給予肯定或否定。漢密爾頓認為此信非常嚴重,他需要時間加以考慮,並於20日給出答覆。最後,漢密爾頓拒絕給予明確的答覆。伯爾回信堅持要對方給予明確答覆。漢密爾頓接到信后很吃驚,他十分僵硬地拒絕再給伯爾回信。伯爾乃提出決鬥,以便「向全世界宣布,這些事情必須有個了結。」漢密爾頓預感到他會在決鬥中死去,因此他在決鬥前留下了若干封信。其中之一說,他反對決鬥,因為他是基督徒,反對殺人;他妻子和孩子需要他,他不應去死;他有很多債務要還,他不能因為死亡而讓債權人受損失。但他又說,他無法避免這場決鬥。於是,一次重要的決鬥發生了。
這次決鬥之所以有名,除了是因為決鬥的雙方在北美獨立中的貢獻和獨立后兩人的權勢名聲,更重要的是因為這次決鬥而產生了美國憲法的第十二修正案。憲法第十二修正案規定,每個選舉人分別投總統和副總統各一票,不再是投兩張總統票。這看起來是一次技術性調整,實際上卻改變了美國的選舉政治,奠定了以後二百年來的兩黨政治。憲法第十二修正案打破了人們理想中的最好的最有能力的人作總統,第二好的能力第二的人作副總統的常識性想法。因為得票最多的兩個人可能有相同的選票,從而無法由選票分出候選人的好壞,辯別出他們能力的高下。最重要的是在這種情景發生時,兩個得票相同的人不再表現出應有的君子風度,而是為了總統這個權位各施法術用盡心機,從而可能會用陰謀來代替政治中的公平公正原則。給了第三方利益集團影響總統選舉結果的可能。確立了憲法第十二修正案以後,美國的選舉,就從選兩個好人當正副總統,變為選同一政黨的兩個人擔任正副總統。原則上,可以投這個黨的總統候選人一票,投另一個黨的副總統候選人一票。但是,實際上選舉人都是按照政黨配對投票,即一對正副總統候選人,在和另一對候選人在競選。實際上,這個選舉法承認了這樣一個事實:得最多和得次多票者,非但不是政治上和治國理念上最接近的人,更可能是相差最遠的人,是反對派。因此,反對派就應在政治制度中有其應有的地位,反對派和當權者的區別不過是投票時的票數之差而已。反對派不是敵人。不同政見的政治家們只是政治理念和治國方略不同而已,他們可以在一個健全的治理程序下共存。於是,兩百年前的這場決鬥之後,紳士從政壇上消失了,政治家從此政客化了。伯爾射擊的那顆致命的子彈確立了美國選舉政治的遊戲規則。
1807年1月10日,聯邦政府簽發通緝令,要求各地執法人員一旦發現前副總統伯爾,立刻輯拿歸案,以叛國罪加以起訴。奧爾良領地的法官對此很驚訝,決鬥中打死漢密爾頓后,伯爾在千夫所指中完成了副總統任期,傑斐遜競選連任的搭檔是紐約州州長柯林頓,伯爾自此從政壇消失,判國罪的證據何在?法官正思索著,伯爾已前來自首。法官一驚:一直在紐約的伯爾怎麼到了南部?原來,伯爾卸任后,因漢密爾頓之死,紐約和新澤西都回不去了。於是,他來到了南部的德克薩斯,從西班牙政府手裡租了四萬英畝土地來開墾。他從報紙上看到了被通緝的消息。法官問伯爾做了什麼,聯邦政府要通緝他?伯爾說,和其他美國人一樣,他認為美國遲早要和西班牙開戰,因此他手下80多個農民都有武器。法官覺得這是政府對伯爾的報復,當庭宣布無罪釋放。幾周之後,聯邦政府發了第二道通緝令,再次以叛國罪通緝伯爾。伯爾照舊去法庭自首,上次那位法官調走了,新法官問明情況后,又放了他。過了幾周,聯邦政府對伯爾發出了第三道通緝令,這次伯爾沒有去自首。2月20日,伯爾在逃往西屬佛羅里達的路上,被執法人員抓獲,押送到弗吉尼亞的里士滿接受審判。
監獄中的伯爾,覺得這次凶多吉少。因為傑佛遜親自在幕後指揮檢察長喬治·海。於是,伯爾請了當時最好的律師亨利·克萊,後來又聘盧瑟·馬丁。後者公然把矛頭指向傑斐遜,並指出傑斐遜在審判前就在眾院內指責伯爾為叛國分子,以總統身份發這樣的議論是很不正常的。
聯邦法庭開庭時發現伯爾和駐美的法英兩國大使之間有秘密交往,想藉助英法勢力把西班牙人趕出德克薩斯。開拓疆土是好事,但不能輕啟戰端,法庭認為愛國之心可嘉,想教訓幾句放了他。可傑斐遜拿出了新的證據,證明伯爾企圖把西班牙趕走後,在西部建立自己的國家,這個國家包括德克薩斯和美國領土,政府據此告他四項叛國罪。伯爾矢口否認,於是法庭傳喚證人詹姆斯·威金森將軍。威金森在美法准戰爭時是軍中第三號人物,1805年出任美軍駐新奧爾良軍區司令,兼任路易斯安那領地總督,1806年因濫用權力被解職。威金森到法庭作證,拿出伯爾給他的信件,證明確有此事。伯爾稱威金森所呈信件是偽造的。法庭當場鑒定筆跡,發現威金森所呈的信件是他自己的筆跡。威金森說:原件丟了,這是我留的抄件。法庭內一陣哄堂大笑,陪審團宣布這個證據無效。
傑斐遜不在乎這些,要求最高法院判伯爾叛國。聯邦黨人恨伯爾打死漢密爾頓,沒人幫他。民主共和黨人在傑斐遜的高壓下無法出頭,伯爾找不到替他作證的人。伯爾萬萬沒有想到退休在家的第二任總統亞當斯會出手救他。1799年,帕特里克·亨利臨終前,向亞當斯總統推薦國務卿約翰·馬歇爾為大法官。亞當斯卸任前,任命馬歇爾為高院首席大法官。在亞當斯的授意下,儘管傑斐遜動用了一切可能,馬歇爾就是不判伯爾叛國。馬歇爾最後的結論是「勸人叛亂或促使叛亂並不等於事實上的叛亂。」他說,現在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下,伯爾並不在場。另一種情況是,個人招兵買馬而構成犯罪,也沒有證人。法庭於9月1日宣布伯爾無罪。因為伯爾在法庭上的表現瀟洒自如,這個判決獲得了旁聽者的歡呼。伯爾成了英雄。雖然馬歇爾是亞當斯的親信,但他也是傑斐遜的表侄,可他就是不給傑斐遜面子。傑斐遜只能幹生氣,三權分立是他參與建議的,為的是司法不受干擾。現在馬歇爾六親不認,維護法律至高無上的權力,傑斐遜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馬歇爾一生堅信聯邦黨人的思想,先後經歷六位總統,誰也惹不起他,只能通過把自己人選進最高法院的辦法,來減少馬歇爾的影響,可是馬歇爾口才奇佳最高法院內沒有對手,直到他死前,最高法院都是聯邦黨的地盤,因此奠定了最高法院和總統分庭抗禮的慣例。
當時的紐約等地,仍未忘記伯爾槍殺漢密爾頓一事,伯爾在案件結束后離開美國前往歐洲居住。1812年,英美再度開戰。人們關注戰事,不再注意伯爾。伯爾於是年回紐約,執律師業。但禍不單行,他曾寄以厚望的小孫子突然病死,孩子的媽媽西奧多西婭大受打擊。伯爾去信讓她來紐約同住,以解苦惱。1812年底,西奧多西婭在查爾斯頓港上船后一直沒有到達紐約。有人說是在海上遇風暴沉沒了,有人說被海盜劫走,但這都是猜測,因船上無人生還。伯爾在紐約的業務很好,1833年77歲時他又結了一次婚,3年後病逝,葬於普林斯頓。那位盧瑟·馬丁因嗜酒,晚年生活潦倒,伯爾念當年保駕之恩,曾給他接濟。
70多年後,一個秋天的下午,兩名學者到伯爾的墓前憑弔,其中一位念念有詞:「他是個多麼被人誤解的人啊。」這位學者是伍德羅·威爾遜,歷史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後來的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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