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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代,養士已成為上層社會競相標榜的一種時髦風氣。只要是有實力有抱負的國君、權臣,無不以儘可能多地收養門客為榮。趙襄子、魏文侯、趙惠文王、燕昭王、「戰國四公子」、秦相呂不韋、燕太子丹,門下都收養有千人以上的門客,其養士之規模也是春秋時期所不能望其項背的。由於通過養士的方式可以大量集中人才,既能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聲譽,以號召天下,又能壯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以稱霸諸侯,所以上層權貴們爭相禮賢人士,不拘一格地網羅人才,以盡天才之大為己能,形成了「士無常君,國無定臣」的人才流動和人才競爭的大好局面。

1戰國盛行養士

戰國的養士,形成了以「四公子」——齊國的孟嘗君田文、魏國的信陵君魏無忌、趙國的平原君趙勝、楚國的春申君黃歇——為代表的人才中心,大量的人才迅速地聚結起未。據史書記載,「四公子」門下的食客都超過三千人。孟嘗君的封地是擁有萬戶以上人口的薛邑,但他在薛邑一年的收入還不足以供養門客。秦昭襄王稱讚孟嘗君善於結交各種人才,說:「孟君門下,如通物之市,無物不有。」平原君門下也人才濟濟,「文武備具」,他曾自誇:一旦有事,「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信陵君手下的門客甚至可以潛伏在趙王的身邊,他所得到的機擊信息甚至比他的國君魏安僖王還快、還準確。人才的大量集中,形成了強大的社會力量,信陵君「仁而下士」,使得周圍數千里的游士「爭往歸之」,「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其他三位公子,對社會產生的威懾力也大致相同。

2戰國四公子的大量養士

一是「知人得士」
戰國時代的游士對於養士的權貴期望值甚高,不但要求他們能給予自己很高的物質待遇,而且要求權貴們能懂得人才,善於使用人才。信陵君在魏國偷盜兵符領兵解了趙國邯鄲之圍后,便留在了趙國。他聽說趙國有兩個出色的人才:一為毛公,藏身於賭徒之中;一為薛公,埋名於酒肆之內。信陵君幾次想見他們,兩人都躲了起來,不肯相見。信陵君打聽到他們的存身之處,就悄悄地走到那兒與兩人交遊,相互間處得十分融洽。平原君聽說后對妻子說:「我聽說你弟弟信陵君天下無雙。現在看來只是個糊塗蟲,只知道和賭徒、賣酒的混在一起」。信陵君從姐姐那兒知道了平原君的議論,感嘆道:「平原君的養士原來只是貴公子的豪舉,並不是真正為了尋找人才。」平原君連忙道歉。即使如此,不但天下之士,就是平原君的門客,也都投奔信陵君門下。在游士們看來,權貴者不了解自己,不懂得識別人才、使用人才,是不能容忍的錯誤。這就逼迫權貴者開拓人才的信息,提高識別人才的能力。因此許多隱姓埋名於民間的人才,如彈鋏長歌的馮瓘、勇於自薦的毛遂都被主人識別重用,充分發揮出自己的才幹。一些生活在民間的遊俠,如荊軻、聶政,都是被權貴們一再邀請,委以重任,才幹出一番驚天動人的事業的。

二是「不分貴賤,一與人等」

也就是說,門客受尊重的程度是由自己的才能所決定的,與身份的貴賤無關;而作為養士的權貴者須「仁而下士」,不能「以其富貴驕士」。正因為如此,佶陵君為了結交身為看門者的隱士侯贏,居然在鬧市中和顏悅色地牽著韁繩,站在一旁,等待侯贏和別人談話完畢,才請他上車迎到家中。燕太子丹通過「節俠」田光的介紹才得以見到身為平民的荊軻。見面時,太子丹「再拜而跪,膝行流涕」,以後「日造門下」,想盡方法來「順適其意」。這樣一種風氣,使得多數埋名隱姓於民間的武俠有了被重新發現的機會。在門客中,人與人的相對平等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化圈。這顯然與由游士大量集中所形成的特殊文化氛圍,以及戰國時代「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這樣一種新的價值觀所喚醒的游士個人意識的自覺是分不開的。任何人只要能進入這一文化圈,那麼至少在人格上都是獨立的,都能因自己的才識和武藝而受到尊重。中國古代社會自有確切的歷史記載起,「貴賤尊卑」等級有序的觀念便占統治地位。長達數千年的古代社會,只有極少數時期,並在極特殊的社會一文化環境下,人際關係才有相對平等的可能。戰國的養士制度就是這樣一種獨特的社會一文化環境。在這種社會一文化環境中,個人人格上獨立的要求得到鼓勵和尊重。

3影響

只有在戰國時代,身為「屠客」的勇士朱亥可以對魏王的弟弟信陵君的數次邀請不予理采;作為平民,荊軻可以因為燕太子丹催促他啟程赴秦而大發雷霆,甚至當面怒叱:「何太子之遣?」戰國的遊俠便是在這樣一種文化氛圍中存在並發展起來的,人格的自尊顯得特彆強烈和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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