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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士思想,歷來佔據傳統文化精神最崇高、最重要的地位,只是它如隱士的形態一


  樣,一向採取「遁世不見知而無悶」的隱逸方式,所以被大家輕易忽略,而容易忘記。


  如果強調一點來說,隱士思想,與歷史上的隱士們,實際上,便是操持中國文化的幕後


  主要角色。至於講到道家的學術思想,更與隱士思想,不可分離。與其說道家淵源於黃、


  老,或老、庄,毋寧說道家淵源於隱士思想,演變為老、庄,或黃、老,更為恰當。為


  什麼我們提出隱士思想的重要至於如此呢?簡單地舉出三個理由,加以說明,便可易於


  明了其中的道理了。


  我們的歷史,自上古以至秦、漢。可稱為正史的,除了孔子著的《春秋》,以及春


  秋的三傳(《左傳》、《公羊》、《穀梁》)與《國語》以外,便是孔子和孔門弟子參


  加修整過的五經(《易》、《禮》、《詩》、《書》、《春秋》)。後人有所謂「六經


  皆史」的說法,那便是說,我們所保留的五經資料,都是具有充分價值的史料,但是,


  這些都是屬於正史的題材;此外,如自古流傳,散見於民間及諸子百家的傳說當中,所


  記述有關的史料,是屬於歷史背景上反證的部分,也不能說毫無採信的價值。相傳歷史


  上的隱士,在三代之際,便有許由、巢父、卞隨、務光等人,這些人物,大多都是「視


  富貴如浮雲」,所謂敝展功名,薄視帝王而不為的角色;同時,又說他們的學問、道德、


  人品,都是有超人的成就。正因為他們浮雲富貴,敝屣功名,所謂「天子不能臣,諸侯


  不能友」,因此使我們歷史上所推崇的聖帝明王,如堯、舜、禹、湯等人,都為之禮敬


  景仰有加;換言之,凡是上古的聖君名王,無論為政為人,最顧忌的,便是隱士們的清


  議與輕視。尤其在野的知識分子,和民間的心理,對於隱士們態度的向背,非常重視,


  到了秦、漢以後,司馬遷作《史記》,特別點出隱士一環的重要,把他和謙讓的高風合


  在一起,指出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化人高尚其志的另一面目。因此他寫世家,便以《吳


  太伯世家》做點題;他寫列傳,便以《伯夷列傳》做點題,尤其他在《伯夷列傳》中,


  借題發揮,大發其歷史哲學與人生、世事哲學的議論,比他的自序,還要進一層,深刻


  透露出文化哲學的觀點,強調隱士思想的背景,與其崇高的價值。


  其次,如眾所公認我們大成至聖先師的孔子,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心存君國的救世


  主義者,他要面對現實,反對逃避責任,但在他的一生里,卻極力讚歎伯夷、叔齊和吳


  太伯等人的讓位逃、隱,推崇他們的人格。他也講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


  行言遜」的處世方法,同時提出「寧武於,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


  愚不可及也」的觀感等等。這是說明孔子儘管自己具有人世救世的願望,但對於隱士思


  想「賢者避世,其次避地」的作法,仍然非常贊同,甚至他有的處世方法,也不得不取


  與隱士思想雷同的態度。所以在他周遊列國的時期,遭到晨門者、荷贅者的譏刺;碰到


  長沮、桀溺的批評;領會楚狂接輿的諷勸,他只有會心的嘆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只有在桀溺對他批評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


  豈若從辟世之士哉!」他曾莫可如何地加以按語,才有「鳥獸不可與同群,天下有道,


  丘不與易也」的感嘆。後來大家便引用他說「鳥獸不可與同群」的一句話,認為是孔子


  罵隱士們逃世消極的醜陋判語,其實,他說這句話,並非如後世人所想象的那樣醜陋與


  惡毒,他只是說出入各有志,彼此各行其是的感慨而已。因為鳥是飛的,獸是走的,所


  謂遠走高飛的消極者,與積極人世者,彼此都可各行其是;表明他自己,決心走的是人


  世救世的路線。我們只要一讀司馬遷寫《老莊申韓列傳》中,由孔子對於老子的按語:


  「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給,飛者


  可以為繒。至於龍,吾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一段話,便可


  了解孔子所說「鳥獸不可與同群」的語意何在了。並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他對於隱士思想


  的估價,和推崇老子為高隱代表者的表示。因此司馬遷寫在捉摸不定的老子傳里,也就


  有了「老子,隱君子也」的結論。總之,孔子的思想,與秦、漢前後所號稱的儒、道兩


  家思想,他們在原始的本質上,對於「君子乘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囗以行」的立身


  處世的態度,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對於「蓬囗以行」的隱士們,和隱士思想,是具有


  「心嚮往之」的潛在情感的。


  參考:《禪宗與道家》 (南懷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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